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任子弟1人。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任子的条件及名额限制。但是，从事实上看，保任多人者也不少。例如：《汉书·苏武传》载，西汉时，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汉书·冯奉世传》载，冯奉世之子野王“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立“以父任为郎”；《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三子皆为郎吏”；史丹“九子皆以丹任为侍中诸曹”。东汉亦如此，如《后汉书·冯鲂传》载，冯石“为安帝所宠……拜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由此可见，保任2人、3人乃至多人者也不少。东汉时任子制度略同西汉，所特殊的是允许宦官任子。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斗争激烈，在双方势力的消长变化中，宦官为保全地位和利益，亦效仿官僚阶级，让子孙袭官。宦官本无后，只能“认子”，先“认子”后“任子”。宦官势力强大时，阿谀之辈纷纷认阉作父，以谋职权，其数量之大，如史书所载：“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从制度上就可使望族子弟世代为官，世袭制的残余远比任子制浓厚。唐代，科举制的实行瓦解了门阀政治，却使任子制得以复苏。这时选官途径大为扩展，许多有才之人不分门第高下，都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名位，那种能使既无才学又想做官的官僚子弟承袭父业的任子制遂成为朝廷的一种恩典，通过荫庇子孙的方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益加鲜明。唐代从制度上对任子作出详细的规定：“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一人得道，鸡夭升天”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这是一种按品降荫的方法，保证了五品以上大员可享受任子的特权。宋代任子制畸形发展。从《宋史·职官志》可以看出，为官无论大小均有恩荫特权。恩荫的范围有子、孙、期亲、异姓亲、门客等，大大突破了，任“子”的限制。恩荫的数额：宰相10人，执政8人，侍从6人，中散、至中、朝仪大夫3人。如遇高官去世则恩荫数额更多，如太尉“王旦卒，禄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恩荫的名曰：大凡新皇登位、祭祀、大典、逢年过节都是朝廷恩荫百官子弟的好时机。宋代任子多为郎官，虽是散官，但因数量之多，也是造成冗官冗员的直接因素。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一次皇帝亲祠之岁便任子4000余人，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宋代任子制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宋之滥者。元代任子如唐制，承荫人按父祖官品高下定荫官的晶级。据《新元史·百官制》记载：正一品子荫正五品，从一品子荫从五品，等而下之，至从五品子荫从九品，正六品至从七晶子则分荫上、中、下钱谷官。在这个前提下，元代任子还有血统顺序和民族区别，血统顺序是以嫡系、长系为主，孙比子低一等，曾孙比孙低一等，婢生子及旁荫亦按规定降一等；民族区别是，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明朝任子制初承元制，明叫“荫叙”。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予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满著绩方得请荫。所荫之人为国子监生，称为“官生”。如遇特恩，不限官品也可荫子人监，称为“恩生”。据《明会要·选举二》记载：到洪武十六年1383任子范围又有所扩大且成为固定的制度，“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递降至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至从七品子分荫上、中、下三等未人流职内叙用”。为体恤忠臣、功臣，还规定“文武官死于忠谏者，一子人监”，“守土死节，皆得荫子”，“凡储闱辅导及死于王事者，不限官品，皆得议荫”。但是，在补荫方面亦有一定限制，如荫子未仕而死，许补荫，但只许补一人，如已补而又故者，不许再补。明代的荫叙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受荫封的子弟官晶不能高；二是文官职务不能世袭。这多少还算是对任子的约束。清代任子均从恩，叫“荫生”，有“难荫”“恩荫”“特荫”3种形式。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难荫”始于清初，“官员殁于王事者，依应升品级赠衔，并荫一子人监读书，期满候选”。雍正年间规定，官员因公出差，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湖、洪泽湖遭风遇难者，应升品级荫赠；在内洋、内河漂殁者，减等荫赠。光绪朝规定，现任官员如遇贼殉难或在军营病故，可升阶升衔赠给实官补荫或依现任官荫赠。恩荫”，实际上是任子之常制。顺治年间，“恩诏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期满根据父辈的品级分别授予官职；护军统领、副都统、何恩哈尼哈著、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为荫生，余为监子”。乾隆年间规定对得“恩荫”者行考试之法，如文理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3年后再试。特荫”，就是明朝的“恩荫”。乾隆三年1738规定：“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吥祀，垂誉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才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可见，荫生是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为一些名臣勋卿的后裔封官表恩，它的对象是“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的子孙。关于荫生的授官，《荫生授官例》规定：公、侯、伯一品官荫生以部院衙门五品缺用；二品官荫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萌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前生以八品缺用。雍正三年的《考试之法》规定：令萌生到部年20以上者，奏请考试引见。乾隆十一年规定：定考试以古论及时务策，凡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则发回原籍读书，3年再试。光绪三十一年，下令免除汉荫生考试如满员的规定。此例一开，各贵族官员均由后裔继官；尤其是八旗子弟，皆因先祖的功勋地位而轻易得官。这一特权培养了一大批纨绔官僚，同时又为清朝吏治败坏埋下了祸根。总之，任子制不断扩大，实行此种“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官僚新贵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两汉时期许多人由此踏上仕途，多数人无真才实学和相应的能力，但也产生过苏武、刘向、霍去病等名垂青史的优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