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何其难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课题，比如基于云存储的新技术为广大用户快速便捷地提供大量内容，但也由此引发诸多视频内容版权纠纷；新技术新应用在创新过程中引发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讨论。本文从版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对热点案件进行分析，特别对不正当竞争案件，从技术、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探索解决路径，希望能为互联网环境下复杂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一些思路。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快播因聚合平台纷争再起，腾讯、金山与360公司互诉对方不正当竞争……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产业界探索发展新模式的拦路虎，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疑难问题。近日，在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五届首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产业界代表与北京市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从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制聚合平台问题”“有关法律的适用将向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减轻和减少对权利人的利益分流、促进各方利益分享模式的创新方向发展”等设想。规制聚合平台问题多所谓聚合平台，其核心是第三方应用平台通过链接汇聚整合多种资源，以实现快速、准确地服务用户的目标。最常见的聚合平台是对视频网站的聚合，有些网络电视客户用户端或者播放器向用户提供播放下载的功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嵌套链接等方式，将第三方拥有版权的内容通过播放器提供给用户，在业内也被称为聚合类视频网站。此前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快播之间的争议也就在此。据介绍，嵌套链接是随着云存储发展而来的新技术，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还在探讨中。关于聚合平台与用户、链接网站之间的法律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巫霁认为，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通过聚合平台可以快速、准确、简便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对于平台而言，用户的点击量意味着其经济利益，所以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对于权利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不同情况。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的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本身就是侵权的，聚合平台设置的链接也是未经许可的链接。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既可以起诉聚合平台，也可以起诉被链接的网站。因为聚合平台的侵权事实与被链网站的侵权事实不是同一事实。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是获得授权的，被链网站与聚合平台之间也签署了合作协议，但该合作范围超出了被链网站从权利人处所获得的授权范围，聚合平台的链接行为致使网络用户直接从平台上获得信息，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链网站来说，其与聚合平台的关系也分为两种情况：在许可链接的情况下，如果聚合平台的链接未超出许可范围，可能不涉及侵权问题，如果链接超出了被链网站的许可范围，被链网站可以基于合同或者侵权来起诉聚合平台；在未经许可链接的情况下，被链网站获得了相关版权内容的权利，而聚合平台未经许可链接就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被链网站可以直接起诉聚合平台。据介绍，目前权利人起诉聚合平台时，大部分是用著作权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有观点认为，从本质上分析，聚合平台的基础是链接。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应该承担以过错为前提的间接侵权责任。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没有过错的，适用“避风港原则”，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聚合类视频网站打开之后直接播放内容，并不显示链接的实际地址，也没有跳转页面，没有非常明显的来源显示，其链接的特质并不是非常明显。如果在不能证明它是链接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此认定其属于直接侵权?另外，聚合平台可能对被链对象进行分类、整理，以达到使用户更便捷地获得信息的目的。聚合平台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推荐，能否就此认定它构成“应知”情况下的间接侵权?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探讨。虽然现有案例多是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讨论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能否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聚合平台的行为?他们认为，聚合平台事实上利用了其他网站可能投入巨资引入的内容资源，汇聚整合到自己的网站上，吸引用户的点击量，同时也吸引广告的投入，而用户的点击量和广告的投入，正是现在大部分视频网站的盈利来源。聚合平台和视频网站是否构成竞争关系?前者的行为侵占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是不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需要明确。聚合平台一方面不断革新技术，汇聚整合其他网站的内容，满足了用户更便捷获取信息的需求，获得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聚合平台利用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挤占了其他网站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导致这些网站降低技术投入，更愿意趋向链接，而不愿意趋向内容本身。长此以往，互联网将失去创造更多更新内容的动力和机制。法律专家认为，在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和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面前，利益和技术应成为推动双方彼此促进、妥协的动力，以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于聚合平台，是进行收费，形成有价值的产业链，还是通过向权利人一次性收费，获得一揽子的授权，或者使用其他模式，有待业界共同探索。反不正当竞争难度大近年来，网络著作权案件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同样出现明显增长的还有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统计来看，虽然这类案件的绝对数量目前还不是很大，但是增长很快，争议比较大，审判难度高，调解难度大。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曹丽萍介绍，目前不正当竞争主要有四大类型：第一类是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纠纷，这类案件占网络不正当竞争数量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虚假宣传与商业诋毁有关的纠纷，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互联网是一个传播高效的媒体平台，因此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问题在互联网领域也非常突出。第三类是互联网企业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引发纠纷。第四类是围绕商业模式引发的纠纷，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这类纠纷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措施破坏他人的商业模式，二是因为复制他人的商业模式引发的诉讼。法律专家分析，目前这些案件审理难度比较大主要有3个层面的原因：对技术的认识、市场的把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问题。从对技术的认识层面来看，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法院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背景，对新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浏览器过滤广告、竞价排名等技术性比较强的案件时，通常非常谨慎。从对市场发展的把握来看，大多数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之所以告到法院，是因为经营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区分竞争手段的高低优劣，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对此做出规则的引领。可见，司法规则对市场发展方向、竞争规则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法官来说，要凭借自身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从法律适用来看，目前法律适用单一。因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远远超出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时预设的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但目前一半以上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还是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即第二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在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道德”时，往往不是特别清晰。此外，赔偿数额也是不正当竞争相关案件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争议双方往往无法通过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获利，最后只能由法官进行酌定。法官介绍，目前法院在审判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首先会审查原告是否有受法律保护的竞争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模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可保护性，如家乐福与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采用基本相同的商业模式各自经营，这种同业竞争有利于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正当利益属于法律可保护的范畴，当事人有权对此进行主张。其次，法院会审查原被告双方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已经不限于同业竞争关系，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两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此外，法院会审查行为正当性，并注重考虑被诉不正当竞争一方是否具有主观上的错误。只有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主观过错，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纳入民事侵权的范畴。实践中，主观过错一般体现为故意做出夸大虚伪的宣传，行为对原告具有针对性、歧视性，或者为迎合部分用户短期需求做出破坏他人商业模式的开发设计等。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认为，加强司法机关与互联网企业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人民法院立足网络环境、企业实际，共同探讨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秘书长王斌表示，作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执行机构，在日常纠纷调解工作中力求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并愿与产业内各环节企业进行交流，以特色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与突破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1我国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网络知识产权指在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就其创造的具有创新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独占权。网络的无国界性使得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削弱。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出现了新类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也变得复杂化。例如2019年6月1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索赔金额1100万元;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在2019年第10次“剑网”行动中公布了如黑龙江“第一教育网”侵犯影视作品着作权案等30余起案件。可见，近年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虽然我国先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10多个国际条约，但这些条约都缺乏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规定。国内在立法方面已有相应规定，2019年信息产业部与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虽然只是着作权方面的立法，但作为全国首部网络知识产权法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商、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起了一定协调作用;201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作了专门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布了《意见》，出台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的认定标准。我们可喜地看到，最高院2019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共16条，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作出了界定，更加细致地划分了网络侵权方式和侵权责任，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作出了较为清晰地界定，但该规定只是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够完善，体现为分散式立法，即分散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多体现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或司法解释，而缺失专项立法。2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2.1公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薄弱基于历史和文化等种种原因，大多数公民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如QQ、微信、各种影视视频软件等，导致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淡漠，在使用免费网络资源时根本不注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对侵权人侵权技术的赞赏，这无疑对网络侵权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那些侵权者也只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技术成就，沉迷于植入他人程序产生的快感中，根本不知或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且网络侵权和犯罪不够直观，使人们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认知不到位，即使知道自己被侵权，能真正扞权的却是少数。法学评论，20196：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