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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宋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且有考古发掘为证。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来去自由。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符臣学2020-01-17 15:59:32
• 经济转型是指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中国的转型还需要很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源都是国有的，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如何分配，现在的社会矛盾完全被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暴露了，如果不能有效得到缓解和释放，那么引发的问题将是灾难性的。目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新阶段，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例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
  赵颖雷2020-01-17 15:54:52
• 较之汉唐，宋代城市转型是“较新的发展趋势”的表现有：一、打破了城内坊市格局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作为其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决策中心，它们的商业意义远远比不上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像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历史上的大城市，在汉唐两代，其商业活动也只是局限于“市”这一特定区域。历朝统治者为构建经济堡垒，会采取相应的整顿措施，宋之前坊市制广为推广。所谓“坊市制”，即在城中设坊与市，城内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在空间上是分离的。每个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坊与市之间不是相连的，而是互相隔开的。坊内可容纳数十至上百户人家，每家之间有围墙作为屏障将其隔开，坊门的开放规则是昼启夜闭。此外，城中设立最基本的居民管理单位，即坊、里。坊内的民居建造按等级身份加以不同的规定，禁止房屋和墙壁突出路面，更不允许侵占街道建造屋舍，或是临街设铺。这些布局的设置，有了乡村聚落的某些模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军事意义。城中作为商业贸易区的市有围墙用于围绕四周，与坊一样，市与市之间也不缺少屏障。市门需按时启闭，市场的交易活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这些规则使得商业发展缺乏官方条件，大大抑制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城市商业日益兴盛，城市的面貌也随之有所改观，布局已不再沿袭封闭的坊里制度。很多商人只要缴纳一定税额，便可在城中随意选择地点开设店铺。开封城中出现坊、市、巷名并列，商业区从原来的市扩展到了居民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互相交错，形成了工商与居民杂居、面街而居，呈现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的景象。越来越多的商人扩展自己的营业范围，以至于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当城内的官吏向侵街的店铺收税时，说明政府已经承认了侵街设店的合法性，古典的坊市制走向瓦解。至北宋中叶以后，周秦汉唐以来坊市制所造成的地域限制已不复存在，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的另一阶段。此外，宋代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早市、鬼市，还有草市、墟市。早在唐代出现的草市、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大、中小城市周围一些地区和村落。草市与各大城市及州县城市联系较密切，发展甚快，逐渐发展成新的商业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换市场，起到沟通城乡的作用。不仅镇市、草市大量涌现，一些草市发展成镇市，许多镇市发展成城市，这些城市的演变现象，与宋代商业的发展不无关系。二、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宋代城市的发展，不限于城内坊市格局的打破，值得注意的是，还打破了城郭的限制。随着宋代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再冲破原有的城墙束缚，向四周近郊地区扩展。北宋首都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据记载，北宋太宗时，东京汴梁已是“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的大城市，　南宋临安户口也在百万以上，可谓是人丁兴旺。而城市扩展出去的近郊地区，商业活动开始活跃起来。贴近城墙的州县城郭一带，准许居住，开设各种作坊和店铺，有了新集市的规模。这类可称为草市的市区，后来失去乡村集市的意义。宋政府把这些贴近城郭的草市当作城镇的一部分来对待，熙宁年间全国乡村编为保甲按时教阅，“诸城外草市及镇市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　而汴京临安等大城市，则将城内外区分为若干厢，将居民编制起来，比此前坊的管辖范围要大得多了。这样，城市就容纳了更多的作坊和行铺。相对于前朝的传统的古典型城市而言，宋代的城市的转型，有较新的发展趋势，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开端。
  连业达2020-01-17 15: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