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又要开什么会,每次开会都叫我,不想去

赵韶阳 2019-12-21 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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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大为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直辖市、自治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这样,每届选出的代表任期也相应为五年、三年,因而不需要每年进行代表选举。只有遇到换届的那年,必须是从下向上召开,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选举本级的代表,再在本级代表中选举产生出席上级的人大代表。按理讲,会议自下而上开比较顺,不过在省市县“两会”任期内,省市也可以先行召开。但必须遵循的是,省市县的“两会”务必要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完。以上供你参考。
窦连波2019-12-21 19: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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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先不要急,移民搬迁这个东西政策性很强的,一般政府是不敢乱来的。因为拆迁政策的制定是很严谨的,需要各个部门负责的,既要考虑现行政策的合法性,又要考虑方案的合理性,所以拆迁方案的制定并不是哪一方一手遮天的。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拆迁政策是处于新旧交替,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政策更新程序又是很复杂的,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拆迁过程中途政策变化的情况,这是正常的。你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组织代表,加强与相关管事儿的部门进行沟通,了解真实的情况。鉴于你们可能现在不了解具体情况,很有可能产生疑惑,心里肯定是悬着的。我这里安慰你们几句。1、政府搞移民使用的资金是属于专项资金,就是专用于移民的,不能用做他用,国家对这类移民专项资金的监督是特别严厉的,基本没有多少人敢贪污。2、你们应该换个角度,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待征地拆迁。说实话,搞征地拆迁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费力不讨好,自己捞不到好处,还要整天受到乡亲们的质疑。但是征地拆迁又必须政府做,办事儿的领导和公务员,他们也不想惹毛你们啊,他们又跟你们没仇恨。所以,你们在有疑问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办法沟通,只有沟通才能解决问题,不要采取极端手段。3、作为征地拆迁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顺理搞完拆迁,一碗水端平,不惹麻烦。如果你们想要争取某些合理的利益,那么你们更应该多沟通,上下一气,一起去争取,而不是埋怨XXX工作人员,XXX政府没有考虑你们。人家也是有难处的,说好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很多办事公务员直接当了人民的奴隶了~~好了,就说这么多了,祝你们好运。不要光担忧了,打个电话多了解了解,上网查查政府政策。纯手打,良心。
    边华英2019-12-21 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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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季我努学社演讲嘉宾。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打击,但是统治者并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先进的思想家虽然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认识,但朝廷对世界事务仍是懵懂无知,甚至对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都全然不晓。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向无敌,其势力活动于大半个中国,其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连皇帝也“北狩”热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到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但仍认为这些只是“肢体之患”,真正构成“肘腋之患”的还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以后,国内曾经出现了二十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统治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作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驾驭,并无定见。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面集聚力量,同时也给群众以新知识的宣传和灌输。他们希望通过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变革朝政,变革思想,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巩固自己亲政的地位,摆脱慈禧太后和老旧重臣的控制,于是与康梁一拍即合,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变法不过百日,慈禧一伙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处死戊戌六君子,断送了变法的前程,使中国再次失去了发展的机遇。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发展的机会。在由谁来掌握这机会上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朝的统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宪派都想掌握这次机会,而且各自在朝、在野分别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剧。八国联军侵华给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决心实行新政。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方面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动作。朝中大臣反对实行新政的声音很小,反对新政改革的派别几乎不存在。这是与前两次新政根本不同之点。清政府不仅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规章条例。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了资本家组织起来;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此前的两次新政不可比的。如果把这两次新政提前四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同,发生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并非不可能。立宪派领袖张謇但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已较多认识到中外发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动作,而最高统治者对皇权的神圣又不许丝毫触动,对体现皇权的有力统治机构军机处不许触动,对应允预备立宪的时间拖得太长。满族清贵加紧控制政权,尤其加紧控制新练的军队,不仅得罪了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也加深了满汉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改革以巩固皇权、防止革命为目的,使得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使得清政府最后一次失去了借改革以谋求发展的机遇。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古希腊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在发现杠杆原理后曾兴奋地写道。在经济领域,“杠杆”就是通过借债,以较小的投入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例如个人融资融券、企业向银行借贷、政府发行国债、地方债等,都是“加杠杆”的行为。通俗地说,杠杆率就是债务负债率。适度的杠杆对经济有益,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反而会拖累发展,产生巨大的债务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去杠杆势必会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中央和居民杠杆来平缓地方和企业去杠杆带来的经济波动。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对过去放大了的过高的杠杆进行整治和调控,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去杠杆。但去杠杆并不一定完全是做减法。在不同的产业领域要尽可能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和政府债务上升时期的发展局面。因此去杠杆本质就是去负债、去投资风险。供给侧改革的“去杠杆”,从大处看,指的是去除“僵尸企业”,进而降低公共部门整体的杠杆率;从小处看,去的是产能低效企业的杠杆,这主要指的是产能过剩的部分国企。对于市场化程度高、效益良好的民营企业或是已经基本完成市场化改制的国企,国家一直是支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提升杠杆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