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国内外情况,说说卫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路述祖 2019-11-05 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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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学healtheconomics:研究卫生服务、人民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卫生领域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以揭示卫生领域内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形式和特点的学科。卫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卫生等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卫生经济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指导政府制订科学而高效的卫生政策,指导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制订科学的经营策略,指导消费者选择正确的消费行为。本书不仅介绍了卫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而且还联系国内外相关的实践进行了阐述。本书共十二章,内容包括导论、卫生服务需求、卫生服务供给、卫生服务价格、卫生服务市场、药品流通体制与药品价格管理机制、卫生总费用、医疗保障制度构建、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疗机构的成本分析与核算、疾病经济负担与健康投资分析、卫生经济分析与评价方法。
齐智善2019-11-05 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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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信息书名:卫生经济学作者:程晓明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ISBN:9787117089401开本:16定价:49.00元卫生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有:①卫生事业的经济性质和经济作用问题②卫生事业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③卫生保健制度的全文。
    龙巧妹2019-11-05 23:03:18
  • 是什么让刘国恩老师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毅然选择回中国到北大、到光华来全职任教的呢?这其中既牵涉到了刘国恩老师自己的少年梦想,也包含了北京大学特别是光华相关领导的用心良苦。200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没有卫生经济研究之说,卫生健康研究只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或者药学院这些只和医药相关的大学里才有。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卫生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而这个领域本身所面对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光华的相关领导秉承了北大自由、开放、包容、创新的优秀传统,果断地决定要在光华先把这个学科成立起来,和美国接轨,和世界接轨。光华当时采用的创新方法是,先把“庙”修好,然后请“和尚”来念经。在光华领导的热情相邀下,在2003年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成立之时,刘国恩老师终于答应担任系主任之职。但是,这只是个半职工作,即刘国恩老师还要把一半的精力放在北卡大学。三年间,刘国恩老师为这个光华最年轻的系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2019年2月,他更是辞掉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全身心投入到北大光华的事业中来。要知道,放弃一个终身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并不常见,更何况是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北卡的校领导也不理解,家人、朋友更是在关切地问他:放弃美国的一切,你究竟是为了什么?2001年,时任光华副院长的张维迎老师抽空飞到美国北卡大学,专程劝说刘国恩老师回中国开创自己的新事业。而刘国恩老师当时的态度也很坚决:彻底去北大光华,不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放弃在美国已植根完善的事业和家庭。让我们回到北卡大学那个宁静的夜晚,体味那个思绪波澜起伏的时刻:张维迎老师、刘国恩老师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一遍遍地漫步,一遍遍地交谈,维迎院长的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可是他们的对话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步。就像是太极高手一样,不管张维迎老师说什么,刘国恩老师总能以各种借口和理由来回绝。就这样,一直踱到了半夜,张维迎老师开始了最后的攻势。他首先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搞卫生领域的研究,这不是正常的。国际上尽管研究卫生经济的也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学者,但是在这样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中,经济学家毫无疑问是其中绝对的主力。而我们中国却是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谈卫生经济,既没有这个学科,也没有卫生经济学博士这个学位。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空白的天地,我们光华现在要成立这么一个系,我是到这边这么远地来请你,北大历史上也少有一个领导亲自为了一个老师专门跑到美国来……这时,刘国恩老师坚定的心理防线出现了一丝动摇,他的目光开始犹豫起来。紧接着,张维迎老师说了最后一句也是会让刘国恩老师终生记忆的一句话:“国恩啊,这个机会和这个机遇,我现在来给你谈,这不是一辆每天都有的常规列车,而是一次特别列车,要么你就上来,要么就没有了。以前没有过,以后这个列车也不会再发了。这个机会是空前绝后的。听到了这句话,刘国恩老师的心里就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他决定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就这样,经历了几年的考察,在2019年的2月,刘国恩老师完全放弃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及其他的一切,全职来光华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刘国恩老师回忆说,维迎院长的那席肺腑之言极具震撼力,是他日后决定放弃北卡大学的关键因素。现在回过头看,他全职加盟光华已经有1年零4个月,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也成立三年多了,刘国恩老师表示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不仅没有后悔,而且说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如果他早点知道中国医疗领域这个状况的话,他应该回来得更早一点。刘国恩老师觉得,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重大问题,并且是自己亲自参与,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有意义了,所以,“目前是最好的时刻,一切才刚刚开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报效“祖国之恩”,父亲虽早已过世,儿子“国恩”之名的寓意似乎在冥冥中得以实现。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且被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讨论,足见政府和全民的高度重视。而刘国恩老师回国后的主要研究就是紧紧围绕这项重大改革,他作为一个全球在此领域顶尖的中国学者,用他的真知灼见在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有力的学术参考。刘国恩老师说,我们国家现在总人口有13亿多,而真正有一个稳定的、常规的且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医疗保险网只覆盖了1亿6千万人,这些就是所谓的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即现在社会中有工作的人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是属于强势人群,他们拥有稳定的、常规性的医疗保险;而相对应的弱势群体,即没有工作的人,如穷人、老人、小孩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基本的、常规的医疗保障体系下,虽然在农村有一点点零零散散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其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当一个国家80%以上的人要自己掏腰包来看病时,如果看病钱不是很贵,普通人可以承受,那么情形也会好些。但问题是我国这么多人没有保险,而现在中国医疗费用又很贵。例如,北京市的三甲医院,平均一次性住院费用已经超过了两万块人民币,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人均收入,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见不到的。从国外的大多实践中,人均一次性住院费用不应该超过一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我们面临的疾病成本太大,并且有接近10亿的弱势群体完全暴露在这无法承受的疾病风险打击之下,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改革刻不容缓。所以,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问题,而如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即适当的医疗政策也就成为了中国目前医疗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何去何从呢?刘国恩老师介绍说,目前中国的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只有17%左右,即医疗开支的每一块钱中,公共筹资不足两毛钱,这个指标在国际比较分析中是非常低的。所以,不管来自哪个方面,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财政投资力度。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投入的这些钱应该怎么花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上,目前主要有两个观点,其分歧非常大。第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办模式。这个思路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本是“公益人”角色,所以应该回归其“公益性”的天职。中国的公立医院目前占了全中国医院总数的92%,医院认为他们之所以收费昂贵,源于政府对他们投入不足,所以只能加大患者的负担。从这个逻辑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强供给方补贴,即拨足经费给医院、医生,这样在“公益人”前提假设下,自然会水到渠成,医院医生回归公益的结果将是“看病易、看病宜”的美好景象。但遗憾的是,现实中关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人”行为假设是否成立呢?其持续性又有多大?这些都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证依据。第二种思路,竞争学派思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医疗服务机构,尤其是高端的大型公立医院,为什么可以持续不断地高收费,而人们还要排长队去等好几天呢?经济学的解释只有一个:供不应求!收费贵,利润高,而又可以长期保持下去,这只说明该市场不是一个竞争过度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不足、垄断的市场。作为坚信并捍卫市场竞争的代表人物,刘国恩老师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想使某种产品的高额垄断价格下降,市场竞争和开放市场是最佳选择。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竞争开放促进和鼓励社会资本,增加供给,价格下降,病人直接受益;第二,竞争开放鼓励创新,促进创造力,优胜劣汰,从而增加长期效益和福利财富;第三,竞争开放扩大每个人的公平创业机会,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综上,比较这两种思路后,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他的观点,即国家增加的财政支持,不宜直接补给供方机构,而应考虑通过国民健康保险的形式,赋权需方,增加需方的规模谈判能力来团购医疗服务,形成制约供方的有效竞争机制。这样做不仅会确保提高国民就医的公平可及性,也必然迫使低效的医疗机构提高效率,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否则被淘汰出局,从而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至于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充当第三方的国民保险代理人角色,刘国恩老师认为政府单位、保险公司、国内外机构都可以平等参与竞标,当然这是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实践探讨。但基本原则不该混淆,政府要“管、办分离”,集中力量进行法规制定和监督执行,增加弱势群体购买能力,并确保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制度条件。刘国恩老师坚信,只要政府能够正确定位并发挥职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本将会展现无穷的力量,使之成为我们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他还特别打了个比方,让我们更好对比这两个医改的思路成效:假如有一些人没饭吃,而刚好有一好心的有钱人来帮助他们。那么他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给饭店老板很多的钱,嘱咐他每天都保质保量地给这些人饭吃,并且要无私地持续下去。这种办法的前提假设是,饭店老板必须是“圣人”,即按照有钱人说的去做,并具有可持续性。但这种假设在现实社会中显然缺乏大众基础,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饭店老板都很难永远是“圣人”,而更可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常人”,因此促使他持续行好事的条件很难是自我道德而是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第二种,这个有钱人直接把这些钱分给没饭吃的这些人,赋权他们,让这些人拿钱到饭店里去买饭吃,如果这家做得不好,那么就到另一家饭店去买,长此以往,穷人吃饭问题解决了,饭店市场也会得以兴隆发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赋权需方和保持竞争是解决这些穷人吃饭的最可持续的手段。在整个采访中,激情和理想之光一直在刘国恩老师的脸上闪耀。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报效祖国和人民,一直是他四十多年来人生路径的指南针。如果说,他少年的梦想只是当一个好医生,一生也只能为数量有限的患者提供服务,那么现在站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前沿的他,虽然至今心存童年梦想未曾实现的遗憾,但却真真切切地用他近30年的学术功底、国际视野、中国人的情怀,为中国十几亿的人民在医疗保障制度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帮助。那个儿时的梦想,现在已经随着他个人的成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腾飞,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中国所有人的理想梦境:早日推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拥有健康保障的富足生活!而他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正书写着他传奇人生的新篇章。
    齐明松2019-11-05 22:37:45
  • 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宏观调控对策文章作者:徐策张伟超内容提要:改革开放的25年是我国经济大发展的25年,也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25年。当市场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不足的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失灵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本文通过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一些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宏观调控对策。关键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政府职能作者简介:徐策,男,1981年生,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经济专业2003级硕士研究生。张伟超,男1956年生,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副主任,经济学教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论述,对更好的发挥政府职能,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们经受起了国际金融危机和重大疫情等严峻考验,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矛盾突出、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即市场失灵是一个值得注意重要原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健全市场机制,结合国情更好地规范和发挥政府的职能,搞好宏观调控。一、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市场失灵问题的提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经历了从排斥市场机制到引入市场机制,从市场机制高效发挥作用到市场机制逐渐失灵问题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坦途,也有弯道。迈向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必须重视、研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同时又不是这两种体制的简单融合,而是我国在新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逐步解放思想而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体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基于完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征是生产上指令计划、分配上工资等级控制、消费上票证购买、流通上价格管制,不存在市场机制和市场失灵问题。实践证明在跨越了那段特殊的岁月之后,计划经济不再适应国情,开始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被压抑,“人未尽其才”;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低效率,“物未尽其用”;政府的职能过于宽泛,所管事宜过于琐碎和细致,面面俱到,而该管的事情却无人管理,“管未到其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了解决这些计划经济的低效和失灵问题,我国引入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春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两个转变,引入了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激励机制,政府的职能也日益从繁琐的微观事宜中解放出来,市场机制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是不是引入市场机制后,就快一切都依靠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呢?是不是有了市场调节后,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了呢?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加尔布雷斯曾把市场失灵归结为三大问题,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社会不公平。萨缪尔森也把这三方面视为市场经济偏离最优状态的原因。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斯蒂格利茨还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不能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重新对它加以规定”。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作用的发挥,说明了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说明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二、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原因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还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初步轮廓,并不十分完善。同时,我们知道自由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都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保证其经济行为不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其运作效率是建立在一些假设条件之下的,但条件不能满足或不完善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作用仍在不断扩大,市场失灵的问题也逐步表现出来。一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不能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具体表现为:首先,市场不能满足,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若在这种市场下,就会导致只有少数企业供给商品,而如果它按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来生产,其利益就会受损。若按垄断价格出售商品就会导致低效率,生产能力过剩,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天有不测风云,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时,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大萧条正是长期执行自由主义政策,任经济自行发展的恶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部分国家至今还对它心有余悸。我国经济虽然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的严峻考验,但是,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但投资的增长却非常快,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要同时转动才能使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若投资单方面过度增长,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接下来就会导致对投资收益率的悲观预期,伴随大量失业的经济衰退就会随之而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失灵问题会不断影响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不能不使我们表示强烈的关注。三是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怎样把“蛋糕作大”和怎样“合理分割蛋糕”这两个涉及全局的重要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拖欠职工和教员工资问题、城市居民贫困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横行、侵吞国家财产、不法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人们发现,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从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这表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虽然在整体上“蛋糕确实做大了”,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却在扩大。如果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市场失灵,调节机制不能很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经济职能,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三、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宏观调控对策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也艰难而伟大的实践。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既要使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配置资源,又不能让它完全自发的运行,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近些年来,我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其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的非公平竞争因素。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5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90年代末,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注意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SARS”的传播是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考验。SARS”之所以对经济影响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疗、何时结束、何时卷土重来等等。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原因是信息没有及时、精确、有效的披露和传达。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行为自由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不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2003年10月推荐网址:http://www.baidu.com/s?ie=gb2312。
    龚少英2019-11-05 22: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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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收益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固定收益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管理费用一般是向融资方收取(由信托财产承担),与投资者一般没有关系,信托合同中委托人的预期的信托网收益是相当固定的纯利得财富收益。 固定收益类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主要有: 受托人(信托公司)收取的信托报酬、保管人(保管银行)收取的保管费、信托文件账册制作及印刷费、信托计划日常管理费用(交通、通讯、保险、律师、审计等)、召集收益人大会的相关费用、资金汇划费、信托终止时的清算费用、为保护和实现信托财产而支出的费用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其他费用等。具体收费额度每家公司的每一款合同都有所区别。
二、证券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证券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阳光私募)的相关费用 这类信托理财产品的费用虽然也是由信托财产承担,但与投资者的关系高度相关,因为投资者的最后利益是信托财产扣除所有相关费用的余额。 证券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主要有: 固定管理费(信托公司收取,费率约为净值的1%-1.5%)、浮动管理费(投资顾问收取,费率一般为赢利部分的20%)、保管费(保管银行收取,费率一般为净值的0.25%左右)、认购费(一般是认购资金1%左右)、赎回费(一般在封闭期内赎回要收取高额赎回费,超过免收)、 信息披露费、银信托事务聘用的会计师和律师等中间费用、信托终止时的清算费用、证券及其他投资品种交易手续费/印花税/及其他费用、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及处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相关税赋和费用等。
三、股权投资类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股权投资类(PE)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 这类信托理财产品也和证券类信托产品一样,投资者的最后利益也是信托财产扣除所有相关费用的余额。 股权投资类(PE)信托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主要有:
信托认购费(购买信托时额外收取,认购额的2%左右)、固定管理费(信托公司收取,每年按信托资金的2%左右收)、浮动管理费(按信托收益的20%左右收取)、托管费(由托管银行按每年0.1%左右收取)和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及处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相关税赋和费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