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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2019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9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连丽芳2019-11-06 15:55:28
•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
  车巧林2019-11-06 15:37:06
•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治理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第一，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第二，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第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第四，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任务；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断。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降、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从短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过程中，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二是在GDP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状况保持较为良好态势；三是七大类结构参数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结构大调整时代已开启；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负面效应出现，经济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出现九大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快，农业富余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将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六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增长、创新驱动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增长。因此，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齐晶华2019-11-06 15:18:20
• 通过综合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核心要义是通过市场取向的综合创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学、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从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行业出清和盈利状况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一步推进工作，要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质属性，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通过简政放权等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显著成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依然存在。以投资领域为例，当前束缚企业活力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投资审批时间长、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行政审批形成了“行政部门设权、事业单位评估、行业协会认证、关联企业收费”的“审批套娃”，制约着企业投资经营。这些行政审批权力又通过法律、条例、办法、细则等形成了“法规套娃”，固化了部门利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加快拆解两种“套娃”，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许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监管和服务水平。通过要素价格等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步增强，但仍有一些价格信号不明确，甚至是紊乱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水、电等领域价格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加强产权保护，发展技术市场，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当前，供给过剩的领域主要是传统重化工业，生产要素流动难、“僵尸企业”多等问题在一些国有企业比较突出。一些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越是经济困难的地方，人们越往国有企业里挤，企业减员困难；企业破产涉及人员和债务，没有钱解决不了问题，难以顺利破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研究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富余人员的分离和再就业、不良债权的重组，以及“僵尸企业”的破产重整或清算，进而激发国有企业的生机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当前，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制僵化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内地的创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全球营商便利指数中，我国内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束缚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从国际经验看，每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大幅提升；供给侧一旦出现革命性创新，市场需求就会排浪式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企业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经济发展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轨道上来。
  赵顺邦2019-11-06 15: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