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规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出财政支出要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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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国财政有20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2、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2001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3,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赵风臣2019-12-21 2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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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2%,工业增加值增长9.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外贸出口增长38.3%,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此间经济界人士指出,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重大转机表明了我国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正在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上半年的实践再次证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已经成为当前扩大内需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与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上半年我国的财政收支也保持了较快增长,财政收入62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6亿元,增长17.9%。全国财政支出58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90亿元,增长25.6%。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近几年来,面对内需不足、出口竞争加剧、就业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突出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和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1998年下半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在年初预算安排发行5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增加投资和技改贴息,同时制定了鼓励投资和扩大出口的税收政策,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在过去的二年中,国家通过财政向银行增发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了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了经济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投资和消费,扩大了内需,推动了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为财政收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导我国经济向着快速稳定健康方向发展。根据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有关部署,今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初,国家将发行1000亿元国债列入预算,并继续全面执行去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继续缓征新基金交易印花税;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公司集团重组中不予追回已获得的退税款;取消238项由各地颁布的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政府性集资项目等。从上半年的实践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建设项目投资,不仅带动了今年上半年水泥、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增长、价格回升,而且为带动消费工业品价格上涨和长期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了一定减免,激发了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盘活了因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资金;对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等有关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用数百亿国债资金为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提供利息补贴,有效地引导了企业投资方向,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再加上政府每年为国有企业脱困所投入的大量资金和优惠政策,使得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4倍,经济效益大幅提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开征利息税、稳步推进税费改革和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等政策,也使得上半年出口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度上升,有效地拉动了消费需求。同时,国家加强了对重点项目的财政支出。上半年,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同比增长1.95倍,公、法、科技、教育、农业科技支出也大幅度增加。这些投入无疑为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近日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落实国债配套资金和抓好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继续坚决按国务院确定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及时拨付国债资金,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项目,力争尽早发挥效益;认真选择技改项目,突出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强对国债资金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央财政还将在近期选择部分国债重点项目实行国库集中拨付试点,不再通过主管部门层层拨付资金,以减少拨款环节,缩短资金在途时间,避免资金沉淀,防止挤占、挪用。完。
边冬霞2019-12-21 23: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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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财政赤字即预算赤字,指一国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之初,在编制预算时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实际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
连丽阳2019-12-21 23: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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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黄砚农2019-12-21 22: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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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齐文清2019-12-21 2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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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及分析判断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1.我国小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30.96%,1995年降到最低点11.6%,以后逐渐上升,2002年上升到21.4%。2003年估计这一比重达到21.6%,一。2.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与预算外财政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必须联系国家对于预算外支出资金口径的调整来考察。1993、1996年国务院两次调整了预算外资金支出口径,从而导致预算外资金范围的缩小,这样预算外资金1993、1997年两次大幅度下降,因此对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可以按照预算外资金口径两次调整的时间来分析。1993年国务院对1986年决定的预算外资金范围进行了调整,原来确定为预算外资金的国有企业留利和专项基金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而此项资金占预算外资金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左右。这就是说按1993年调整后的预算外资金口径计算,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规模只有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资金规模的20%,这样对1978—1992年间的中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就可以用该期间预算内支出十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资金支出的20%占GDP的比重来计算。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对预算外资金的概念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将13项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财政部门掌管的预算外资金也纳入地方预算。因此,1996年国务院只是将预算内外资金相互间进行了调整,一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并没有缩减预算内外资金的总规模。这样,1993年以后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就可以用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内外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不需调整,据此可以得到我国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3.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大121径的财政支出规模指的是政府全部支出占GDP的比重,按我国统计口径,大口径财政支出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财政收入退库支出、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和非合规性的制度外支出。由于非合规性的制度外支出无账可查,因此对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只能采取估算,这就导致目前我国对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30%以上,有的认为在35%以上,有的认为在40%以上张木生,2001。但是对既没有在预算内支出反映也没有在预算外支出反映的非合规性的政府支出,一般认为相当于预算外支出水平,据此认为,目前我国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在30%以上应该是没有高估的。但由于非合规性的政府支出开始形成于1990年代,在此之前非合规性政府支出较少,因此20世纪80年代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用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代替。这样我国大口径的政府财政支出即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在1978—2002年间基本上维持在30%左右,没有大的变化。二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合理性的判断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合理性的判断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瓦格纳提出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作为依据,认为1978—1996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财政支出规模应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而实际上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下降,因而是不合理的赵志耘,1998;另一种观点以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认为1978—1996年间,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支出实际增长比GDP实际增长速度慢,财政支出规模不断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摆脱对财政支出增长的依赖,开始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因而财政支出规模不断下降是合理的赵杰,1999。我们认为,由于我国财政制度的不规范,从而导致三种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因此,必须结合三种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判断:1.小121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在1978—1995年间不断下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下降太快;又有其不合理性的一面,1996年不断上升是合理回归。这是因为1978年开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大。市场机制的突出作用体现在国有经济之外的非国有经济包括私营、个体、联营、外商投资经济等的快速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承担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本应由财政承担的一部分职责,从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财政承担职责范围就逐渐缩小,这样对财政支出的需求仅限于公共商品和服务提供领域。因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财政支出范围的不断缩减,财政支出规模随之下降,并且与财政支出规模下降相伴随的是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因此财政支出规模下降就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财政支出规模的最低限度——维持政府最基本的职能的实现角度看,我国一般社会公共需要必要量占GDP的比重1978--1996年间从20.69%下降到18.66%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杨斌,1998,因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最低限度应该在20%左右。然而,我国以往的财政支出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则从1985年的22.36%下降到1995年的最低点11.6%,这表明在此期间我国政府集中分配的预算内财政支出资金连维持政府最基本职能实现的资金需求都保证不了,小口径财政支出规模下降太快又有其不合理的一面。1996年以后小121径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回升,2002年已达到21.4%,应该说是合理回归。2、中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在1978年以来也是不断下降,但由于预算外资金支出占GDP比重在此期间是缓慢上升的,因此部分抵销了预算内资金支出占GDP比重的快速下降,使得这期间中口径财政支出规模虽然由1978年的32.8%下降到1995年最低点15.6%,但每年下降幅度要比小121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年均下降幅度慢0.2个百分点,1996年开始中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因小口径财政支出规模的上升而逐渐回升,也是一种合理回归。3.大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即政府实际分配的资源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是不合理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支出范围的缩减,实际政府支出规模应随之下降,但前面分析表明目前实际政府支出规模仍然维持在改革开放前的高水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目前实际政府支出规模显然是偏高的,这可以从这些年来企业和社会公众实际负担过重、消费和投资水平不足及1996年后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中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