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么认为：一：如果比尔-盖茨把全部个人资产捐出后，捐出的资产，就与他“一刀两断”，没有任何关联，那就是真的；如果盖茨资产捐出后，是把钱捐到《盖茨基金会》，而《盖茨基金会》的会长，又是比尔-盖茨的父亲精于赚钱，大肆赢利。2019年6月16日，香港的星岛环球网一文章写道，“美国的大型慈善基金会素以投资精明著称。以盖茨基金会为例，其在美国以投资的‘多样性’和‘保守性’而闻名。其惯用的手法就是简单的‘低吸高抛’，借机获利。除了股票之外，盖茨基金会还大量投资于短期投资项目，包括美国政府债券、高等级商业票据及短期贴现债券，还有国内国际共同基金投资、高收益企业证券和国际企业和政府证券等。据《福布斯》报道，盖茨基金会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回报，而2001年其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8%左右，……其高效的投资水平令人称奇。因此有人认为，盖茨大笔捐钱是为了逃避政府的高额财产税。也有一些人认为，盖茨这样做是为了改善近年来因打官司而被损毁的公司形象”。另一篇文章也根据《福布斯》数据，分析了盖茨基金会到底是热衷于慈善还是赚钱。据《福布斯》报道，据其年报，该基金会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这个总数是其财产转让所得的12亿美元的3倍多。2001年盖茨基金的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8%左右。甚至当标准普尔500股指的股息下降12%的时候，盖茨基金年收益率还能达到7.8%。这些数字表明，这家慈善机构的工作重点似乎不是放在慈善事业而是其投资报酬上。2019年1月，我国的许多网站都刊登一篇名为《盖茨基金会违背投资宗旨破坏世界环境？》的文章，文章说，“有国外媒体报道，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部分投资行为与其初衷相违背。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盖茨基金会将大笔资金投入到石油公司，这将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与基金会与贫穷和艾滋病作斗争的宗旨相违背。同时，盖茨基金会所投资的一些医药公司还曾被指控阻止向贫穷国家提供低价药品。另外，盖茨基金会每年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收益，而这些投资可能与其宣称的社会公益活动相冲突。盖茨基金会为了赚钱不讲道德，不择手段的唯利是图行为，不仅发生在国外，也发生在中国。被吹捧为“大公无私”、“高尚的道德情操”体现的盖茨基金会早就在我国投资赚钱赢利，并使我国一些跟风投资的民众损失惨重。这些事情也是大肆称赞盖茨基金会“慈善”、“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哈美人士避而不谈的。他们只谈盖茨基金会要来我国从事慈善活动。2004年8月6日新浪刊登了名为《减持海域化工盖茨基金获利就跑追涨股民遭套牢》的报道。报道说：“近日盖茨基金在香港炒中国股票激起人们的无限激情，盖茨概念股北人股份资讯行情论坛600860昨天再度涨停，然而，正当股民还在狂欢之时，一瓢冷水就当头泼来：盖茨基金开始出货了！香港联交所昨日公布的交易资料显示，盖茨基金在8月3日减持了278.8万股海域化工股份，每股均价1.35元，持股量由5.38%降至4.8%。该基金当初买入的均价是0.94港元/股，此次卖出每股获利0.41元，一个月的收益率达到43%。盖茨基金初玩中国股票，就尝到了甜头。盖茨基金是在7月5前买海域化工，8月2日公布消息，公布当天海域化工股价飙升36.7%，收于1.34港元，由于是跳空高开，大部分香港股民追涨的成本都在1.25港元以上。盖茨基金8月3日出货，当天海域化工下跌11.85%，昨天在香港股市大涨的情况下该股再跌3.36%，报收1.15港元，8月3日追涨的股民普遍账面亏损10%以上，惨被套牢。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盖茨基金会一贯利用股票市场中它操纵炒作起来的“盖茨概念”，诱使广大股民跟风抬高盖茨基金会购买的股票价格，然后盖茨基金会抛出其股票获利，同时“大公无私”、“高尚道德情操”地将使盖茨基金会获利的中国股民抛向亏损、套牢境地。大公无私”、“高尚的道德情操”盖茨基金会这种靠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利的真实面目，高歌盖茨基金会慈悲的哈美人士是不会谈及。金融界》的这篇文章，讲述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捐助医疗科研的幌子下，参与卫生决策，而决策“考虑的对象永远只是自己”，并且专制地要求医疗科研必须与盖茨、洛克菲勒等捐助方的“意愿相一致”，“利益相一致”。如科研课题负责人不按捐助方的意愿行事，“仁慈”的基金会就会专制地要求受捐助方将科研课题负责人隔离、下岗。文章说：“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疟疾的官员抱怨，由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疟疾研究越来越广，已处于支配该领域的程度。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盖茨基金会的一家独大将可能阻碍科学家们在该领域提出不同意见，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共同制定卫生决策的功能逐渐丧失。在一份谅解备忘录中，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部主管阿拉塔·科崎博士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提出了自己的忧虑：盖茨基金会捐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钱是‘关键的，但同时有着深远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研究经费的限制，世界上许多在疟疾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家，在研究导向上都必须与支持自己研究的机构意愿相一致。科崎博士说：‘如果每个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人都要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一致，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将会越来越难以保证。此外，科崎认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方向往往都偏重自己的喜好，如果盖茨基金会的决策足以对世界范围内的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这将对世界范围政策的制定过程有着不良的影响，政策将不会估计到所有人的利益。科崎博士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位性格刚直的官员，曾因为抗击世界肺结核扩散而受到行内的尊敬。然而此次在抗击疟疾项目上，科崎被‘隔离’，其原因是他得罪了像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捐赠方。科崎认为这些基金会在参与世界性卫生决策时，如同一个封闭的内部工作程序，其考虑的对象永远只是自己。他补充，基金会总是把其既得利益者所看到的数据融入到政策的制定中。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部主管阿拉塔·科崎博士这个案例，只是无数个资本家基金会用“慈善捐赠”来专制、霸道地控制受捐助方的案例之一。科崎博士这个案例之所以暴露出来，是因为“科崎博士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位性格刚直的官员”，他不屈从资本压力，他以为西方真的是“科研自由”，他以为西方真得“尊重”民主自由，“尊重人材”，而他是“受到行内的尊敬”的人材，所以认为他能按自己的科研方向行事。他没明白垄断资本基金会的“仁慈”只是骗人幌子，垄断资本是社会的统治者，垄断资本要求社会的一切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即使在所谓“慈善捐赠”时也不例外。因此科崎博士“得罪了像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捐赠方”而被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