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户套现，散户接盘。第一阶段：2019年7月11日—12月31日，一系列改革利好出台，带动了股市不断上涨，上证指数涨幅58.23%，对这波行情媒体都称之为“改革牛”。这期间中小股民投入了1.33万亿元进入股市。第二阶段：2019年1月1日—3月8日，因为春节、政府年终总结、准备两会等原因，没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股市平稳震荡。这两个月市场基本处在消化前期改革概念的阶段，中小股民净买入5100亿元，新的资金还在不断进入。第三阶段：2019年3月两会召开之后，改革利好不断出台，股市重新开始上涨。2019年3月9日—4月27日，两个多月时间中小股民净买入1.62万亿元，比前两个月涨了2倍。这时候市场泡沫开始形成。2019年4月16日，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正式面市。尤其是中证500，这成为一个极佳的套利工具，因为它的标的是中小盘股。以往的沪深300根本无法准确指示中小盘的价格走势，经常是股指跌了5%，但是小盘股已经两个跌停了，起不到套利作用。接下来的5月、6月，股市震荡下跌，官媒开始护盘，这是我们做的一件错事。如果没有官媒护盘，也许股市可以进入一个平稳期，和第二阶段一样，去慢慢消化过去的改革概念，股指能维持在4500点左右，稍微有点泡沫很正常。可是这次护盘后，5月、6月间有大量杠杆资金入市，再加上做空手段齐备，于是引发了后来的大规模下跌。大庄家们也疯狂套现，从5月1日起到7月8日证监会禁令出台，总共套现3.2万亿元，逼迫政府出手救市。而上市公司高管们在5月总计套现366.5亿元，6月336.4亿元，单月套现金额相当于2019年前四个月套现金额的总和。二、高杠杆配资。截至2019年6月，场内场外配资规模达到最高峰4.8万亿元，股价也被推到最高点。大量杠杆资金入市的结果就是，一旦出现下跌，就会发生千股齐跌的壮观场面。6月13日午间，证监会发布消息，要求证券公司对外部接入进行自查，对场外配资进行清理。配资在得到通知以后开始撤出，大量抛售股票，配资筹码集中的股票首先跌停。而一旦触及平仓点，跌停的股票是卖不出去的，必须抛出那些还没跌停的，结果就是引发大面积跌停。6月18日，沪指跌3.67%，两市近2000只个股下跌；6月26日，沪指跌7.4%，两市2000只股票跌停；7月7日，1700只股票跌停，占当日交易股票总额的88%。而紧接着在7月24日的第二轮股价下跌中，配资又一次大规模出逃，拖累股市。融资融券余额由7月24日的1.5万亿元减少到8月3日的1.3万亿元。股价恢复平稳之后融资融券余额回升至1.4万亿元。在8月18日的第三轮股价下跌中，融资融券余额再次由1.4万亿元减少到8月26日的1.2万亿元。三、做空制度加剧市场恐慌。在2019年4月股市泡沫开始形成时，做空工具也横空出世。2019年4月16日，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正式面市。在5、6月份股市和杠杆都处在高位的时候，中证500股指期货的持卖单量也达到两个高峰。7月1日因为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股票无量跌停，现货卖不出去，只有通过股指期货空单去对冲现货头寸，导致以中证500股指期货为首的合约大幅贴水。IC1507合约收盘7509点，较现货中证500指数贴水902.51点，贴水幅度达12%。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股票只有以今天市场价的8.8折往外卖才会有人来接单。由于中证500可以精准反映大部分股票走势，大家只能开出更多中证500的空单对冲，大量的空单又加剧了股市的恐慌下跌，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扩展资料：遏止内幕交易，大户套现得到约束，才能稳定市场预期，让股指逐步回归价值投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两个政策，而是有效的监管体系，而这正是我们目前的证券市场最薄弱的地方。如何将疯牛导入慢牛，避免股市重新步入熊市，就非常关键。考验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水平。中国股市从创立之初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即让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开放平台。相反，这是一个有意识对资源配置进行扭曲，以实现让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够以低成本或无成本源源不断攫取社会资金的目的。为此，中国股市创建之初便作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国际通行的一般市场规则的特殊制度设计，其核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新股上市IPO政府审批制度；第二，股权分置制度。前者是为了确保唯有政府认可的国有企业——而不是优质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融资，后者是为了确保即便国有股份所占的比例再小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从而使之能够无节制地圈钱而又不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地位。股市暴涨暴跌真正凶手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