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成书的《昆明县志》清稿本卷八《杂志》第十二页第八行，写的是“万顷晴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吕心源等五会绅耆正式刻版印行的道光《昆明县志》卷十《杂志》第十一页第八行、写的也是“万顷晴莎”。清朝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云南巡抚王继文在近华浦“拓茅港池”，建楼二层，面临滇池。远浦遥岑，风帆烟树，擅湖山之盛，题名“大观楼”，堪称“与岳阳黄鹤相衡，一样雄奇，各有大名垂宇宙”，很快成为昆明的风景名胜区，文人雅士经常聚会于此，酌酒赋诗，对于当时的盛况，舒绍舆曾作一副对联描写道：群贤毕至乐无涯，有诗、有画、有酒；诸子予斯兴不浅，此山、此水、此楼。但当时人所作，不仅缺乏文化底蕴，而且多系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之辞，于是，孙髯翁出类不群，傲然自负，能手动笔，句无泛设，筋节分明，大气流转，写出了一百八十字长联。上联描写大观楼四顾的景物，下联追叙云南历史，寓情怀于景色，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意境深远，对仗工致，是一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佳作。为此，赵州师范在《东渠邀游近华浦偶成》一诗中称：一览何能慰所思，江山无恙倚栏时，钱员外寄飞扬兴，孙布衣留绝妙辞。奁镜晓开清渺渺，髻螺宵拥翠离离，吾乡自有佳风月，不到西湖不是痴。在此诗的颔联中，师荔扉将钱沣戊子在大观楼击钵赋诗，与孙髯创作大观楼长联并提对仗，突出昆明两大名人名作，并在诗后加注说“内有髯联甚佳”。并且认为孙髯之作：“穿冗汉魏三唐诸大家，自成一子。另外清朝咸丰年间官放云南县知县的浙江嘉兴人吴仰贤，在路经昆明时见到《长联》后，在《小匏庵诗集》也称道说：铁板铜琶镗鞑声，髯翁才气剧纵横，楼头一百八十字，黄鹤留题万古名。将《长联》和唐代诗人崔颢的名篇《黄鹤楼》相提并论，推重为不朽之作。长联》写成之后，轰动一时，传抄殆遍，昆明名士陆树堂用行书写出刊刻，挂在楼前。以后在移写传抄当中，也难免鲁鱼亥豕，在个别字上出现形近而误。4月8日《春城晚报》38版刊发了雁寒先生《何来“万顷晴沙”》一文，指出“晴沙”应作“晴莎”是有道理的。本人从事古书整理，研治流略之学，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鉴别版本，校勘异同过程中，曾得见道光年间成书的《昆明县志》清稿本，在该书的卷八《杂志》第十二页第八行，写的就是“万顷晴莎”；又见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吕心源等五会绅耆正式刻版印行的道光《昆明县志》，在卷十《杂志》第十一页第八行，写的也是“万顷晴莎”。此志的纂辑者戴炯孙，系“五华五子”之一，“以诗古文词雄视道咸之间”，在较早援引著录孙髯翁的《长联》于地方致用之书时，是不可能误写的，可以说保存了原作的面目。古人以莎草入诗，多冠以形容之词，中唐诗人元稹就有“雨打桐花盖绿莎”之句；孙髯翁以莎草入联，主要描写雨止云散，天气放晴，在阳光照耀下，滇池边上大片深绿色的莎草，更是苍翠欲滴，与大观楼的红墙璃瓦相掩映，自然把近华浦景色点缀得旖旎多姿。用“万顷晴莎”，更符合当时高原明珠的生态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