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投资个新建小区底商,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能投资商铺吗?

黎瑞兰 2019-12-21 2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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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综合的,因素很多。其主要问题是超发的货币和新增贷款,大部分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造成房地产业结构性需求狂涨。而房地产投资增加,又与实体经济不景气有关,投入到赔钱的领域没有人愿意去干。一个上市公司的多年经营。
连保军2019-12-21 23: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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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两年来,在中央连续出台实体书店财政和税收扶持政策的激励之下,在技术变革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推动之下,一些品牌特色实体书店主动转型,重新焕发出活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一是实体书店继续保持图书零售市场的主体地位,数量有所增长,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的年检报告,2019年全国出版物零售总额是757亿元,其中由实体书店实现的零售总额是581亿元,占到了整个零售市场的76.8%,仍然可以说是保持着图书零售市场的主体地位。在政策的激励之下,2019年全国实体书店零售市场扭转了整体下滑的趋势,零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3.2%,北京等一线城市大型实体书店的零售额的增幅超过了8%。在前几年的“倒闭潮”当中,一批经营不慎,不能适应经营退出了舞台,走向了消亡。同时在资本政策和文化的融合下,在市场上又催生了一批新的实体书店,一些品牌书店、特色书店、专业书店在坚守中求新求变,通过注入新的血液,创新发展模式,开展连锁经营,扩大经营规模。一些新鲜另类的书店,如社区书店、企业书店、书吧等,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如昆明的新知书店,在国内增加了5家连锁书城,走出国门,在东南亚5个国家建立了连锁书局。北京的字里行间开设了12家,上海的钟书阁也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新开12家新店,可以说实体书店进入了复苏和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年检数据现显示,截止到2019年底,全国各类发行出版单位是12万多家,各类发行网点22万余家,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2.5%和5.5%。前几年大多数的实体书店还停在传统的售书模式,基础设施陈旧,环境不尽如人意,服务也被动保守,不能很好的满足新生代读者对书店环境、氛围便捷的需求。网上书店一旦进行价格战,实体书店就会沦为网上书店的体验店。面对着激烈的竞争,实体书店的经营者看到如不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生存都会存在问题。因此开始开眼看世界,借鉴包括台湾的城品,日本的鸟屋,以及欧美一些优秀实体书店的做法,在商业模式、经营方式上积极创新,找准市场需求和自身定位。突出完善图书品目,完善卖场环境,增强读者购物体验,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服务的升级,实体书店又重新焕发出强大的活力,迎来了读者群的同时,也为书店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边吴丽2019-12-22 00:10:05
  • 不同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比如房地产,刚开始几年都是需要不断投入,完全没有回报。等到房子建好以后卖出,才会有一次性回报。而回报率也会因为中间数年的物价、工资、市场消费水平等变化,而变得更加不确定。而一般小型的生产企业,或许生产销售一批物资只需要三个月,而每批次要是能赚5%的话,一年资金使用率就是400%,那么回报率就有20%了。按照目前国内平均回报率而言,实体产业国内目前平均投资年回报率不到7%,所以做实业赚钱也很难的。
    赵风香2019-12-22 00:00:27

相关问答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尴尬境况发展实体经济之所以得到如此关注,的确是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生存压力加大,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不太景气,实业投资回报率低迷。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达到30%。许多大型传统商业店面受电商冲击,门可罗雀经营困难,利润稀薄、亏损倒闭也不在少数。由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快,大量资本流入虚拟领域,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和企业“弃实投虚”加剧,造成实体经济存在相当程度的“失血”“抽血”问题。据统计,2019全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合计发布近2.8万条理财公告,这些上市公司在定增融资实施完毕之后,就立即动用募集资金大手笔购买理财产品。一些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金额甚至超过百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8.5%攀升至9%左右,而美国、英国这一指标仅约7%―8%,日本和欧盟甚至低于5%。虚拟经济发展快,金融利润率虚高,必然吞噬实体资本。加上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与泡沫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虹吸效应”,诱导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市场,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分析可见,影响近年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多多,既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形成巨大冲击,也有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当然还有长期积累形成的供给质量效率不高等结构性问题、市场环境不完善等机制性障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产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压力等所致。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金融业吃掉的不仅是实体经济的“保命钱”,更是自己的“续命钱”,“虚火”过旺,“虚胖”的经济体质是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向好的。只有将金融之水重新引流入“实”,我国经济运行才能继续平稳向好。因此,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这为实体经济从业者带来了利好、带来了更多新期待。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定位实体经济从概念上讲,是指涉及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活动,既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贸物流业、建筑业等提供实实在在物质产品生产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的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艺术等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部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形式,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与实际资本有根本区别。但虚拟资本的运动体现着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从剩余价值理论看,虚拟资本的利润是实体经济产生利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虚拟资本规模一旦超过现实资本过度地发展就会引起资产泡沫。无论是201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重新回归发展制造业、寻求“再工业化”的选择,都为中国选择“振兴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注脚。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是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实体经济也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只有坚持“以实为本、虚实并举”的原则,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既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又按照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稳步推进虚拟经济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作用,我们才能形成“虚”“实”良性互动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振兴实体经济的着力点何在在前不久中新经纬举办的“财经中国V论坛:中国‘智’造新机遇”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提出,中国制造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关键时间窗口期。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抓住了机遇完全可以在诸多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必须看到,当前振兴我国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虚实力量的一次促进性调整,是新旧动能接续的一次融合性转化,更是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发扬一锤一锤钉钉子精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今天的中国,振兴实体经济,必须要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形成叫得响的“中国技术”“中国质量”。向外看,有德国制造4.0,瑞士的钟表。有报道,日本三菱电机推出的“本炭釜”内胆电饭煲为将各项工序做到极致,其炭胆的生产周期要花5个月时间,最初全炭胆月产量只有50个,看似落后于工业化时代的步伐,但其执着再现“土灶”米饭口感的匠人精神。向内看,我们的华为秉承专注精神,28年坚持只做一件事,别人炒房炒股,华为不为所动。在2019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专利98件。这意味华为正在向苹果公司收取数量可观的专利许可使用费。还有像海尔,坚持不给外国产品做代工,真正做好品牌,走自主品牌之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多的时候达到2300亿美元,进口芯片花费已经超过了石油。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板凳要做十年冷”,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工匠精神”赢得中国的创新未来。
一、算好“战略、经济”两本账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市场容量大、商机多、科技发达,成为众多外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市场高度成熟,法律法规健全,普通劳动力成本高,竞争激烈,部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因此,中国企业在决定赴美投资前,务必要算好“战略、经济”两本账。战略账”是指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国内、国际以及美国经济形势、具体行业发展趋势,深入思考赴美投资将如何优化本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忌盲目、冲动做出投资决策,以免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经济账”是指企业要全面、系统评估赴美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整合公司内部、外部的专业资源,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科学确定可行性报告,事先做好“家庭作业”,要特别重视培养、储备本公司跨国经营人才的工作。避免出现赴美投资后,才发现投资成本过高、项目不可行等情况。二、选择适合的赴美投资方式企业在深入、细致计算“战略、经济”两本账、做出赴美投资决策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何种投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绿地投资等手续、争取优惠政策等多个流程;并购项目涉及复杂的法律、财务、投资审查、公共关系等领域。因此,建议中国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和实力,一方面组建本公司投资美国的项目团队,有效组织利用内部资源;另一方面,视情聘请项目可研咨询公司、环评、公司事务律师、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公关等专业咨询公司。根据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对近年在美成功投资或公开上市的中国企业调查情况看,受访企业均建议,赴美投资应聘请专业咨询公司或顾问,消除认为相关费用属于“乱花钱”等认识误区。四、注意投资地点的选择投资地点选择要依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需要。一般应优先选择产业集聚度高、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商机较多、生活便利的城市。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个州创建公司后,如今后要在其他州开展业务,还需获得这些州政府的许可。因此,企业最初设立地点不能仅考虑税务优惠,而忽视市场资源等其他关键要素。例如:美国个别州整体税率较低,对企业财务要求更为宽松,许多外国投资者将美国分公司总部或财务中心设在那里,但应该看到这些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并不是很高,人口、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据美国德勤公司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美雇用人数最多的五个州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
完成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必然会经历一场艰苦复杂的攻坚战。就目前形势看,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优化发展环境。一、制造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自18世纪中叶人类开启工业文明以来,制造业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渠道,是现代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大国的兴起均始于制造业,当今世界强国都是制造业强国。工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工业强则国家强。着眼未来,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首先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近年来,我国工业实力持续增强,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球占比达19.8%,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贸易的1/7。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制造业已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基石。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形势不容乐观。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与我国形成同质竞争,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叠加期,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生态环境约束趋紧,行业间利润率严重失衡,制造业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从产业看,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走出去”面临较大风险。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源于制造业自身的结构问题,也是体制机制顽瘴痼疾所致。从自身结构看,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42.1%;产业集中度低,钢铁、船舶、水泥行业前10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只有46%、50%和31%,只有汽车行业为86%;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1/4,申请国际专利合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3,95%的高档数控机床、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从体制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企业投资自主权落实不够,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不顺,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调整;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合理规定和隐性壁垒,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未根本解决。二、优化发展环境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新条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依靠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要遵循这一规律,依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真正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决定性作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引导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流动和工业生产活动,提高工业投入产出效益。完善市场供需机制,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投资并形成合理产能,引导消费者不断提升消费层次并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促进工业制成品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垄断行业有序开放,鼓励竞争性行业开展正当竞争,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使行业平均利润率趋于合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打造“生的顺利、退的顺畅”的产业生态环境,打通企业市场化再生和退出通道,让企业生生死死成为常态,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中的作用,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业管理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要简政放权,也要切实把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用政府这只手管起来。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节能节地节材节水的政策约束,严格实施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有效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完善行业服务体系,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购买服务方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各类第三方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决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事项,同时加强特定行业和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业管理方式,探索行业规范条件、负面清单、行业自律、企业社会责任等新型管理方式,推进制造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政策协调配合,增强产业发展合力。这些年来,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也离不开长期以来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等政策支持,更离不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宏观调控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使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相互促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切实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建立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扶持作用,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倾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制造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和比例,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强化环保、土地、价格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尽可能减轻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以及环保投入加大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加强依法行政,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制造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中小企业、国防科技工业、船舶工业、民用飞机产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需求。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履行职责,推进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对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等重点领域,依法及时公开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政策要求、工作过程和结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三、努力建设制造业强国打造制造业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要打赢这场硬仗,需要我们加快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机制,以创新驱动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工业现代化迈进。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新机制。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核心问题,必须把制造业发展转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上来。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制造技术、企业管理、商业模式等多元化创新。建立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国家科研任务的新机制,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作用,重点突破核心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一批重大技术,加快实施以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为内容的“工业强基工程”,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健全技术成果转化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加快形成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的“多级火箭助推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形成激励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的长效机制,促进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不断提升。加强知识产权应用和保护,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构建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机制。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社会需求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顺应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按照十八大关于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着力建立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机制,实施两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建立健全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引导企业增强两化融合意识,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不断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顺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园区建设,提高工业集聚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益。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争取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新机制。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普遍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必须推动制造业走绿色发展新路。这是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要加快形成资源环境约束倒逼转型升级的机制,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理念,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更多运用经济、法律、标准等手段,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不断完善基于绿色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能源合同管理、节能资源协议、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新模式,加快形成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积极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开发,通过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构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新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互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把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作为着力点,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消除限制民间投资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完善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机制,支持中小企业兼并重组,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参股国有资本项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一批中小企业创新平台,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建设以及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和引导社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构建军民融合发展新机制。实践证明,在工业发展战略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可以有效整合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资源,实现一种资源投入产生两种效益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推动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更加完备的政策、规划、标准支撑体系,推动军民融合在新时期的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武器生产与民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加强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编制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发展目录,支持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军用和民用先进技术双向转移步伐。加强军民融合政策引导和支持,充分利用先进军用技术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生产和维修领域,形成上下游紧密结合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机制。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我国制造业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以开放促改革,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放宽投资准入,在制造业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目标和需求,调整优化制成品进出口结构,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和紧缺原材料进口,积极吸收国际技术创新辐射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加工贸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制造品牌,提高“中国制造”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引导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工业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贯彻落实自由贸易园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内陆地区等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探索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思路,进一步拓展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
一、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即“三资企业”的组织形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特点与发展趋势。从外商投资的股权结构变换来看,这三种方式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资企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明显的“独资化”趋势,外商独资企业逐步替代合资企业,日益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东道国制度外商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要与东道国的制度相适应。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政府控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行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还有非正式的制度,如社会风俗、文化、行为标准、对正式制度运行的态度等。制度规制了“游戏规则”,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影响会使得投资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增加交易成本。外资进入初期,由于开放程度很低,国内许多行业不允许外商独资,合资是外商进入的最佳选择。因为,合资经营可以利用当地人或当地企业在中国企业拥有“关系”、“政策”等优势,大大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风险,获得较高的企业外部收益。但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政策更加透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市场游戏规则日益与国际接轨后,合资企业的外部优势逐渐减弱。自1992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减少对外商投资限制的法律法规措施,一方面规范了外商投资者的行为,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同时也放宽了外商投资股权的某些规定。2002年,我国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限制,取消了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在税收、汇率等方面的差别政策,对独资企业的经营领域的限制也进一步放宽。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松动迎合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独资化的要求,当中国的外部正式制度环境趋于完善,外商对中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熟悉程度加强,说明办独资企业的外部风险已趋于合资企业一致时,考虑各种利益,外商必然选择独资,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方便灵活地实施全球战略。四、结论交易成本理论这一新的切入点为分析外商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独资化,其目的都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获取更大的利润。可以说交易成本是解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重要原因。但外商独资化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而且逐步形成了对该行业的垄断,挤占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特别是民族品牌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对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形成较大的威胁。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对策,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水平,努力避免外商利用独资的机会实现对我国市场的垄断和经济体系的操纵。同时我国企业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创新来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加强品牌的保护,尽可能削弱“独资化”带来的垄断。www.anyceo.com。
中国经济正朝着分工更明确、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发展,如何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实体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利器”。但金融所表现出来的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等功能,对经济活动具有有效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也让不少企业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爆炸式”增长。然而,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无形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金融“脱虚向实”成为尤为必要和迫切的目标。这时候则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加强产融结合。采用灵活的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各方面需求;一些商业银行还促进境内外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发展跨境金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其次,应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投资来实现直接融资,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当然在拓宽融资渠道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手段,比如大力发展场外股权市场;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融资渠道,建立合理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降低企业杠杆率;利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发展。政府在引导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当降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信用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