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推行的经济政策

黄燕鹍 2019-12-21 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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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那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先后历时4年,五易定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自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龚岩琳2019-12-21 23: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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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十分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外有帝国主义阵营的仇视、孤立,封锁与包围;内有国民党残余军队和特务土匪的威胁与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中共为巩固政权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斗争——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这些斗争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严峻的经济形势表现:工农业生产下降,交通运输阻塞原因:内战、帝国主义掠夺、国民政府的掠夺二、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原因:没收官僚资本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措施: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2、工业建设的成就: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一五计划重点在东北地区三、民主政治建设——一届人大的召开1、时间、地点:1954年北京2、内容: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社会形态与原则不同于《共同纲领》1、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2、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是总路线的主体。三大改造是为工业化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3、过渡时期是指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表现须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49年我国建立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具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五种经济形式并存。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仍占很大的比重。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领域内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成分,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把个体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
    米士刚2019-12-21 21:19:07
  •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主要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和建立国营经济,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人民政府还收回了帝国主义把持近百年的海关管理权,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2、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稳定了全国的物价。3、将全国财政经济由中央统一管理,形成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4、通过土改,合理调整工商业和精兵简政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5、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在城市、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也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扩展资料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提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后又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党正是按照这一战略目标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在此期间发生过许多失误,有些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总体看,这个时期一直没有放松发展生产,特别是1961年至1965年进行五年国民经济调整,使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童蟾素2019-12-21 20:55:49
  • 《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第三次土地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对富农实行了新的政策,以往是打击或限制,这次采取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黄盛琰2019-12-21 20:38:33
  • 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史:一、经济恢复时期的积极性,第二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二,进行对外开放。比如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区、开放浦东之类的,这有利于引进外资+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展资料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新中国的成立承担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尽快地使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摆脱出来,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连年战乱的局面,使我国变为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二、改变所面临的整个国家一穷二白、国力衰退、积贫积弱的面貌,迅速发展生产,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为强大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述任务有的在前三十年已经完成,有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取得巨大成效。即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永远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穷苦农民翻了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通过改革开放,使我国获得了更好更快的发展,新中国的六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参考资料中共新闻网-"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建国初期城乡物资。
    符耀精2019-12-21 2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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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扩展资料建设意义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中国将在“新丝绸之路”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将会引进产业、聚集人口,这将使西部地区更快发展,并为中西部省区的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等货物向西出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1、有助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带的建立与周边大国息息相关,周边外交环境要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有力的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外兼顾,统筹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应对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铸。2、有助于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于构建大合作大发展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国家间经济紧密度的增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消除贸易壁垒,从而扩大了进出口规模,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增强了区域组织的国际竞争力。3、有助于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拓展中国战略空间。西部地区是保证中国战略安全的重要区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西部地区开发建设,有利于维护国防安全,有利于中国战略纵深发展,有利于确保能源供应,有利于经济安全。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欧亚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当然存在着对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的不同选择,在经济文化合作中就避免不了各种障碍和阻力。政策沟通”就是“对经济发展进行交流、协商,最终制定出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扫除障碍,提供政策支持。4、有助于培育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重心西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中国西进战略的开展。中国在“新进”战略上提出了不少新的构想,但总体来说都是为了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多方面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使得各国互惠互利,“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作为中国“西进”战略的正式实施的一个重要标志。西进”战略是一套旨在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目的在于崛起中的中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重新划定周边势力范围,并且奠定了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周边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201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希望有所帮助,。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政府调整财政收支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改变政府购买水平;二是改变政府的转移支付;三是调整税率。改变政府购买是政府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经常使用的手段。在经济萧条、总支出不足时,政府要扩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如增中军费开支,修筑高等级公路,建立新的福利设施等,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在经济繁荣、总支出过大时,政府则减少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数量,比如推迟某些军事科研,压缩或缓建一批公共工程,以便压缩总需求,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运用的第二个财政政策手段是变动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变动政府的转移支付也是逆经济风向的。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提高对退伍军人、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各类补助,或者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以便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总需求。相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则压缩用于福利、补贴等方面的支出,或者延长补贴支付的时间,以便减少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调整税率是政府执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第三大手段。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减少税种或降低税率,增加人们可支配收入,以便刺激需求。反之,在经济过热时,则可以暂时提高税率,或增加一些临时特别税种,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需求。上述三种手段不仅可以单独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而且也可以共同发生作用,实践中三种手段往往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