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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债务属于公债，是相对于私债而言的。先看下下面美国政府债务的资料：美国公债最早起源于美国建国初期大陆会议发行的战争公债。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后，把以前的内外债连同未付利息一起，都按票面价值换成了联邦政府长期国债，总金额约为0.75亿美元。此后，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采取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大量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再加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支付了巨额的军费，到1946年，美国公债总额达2694亿美元。二战后，美国公债除少数年份有所下降以外，从总的来说，其数额是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1950年美国公债为2567亿美元，1960年为2900亿美元，1970年为3826亿美元，1980年为9307亿美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债增加更为迅速。50年代年平均增加1.1%，60年代年平均增加4.7%,70年代平均增加14%,而1981-1985年则每年平均以19.28%的速度递增。到目前为止,美国公债已突破了3万亿美元。当然，政府发行债券或借款的目的是筹集资金，政府债务是为了弥补预算赤字的，这是它的目的。虽然政府债务遵循“有借有还“的原则，但大多时候政府债务能产生高额的利息，以至于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债权国就坐收每年高额的利息就可以了，以至于一直到今天的水平，如你所言二者的差别实在太大。1979年美国政府债务的数字是常年累计的结果，而预算赤字则只是当年的赤字，所以二者不具可比性。你应该看当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和新政府债务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基本持平的。
  龚富贵2019-12-21 23:55:52
•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三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心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假如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重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国财政有20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2.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2001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1.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2.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治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治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3.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经常性收支基本平衡原则。从严控制经常性预算中一般性支出，适当压缩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保证重点支出的资金需要。我国财政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果断不打赤字，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安排财政支出，要采取措施处理好地方财政负债问题。4.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加快国债市场建设步伐。有关部门要确保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保证国债项目质量。应研究单独编制建设国债预算，加强对国债资金筹集使用的治理。进一步优化国债期限和利率结构，积极推进国债发行和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适当提高机构投资者持有国债的比例，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活跃国债市场，提高国债治理水平，发挥国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赖鸿春2019-12-21 21:20:02
• 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国财政有20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2、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2001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3，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黄登渭2019-12-21 20:56:54
• 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马约标准与国际安全线作者：罗云毅文章来源：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在当前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讨论中，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日本的财政政策显然还应保持其扩张性。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日本政府“削日本经济之足，适马约标准之履”，在最近几年不是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是以超过马约标准这一所谓的“国际安全线”或“国际警戒线”为由，转而执行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削减公共支出，其经济运行状况显然将更加恶化。实际上，当1997年日本的经济状况刚有所好转时，日本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随即调整了财政政策方向。其结果是对总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促使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萧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三、马约标准与财政可持续性“安全线”的关系虽然马约标准不是财政可持续性的“国际安全线”，但该标准毕竟是第一次对不同国家财政稳定状况提出的一种统一要求。因此，当考察财政可持续性“安全线”或财政风险控制线问题时，马约标准的性质，或其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安全线”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挥之不去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无论是现代经济实践还是经济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科学的财政可持续性度量标准，这使得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从马约标准产生的背景特征中找到某种研究线索。第一、马约标准本身具有相当弹性在明确地将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作为衡量成员国财政赤字是否“过度”的参考值的同时，为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马约又提出了一些变通条件，使得马约标准本身具有相当弹性。例如对赤字率标准，条约规定，如果成员国赤字率高于3%，但明显地持续下降并接近3%，或仅是例外地或暂时地略高于3%，则不应被视为“过度”。但对什么是“明显地持续下降”，什么是“例外”、“暂时”或“略高”，条约均没有给出明确的数量界限。应当承认，尽管如此，赤字率标准在实践中执行得很好，1997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成员国的赤字率超过该标准的。债务率标准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一些欧共体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债务率与马约标准相差甚远，要求其很快降下来不现实，因此条约也提出了一些变通条件，即当某一成员国的债务率高于60%时，只要“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则也不应被视为“过度”。同样地，对什么是“足够的降低”和“令人满意的速度”，条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数量界限。于是乎，比利时的债务率从1992年的129%“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降至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最后阶段开始的1999年的115%；意大利1992年的债务率为108.7%，1994年为124.9%，1999年为114.5%，虽比1992年还有所上升，但比1994年还是有了“足够的降低”，最后比、意两国都顺利过关，成为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由此可见马约标准的弹性之大。另外，还应指出一点，即马约规定在判断成员国财政赤字是否“过度”时除实际数值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该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是否超过了政府的投资支出和其它相关因素，如成员国中期的经济和财政状况。马约对此虽然没有给予的阐述，但其含义是明确的，即如果财政赤字都是用于政府资本支出的，如果成员国的其它指标均令人满意，中期发展前景很好，则欧盟在判断该国赤字是否“过度”时将持宽松态度。显然，这种额外考虑又赋予了马约标准更大的弹性。第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是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其困难是空前的。马约标准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达到特殊目的提出来的。为把欧共体中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上恩恩怨怨不断的十多个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整合成一个经济整体，各方面利益相对平衡，不留后遗症，使之能够在正式成立后正常有效运转，欧盟的建设者们不得不遵循“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在准备阶段即设立一个较严格的入围标准。这从当时欧共体中不少成员国因经济状况与马约的各项标准相差甚远，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甚至牺牲以争取按期达标；60%的债务率标准过于严格以至不得不设一个附加条款予以变通；以及希腊在进入第三阶段时仍未达标以至被欧盟按“宁缺毋滥”的原则拒之门外的情况即可见一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就实现财政可持续性来说，马约标准是一个具有相当安全系数的标准。第三、按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当期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水平本身，而是未来时期财政的偿付能力，而偿付能力又是由未来时期的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经济学家们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度量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把经济增长状况作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因素。经济增长速度高，财政对赤字和债务的承受能力就高，反之，如经济增长速度很低，财政对赤字和债务的承受能力就很低。经济增长状况如此重要，却被排除在马约的各项聚合标准之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七十年代以来的最低点，1991年的产出仅比上年增长0.1个百分点。同时欧共体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很大，整体水平也不高，而且前景不明，即在第三阶段能达到什么水平难以预料。在这种不乐观情况下出台的马约标准，自然也应具有较高安全系数的特点，但同时也给该标准打上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第四、在欧共体讨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时，因欧洲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1974-1983年平均高达10.6%，1984-1992年有所降低，但仍达5%，均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因此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要求成员国财政状况稳定之所以被欧共体列为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标准之一，就是从抑制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的。在这一标准的提出进程中，德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上曾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整个金融体系被摧毁，战后德国中央银行在法律上一直具有独立地位，不受政府干扰，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这种模式成为德国货币政策稳定，马克长期坚挺的重要原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担心如果成立后的欧洲中央银行不能抵御各国政府的种种政治性考虑的影响，就很难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德国首先坚决主张欧洲中央银行必须以德国模式为准，用法律形式明确保障其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同意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共体原先曾将注重抑制失业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与德国中央银行并列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参照模式，但由于德国的坚持，经过讨论，大多数成员国接受了德国的主张，把保持物价稳定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德国认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仅有了独立的、把稳定物价作为首要目标欧洲中央银行还不够，还必须同时控制各国财政赤字。因为如果听任赤字国大量举债，则有可能导致市场利率水平上升，最终形成要求欧洲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引起通货膨胀。为此，德国坚决要求确立财政纪律，明确对财政赤字“约束规则”，并力主制定对赤字国的具体“制裁措施”。对德国的这一主张，意大利、希腊等高赤字成员不愿接受，法国也曾认为难以界定赤字水平合理与否的标准，英国更是直接反对由欧共体出面直接控制各国财政。然而，经过长时间争论，成员国最终接受了德国的建议，同意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财政实施某种监管权，成员国应定期向欧委会报告财政情况。如果欧盟财长理事会以特定多数认定某国财政赤字确属“过度”，可以通知当事国采取措施消减赤字。这里所谓的“度”的标准也就是马约标准。若对方置之不理，欧共体有权实行制裁。以上分析表明，马约标准的提出与抑制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当一个经济运行在通货收缩期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己任的马约标准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很高保险系数的财政可持续性标准。换句话说，在通货收缩的情况下，财政不仅应当，而且是可以承受比马约标准更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的。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之内，各成员国不仅因统一货币的实现完全丧失了单独实行某种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因马约标准的制约还部分地丧失了施行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均已“沦为”“准地方政府”。对我们所关心的马约标准的性质来说，这是一个最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一般的财政理论认为，在分层次的政府结构中，稳定职能应当归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因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企图通过赤字政策刺激地方需求时，可能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由于地方经济是开放的，地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可能因进口渗漏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又如，地方政府为赤字融资所负的债毫不含糊是要还的，但其本身的融资渠道和所掌握的资源往往又十分有限，因而其财政风险往往比较大。比起拥有货币发行权、掌握重要税收大权和其它重要资源的中央政府来，地方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即使与中央政府相当，二者的财政风险程度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当中央政府没有义务为地方政府偿债时更是如此。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对地方政府均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财政风险控制标准，如我国预算法根本不允许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美国对州及市、镇等地方政府也规定了严格的控制线，但对中央财政却往往给予大得多的活动空间，其原因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央财政所拥有的可持续能力或稳定能力要远远高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安全线”或“警戒线”应当是完全不同的。从马约标准产生的进程看，该标准是为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准地方政府”的欧盟成员国制订的，自然也应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用赤字率和债务率来描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的话，那么马约标准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安全系数很高的风险控制标准。这个标准的安全系数是如此之高，以至欧盟自己也无法完全严格执行，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做法。因此，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它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对一个大国的财政整体来说，其适用性更值得考虑。
  连业钦2019-12-21 20: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