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回答

•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冯根福我国历代领导人都深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都反复呼吁中国要大力发展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既然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个问题却长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呢？要真正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首先是要提高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企业对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热情和积极性。然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经济活动主体活力不足。前一个时期，我们在果断“破”过去一些错误的或不合理的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有效的合理的新制度，结果导致我国经济活动主体活力不足。例如，把部分政府官员的不合理的福利或灰色的收入给取消或取缔了，但与此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官员收入激励制度，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员参与和支持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几乎实行“一刀切”的薪酬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普遍下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如何处理曾有不同“原罪”的民营企业的制度和办法，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大的民营企业纷纷设法往海外转移生产，不安心在国内开展生产活动。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既要坚决纠正和取缔过去的错误的或不合理的制度与做法，又要尽可能防止“矫枉过正”，与此同时，还要及时建立起新的能够有效激发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活力的新制度。如何才能尽快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态势？如何才能使中国经济由持续下行扭转到平稳，再由平稳重新回到中高速经济增长？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我们主要从经济增长动力源旳视角，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解答。更具体地讲，我们主要从经济活动主体活力的的视角，分析和解答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前30多年经济为何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二是持续30多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转折？三是中国现在和未来重构和培育新的有活力的经济主体的关键是什么？大家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充满活力，而且这些经济主体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中有序运行，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定能够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活动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国有企业；三是民营企业。在前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我国三个经济活动主体一度都充满了发展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视角看，前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官商一体”推动，也可谓是“官商经济”。在当时，有些官员可能处于事业心的目的，有些官员可能处于职务升迁的需求，有些官员可能处于个人渔利的目的，可以讲，都在努力地工作。在当时，许多官员为了招商引资，一个晚上要轮流陪好几桌客人吃喝。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决定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经济的动力比政府官员更足。由于一些政府官员手中掌握许多资源，加之中国经济当时又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不论是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取廉价资源和谋取高额利润，不少企业不择手段贿赂政府一些官员。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前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可谓是全民经商，政府推动。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前30多年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失误，就是当时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却忽视了构建正常的政商关系，忽视了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有序运行的法制基础。结果是经济发展上去了，经济腐败却越发展越严重，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运行秩序越来越混乱。最近，有人说反腐对当前的经济下行没有影响。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目前的反腐对当前的经济下行肯定有影响，但这是一种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前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中，有一部分是经济腐败放大的效应，如依靠政务消费的“傍官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等等。上述腐败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注定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腐败导致的经济增长，就像人体上的的恶性肿瘤一样，尽管它一时可以增加人的体重，但这种体重的增大实质是一种不良的“虚增”，它最终会摧毁和扼杀人的生命。所以，这次反腐，就像切除人体上的的恶性肿瘤一样，切除了经济增长的“恶性肿瘤”，挤掉了过去高速增长中的“腐败泡沫”。由于反腐必然会挤掉过去高速增长中的“腐败泡沫”，在短期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尽管反腐在短期内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是一种良性的影响，是一种保障我党生存和我国经济中长期实现健康的中高速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也应看到，近年的的经济下行，也与部分官员不积极作为有关。由于过去30多年并未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政商关系的合理界限，加之这次反腐致使部分官员的灰色福利受到了一些损失，所以少数官员采取了观望和不积极作为的态度。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某些官员的“庸政、懒政”现象就是生动的例证。由于少数官员“庸政、懒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发展。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活动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部分民企的发展，特别是发展规模已经较大的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多少都有一定的“原罪”即曾有“行贿”和偷税漏税现象等。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大，倒下的“贪官”日益增多，曾与“贪官”有牵连的民企纷纷倒下。这样就使那些有所谓“原罪”但至今还未暴露的资产较多的民营企业老板惶惶不安，有些还想方设法往海外转移资产。由于这些民企老板不安心在国内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另外，由于采取的改革政策不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积极性。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大中型国企高管薪酬的确定的过高，也有部分国企高管薪酬和其管理的企业效益脱钩，因而有必要对不合理的薪酬进行改革和调整。然而，由于许多地方和部门目前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采取的政策几乎是“一刀切”，尤其是对所有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律降低薪酬，有的甚至降得幅度较大。这样在国有企业就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部门负责人拿的薪酬反而比董事长或总经理还高。董事长作为企业的第一责任人，拿的薪酬反而比其管理的手下拿的少，这怎么能充分调动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积极性呢?由于对国企高管薪酬采取的改革政策不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现在我们亟需解决的的问题是: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视角看，如何既能激活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力，又能使经久不衰呢?实践证明，过去30多年我国采用的激活经济主体活力的机制方面存在严重弊端，因此，有必要设计和采用新的机制，重新激活我国经济动主体的活力，并使其长久不衰。毫无疑问，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活动主体仍然是政府、国企和民企。也许有人会问:过去30多年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和未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二者有何区别呢?这就问到了问题的要害。在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把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密切连为一体的的机制很不正常，其中有一种像“大烟土”或“摇头丸”一样的腐败剂也混入了把政府和国企与民营企业连为一体的“粘合剂”中。所以，中国眼下和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寻找一种优良的健康的新的“粘合剂”，把政府和国企与民营企业这些经济活动主体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重新激发这些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力。那么，这种优良的健康的“粘合剂”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种“粘合剂”就是“法制经济”。为了用公正透明的法制经济重新构建我国的新型政商关系，充分激活政府、国企与民营企业这些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力，需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建立合理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许多人认为，理想的目标是既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这个目标很好，但如何才能实现二者同时有效呢?至今为止，这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研究。客观地讲，前些年我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增多，既与法制不健全相关，也与政府官员激励机制不合理相关，例如，公务员整体工资偏低，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在同样的环境里，这些年银行贪污腐败现象之所以相对较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与银行监管加强和实行高薪有关。所以，一定要积极加强政府官员效用工资理论的研究，设计科学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级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在运用“法制经济”激活国有企业活力过程中，千万不能只强调“法制”，而忘记了“经济”，就是说法制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在利用“法制经济”激活国有企业活力过程中，决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例如，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和企业活动的规律来办事，不能简单地套用管理公务员的办法来管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前30多年确定的政企分离、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政府有些部门又强调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参照公务员的办法来管理，有些地区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一刀切”式方式的降低薪酬，这些做法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运行规律的基本要求，其后果令人担忧。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三是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为了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除了要积极建立以法治经济为基础的新型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之外，还要正确处理历史遗留的相关问题。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国法制不健全，存在有“逼贿机制”的环境，因此，许多扎扎实实搞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为了企业发展不得不去对制约其发展的官员行贿。因此，为了让这些曾经有无奈而“行贿”历史的扎扎实实搞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安心在国内生产经营，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采取恰当的办法加以处理。然而，对于那些通过行贿手段骗取政府资源和谋取暴利的不法商人，必须坚决打击，严惩不贷。
  贺齐辉2019-12-22 00:54:04
• 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会执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解决好目标所有人的问题。带动我们走向更好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
  黄盛开2019-12-22 00:18:05
• 1.莫言和诺贝尔奖那天，收到一个腾迅短信，说作家莫言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有760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国本土上有史以来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收到这条消息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赶紧一下——莫言。说真的，我还真是孤陋寡闻了。平时也有上上网，写点文章，却真真实实不知道莫言是何许人也。但这也并不奇怪，在中国这么大土地、这么多人口的国度里，不知道莫言是谁的人，并不只我一个，许多人和我一样，对莫言的获奖，都深感愕然。我并没有读过莫言的书，也没有看过《红高粱》这部电影。只知道这是张艺谋导演，巩琍主演的一部好电影，并且获得国际大奖。看来，在若大的中国里，我算是一个很糊涂的糊涂人了。但奇怪的是，竟然有些网络写手，在写莫言获奖的文章时，也写过这样的话，说他没有读过莫言的文章。那么，这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算是有些陌生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太熟悉的，这也许是一种中国现象吧。不过，随着莫言的获奖，有关于莫言的诸多报道和评论，便接踵而至。确实，现在我真真的知道莫言是谁了。我终于发现，我还算是一个中国公民。并且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莫言，感到由衷的骄傲。这也是一种中国现象吧！当然，随后的网络又出现这样那样的说法：有说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国力强盛了；有说西方人看到中国发展了，是在献媚于中国；也有些人，为那些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打抱不平。凡此种种，不一而终，无一不体现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思想观。没有，就抱怨没有；有的时候，要么大肆吹捧，要么心理不平衡。但不管怎样，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觉得：莫言获奖，是一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大事！偶看新闻，有评论说：其实莫言得奖，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就是回家和爱人包一顿饺子，庆贺一下吧！”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国现象吧，叫“皇上不乐太监乐”！因此，有朋友则说：莫言获奖，其实也就书多卖一点罢了。他的那些书还是原来的那些书，并不会因为他获奖了，书就更好起来。关键是，我们希望通过他的获奖，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文学队伍中来。这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大实话。中国人获奖，是鼓舞中国人的，而不是去改变那些曾经既已存在的过去！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可能也不会因为他获奖，就去买一本他的书来读。在我看来，中国的作家们想写好文章，只要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社会现象，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社会本质，再凭个人的思想加以融合，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因为谁获奖而去争买他的书，只能做到莫言的第二，可能也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类乎牛羊”了。2.黄河大桥过路费的余波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中国现象。国庆长假免收过路费后，竟然牵扯出两个黄河大桥超收过路费的事儿。从2019年10月8日起，河南省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终止收费。国家在没钱的时候，利用各种聚资方式，建造了不少路桥，并采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式，收取过路费，进行路桥再建设。这本来是件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可是，河南省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却超期收费16年、违规收费14.5亿元，这又如何向人民交代呢？本来，河南省郑州黄河大桥总投资1.78亿元，银行贷款7100万元。1996年后，已用收费还清了全部银行贷款，按理应该停止收费了。可是，却继续违规收费14.5亿元。更为吊诡的是，在地方政府重新核定的收费期内，如果再收到2020年，还将继续收费30亿元。数字如此之大，触目惊心。但如果这些收费是用来做为路桥再建设的，那也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这些收费后来变成了路桥之外的商业投资。据了解，在这些商业投资里面，有些还是亏损的房地产产业。那么，这其中的所谓“亏损”，又会有什么隐秘呢？这大概也是一种中国现象，关于此类事情，目前还不可知，大家只能拭目以待。说来惭愧，中国古典小说中常有类似的故事发生：一伙贼人拦住过往路人，说：“此路为我开，此树为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许多大桥，不但收费，还不断地超期收费，这和古书上所写的贼人拦路，没有多大区别。正如河南省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一样，针对有关该桥违规超期收费的质疑，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王红解释，收费是“经过认可的合法行为”。国家审计署2019年认定为“违规收费”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经河南方面2000年把它转为“经营性收费公路”，竟获“经批准”了。这意味着从2000年以来，黄河公路大桥的收费，既是“违规”的，又是“合法”的。此类事情让人无法解释，也让人无法理解，这是一个国家制度的不健全，还是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呢？3.“表哥”的存款到底多少自从“表哥”杨达才的“微笑门”事件后，人们对网络的正义力量总是有些欣赏。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在网络上大吵大闹的“适度腐败”之名词的由来。环球时报》于2019年5月29日刊载了其总编撰写的“攻坚战”一文。文内称，“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并认为，“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其后，腾讯网在转载该文章时，将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此篇文章一出，引起不少网民的反感，但事后得以纠正，这也很能反映中国现象。在今天，多数中国人痛苦并敏感于当前的腐败现象。或许我们应该理解，中国的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许多问题，但却无法理解腐败。我曾在一篇叫《落马记》的文章中写到：“作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古国，自古就有奇人异士论述八字命理，因此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及为官准则更是一目了然。八字命理中说：财生官，官护财。因此，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有财必有官，有官必通财。纵观上下五千年，皇帝是最大的官，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下便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各有各的土地庄府，家丁奴才。因此，中国古代之读书进仕，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做官，然后才有财源府第。这种中国古来有之的做官习俗，官商不分的为官现象，遗留至今。以至当今时代，依然无法根除，政治的腐败之风，也在所难免。要想让政府官员不腐败，则必须修正旧观念和旧教育，多多接触现代西方的为官之道。让经济和政治，从商和从政分自然分开，才能出现愿意献身政治、有远大抱负的好官。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再次披露说：当网友责问“表哥”杨达才为什么有那么多名表时，他说，他一家人都在上班。他上班，老婆上班，儿子上班，儿媳妇也上班，一年的工资下来就是十几万，买个几万块钱的名表戴戴，也没有什么。是的，这当然没有什么！但在随后的调查中，文章又写到，杨达才的存款有20多处，现在只能一处一处调查，等有结果之后，将公诸于众。于是我想，万一调查的结果是，他在每家银行只有三、二万元的存款，那么，我们应该向人家“表哥”道歉，还他一个清白。可万一调查结果是，他在每家银行有三、二十万元的存款，那么“表哥”应该向人民道歉，说明钱的来历。但倘使他在每家银行里有三、二百万元的存款，那么“表哥”再向人民道歉也没用了，应该准备坐牢。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所有的结果只能等到水落石出，我们小老百姓没有必要枉断猜测。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是一种中国现象！更不要适度腐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大概都能记得一句俗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希望，让适度腐败成为一种现象。
  龚少菁2019-12-22 00:05:38
• 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用民粹主义的煽情，很快会形成一种所谓仇富的浪潮。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在我们一半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0块钱的情况下，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看完这篇署名吴敬琏的文章，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很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决不仇富。比方说世界首富、中国首富、股神、创业神童等等财富神话，被无数中国人津津乐道；奢侈品消费总是围拢大量的中国人，一个高档汽车展几乎人满为患；无数中国人都梦想着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富翁；无数中国人看到身边富人的生活状态，总是有由衷羡慕的成分；……在我看来，中国人一点都不仇富。但是，中国人确实也仇富！比如说，开着高档跑车在人行道上撞死了人的富人；比如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的一个虐待讨薪者的纪实片——杭州一个服装公司的老板面对讨薪者王鸿丽夫妇，先是派人用刀砍，然后派人嚣张地对讨薪妇女说：跪下！不跪下，我强奸你！再比如说全身披挂价值数百万名牌的官员；再比如说家藏数千万元现金的官员；……在我看来，中国人确实仇富。那么，吴敬琏先生看不出这种“不仇富”与“仇富”的差别吗？我认为，所有靠诚实劳动发家致富，中国人都很羡慕，都不仇富，并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样的富人；所有为富不仁，所有以不正当手段发财的，都成为中国人“仇富”的对象。而且，吴敬琏说仇富从本质上“是有利于腐败分子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按照中国人仇富的“民粹主义”，其实，仇富的对象绝不仅仅只有吴敬琏先生试图维护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而是包括一切为富不仁的富人，尤其包括那些收入与财产严重的不符的官员。因此，针对为富不仁的仇富，不会像吴敬琏先生所说那样，“转移了目标”，“有利于腐败”，反而是把一切腐败网罗其中，一律“仇”之。中国人当前的所谓的“仇富”心态为何高涨？因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看到，太多的富人都不干净，太多的富人都极其嚣张，太多的富人都无法在太阳之下晒晒自己的老底，不管这些富人是官员还是私营企业主！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有仇富心态，事实上，它是中国社会民间正义感的体现，它针对一切不道德的财富聚敛，而并不仅仅针对吴敬琏先生心爱的私营企业主。如果我们把道德致富、干净致富、光荣致富视为社会大众的要求，那么，对于其反面，对于为富不仁的“仇富”，就是民主的道德呼声。吴敬琏先生把“仇富”夸张了，冠之以“民粹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在论述“仇富”的时候，坐歪了屁股。他把民营企业与官员腐败对立起来，似乎腐败只是官员的事情，民营企业家都是干净的好人。吴先生难道不知道，官商勾结才是腐败最肥沃的土壤？俗话说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一个巴掌拍不响，受贿和行贿总是双方的，反腐要反的并不仅仅是哪一类人，而是一切以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在重庆打黑如火如荼的当口，吴先生的这番话是否在说，重庆打黑也是“仇富”的“民粹主义煽情”呢？吴先生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同盟军，利用国家税务局的统计，把年薪12万以上的人都列入“富人”，似乎是想以此呼唤大家的一种警惕：如果“仇富”蔓延，你们都要遭殃啊！吴先生的良苦用心其实没有意义，中国人的仇富即便真如吴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快会形成一种浪潮”，也只会针对所有“为富不仁”的人，而不用吴先生来担心，“仇富”会扩大化。而且，几乎每一个老百姓都希望自己变成年薪12万的“富人”，他会仇恨自己吗？其实，我能理解吴先生担心“仇富”扩大化的原因，吴敬琏先生在文章里说：“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显然，吴先生是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殊现象，以及对于这一历史现象的个人理解，担心无产阶级又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此，我想问一下，在吴敬琏先生的心目中，腐败的官员属于什么阶级？如果腐败官员也是资产阶级，按照吴先生的理论，为何还要反对他们呢？如果说腐败官员是无产阶级，好像与事实严重不符。吴敬琏先生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屑不需要指责，我也同样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实践，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可消除的财富阶级，并且在“商人就是要赚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人所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只使得一部分人富裕，而且还对其原始积累的“原罪”表示“进步论”意义上的宽恕，例如“腐败次优”、“腐败有理”、“应利用腐败”等等，就像针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原罪”表示宽恕一样，使得另一部分人永远只能是“无产阶级”，那么，仇富恐怕很难避免，而且可能真的会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是要消除无产阶级，让大家都富裕起来。如果一部分人阻碍了大家的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使得另一部分人永远只能是无产阶级，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样的社会是吴敬琏先生希望的吗？因此，如果吴敬琏先生在消除无产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多下一点功夫，我认为，他绝不用担心“民粹主义的仇富浪潮”。如果吴先生只为一部分人说话，而忽视另一部分人，虽然他的担心有道理，但是，他会背离社会正义。财富和富人不代表社会正义，仇富和穷人也不代表社会正义，对为富不仁的“仇富”就是社会正义。
  管爱娟2019-12-21 23:5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