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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9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自然村为单位，通公路、通电、通电话、能接收电视的比例分别达到81．2％、95．8％、80％和89．1％；重点县70％的农户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此外，截至2019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岁至15岁学龄儿童在校率达到95．3％，青壮年劳动力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重点县73．5％的行政村有了卫生室，74．6％的村有了合格的医生或卫生员。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使贫困人口素质得到提高，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赵飞雄2019-11-05 23:03:06
•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1.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2.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及人们评价企业日益趋向经济效益，这就逐渐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义减弱。当前，中国社会的身份类别划分标准正在发生剧变。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的城乡各种身份系列。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新旧身份系列并存、交融与交叉错位的复杂图景。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评价标准仍在起作用，人们可以利用凭借原有身份已经取得的资源，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谋得一个能有更多收益的职业身份。政治评价体系与利益评价体系的并存，导致了人们身份系列与社会地位的多面性，也决定着人们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的取向。在城乡流动中，原有身份与新职业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则导致了大批边缘人及大量边缘群体的产生。伴随着这几种身份系列的松动的，是社会流动的三大趋势。即社会精英流向的多样化；八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及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向体制外流动。这三大流动趋势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英结构，改变着社会位置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改变着体制内外经济、社会位置的比例关系。因此，身份类别的松动对中国现时社会结构的最大影响是，它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松了绑。区域格局与区域关系区域是指“由社会关系和组织原则所组成的社区”。在一个社会中，区域间的关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区域格局，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改革开放的15年中，中国的区域关系和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及其过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在15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中这种以全国一盘棋、地区间同质同构、强调地方的自我生存能力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最明显地表现为：第一，利益的分化，地方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性体制中，地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中央的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放，全国一盘棋的模式开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财政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已不再是靠中央行政权力联结的关系，利益关系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和契约原则开始成为联结不同地区的新的纽带。过去的那种地区间无偿调拨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在地方利益动机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日益明显。第二，地区间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仅表现5为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在今天.地区间的同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大为增强。其原因在于，随着权力下放，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强；中央政府对部分地区给予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遗产的差异，目前地区间的异质性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程度等方面。其结果是使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失去基础。第三，市场原则支配下的区域关系形成了一种“差距扩大动力系统”。由于改革开放深化程度的不同，经济遗产的差异，以及在区位方面的差别，地区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状态。在这种梯度格局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似于较发达、中等程度发达、不发达地区的格局。大量的统计资料可以表明，在1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类似于国际分工格局的地区分工格局已在开始形成，如广东、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开始成为加工区；而内地的许多地区，包括像辽宁这样的老工业区，则正在成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销售的市场。第四，不同地区的发展机制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和内地落后地区的不同发展机制上。以行政调拨为手段的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的解体，全国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将各个地区的发展置于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环境之中。但由于不同地区在发展的时间和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便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比如，早发展的发达地区，由于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巨大优势，具有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其企业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发展动力与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地区的发展更需要的是市场条件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落后地区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其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明显劣势，资本的缺乏，企业家阶层的欠成熟等种种条件，使其在与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很困难的。综上所述，在短短的15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和还在发生重大变迁，这是本质性的总体变迁。这种变迁是积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虽然新结构的具体细节尚难勾画，但其轮廓是确定了的：它将沿着上面描。
  辛困秦2019-11-05 22:06:46
• 家族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神圣处所。在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家，一个个松散的个体，如没有家族通过血缘、长幼、亲情、互助等观点加以联系和规范，民众要独自寻找到自己的生命寄托，明显有难度。人们常感到今天的社会礼崩乐坏、感情淡漠、腐败横行，一些人做起恶来无所顾忌，这与我们丧失了家族观有一定关联。
  黄益民2019-11-05 22:0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