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有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四大家族在解放前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财富积累达到那样令人惊讶的程度至今四大家族的在美的豪宅都是好来坞惊叹的对象-----此内容和图片将出现在下篇文章的“四大家族目前财富状况”确实和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利有关,而且,虽然不能说四大家族直接造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被改朝换代,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四大家族的敛财行为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来为个人凿宝但却又不好好的维护它,这样的政府被替代其实是迟早的问题.只可惜了国民党的一代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