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合作伙伴是什么中国的“战略伙伴”有哪些

辛增英 2019-11-05 2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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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巴基斯坦、法国、巴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马来西亚、非盟、葡萄牙、南非、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委内瑞拉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德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埃及、印度、土耳其、斯里兰卡战略伙伴关系:波兰、哈萨克斯坦、东盟、墨西哥、欧盟、尼日利亚、加拿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克罗地亚、孟加拉国、秘鲁、智利、罗马尼亚、荷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埃塞俄比亚合作伙伴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波兰伙伴关系:阿尔巴尼亚、蒙古国。
齐晓杰2019-11-05 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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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合作”等修饰语在内容上没有太大区别。中国把“战略伙伴”理解为长远的、全局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界定两国关系的用语并非国际法所规定。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可分为单纯建交、睦邻友好、伙伴、传统友好合作等关系。其中伙伴关系又可细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1、伙伴关系是指,互不对立,并遵守“求同存异”原则,不针对第三国,中国和蒙古国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与德国、巴西等国为战略伙伴关系。2、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韩国等国,中俄则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目前与中国建立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包括朝鲜等国。近年来,中越关系由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2019年11月中美两国确认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国与日本为“战略互惠关系”。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有英国、法国等国。另外,中国与欧盟也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展资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全面战略”是指“国家对战争全局的统筹规划与全面指导。是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为了促进各自多方面发展,国家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其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这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所谓“全面战略”是指“国家对战争全局的统筹规划与全面指导。是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战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规律的分析与判断,战略方针、任务、方向和作战形式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生产,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利用,国防工程设施,战略后方建设,战争动员,以及照顾战争全局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等。或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齐智富2019-11-05 22:19:29
  • 1993年,中国和巴西两国领导人就建立了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4年,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双方关系升格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和印度共同确立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印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巴同意进一步发展两国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墨西哥决定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美国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表示确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名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以提高中欧关系水平。2001年,中国与欧盟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中国与埃及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2019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与菲律宾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2019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决定将中哈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19-07/19/content_3238994.htm。
    赵香群2019-11-05 22:05:28
  • 1993年,中国和巴西两国领导人就建立了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4年,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双方关系升格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和印度共同确立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印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巴同意进一步发展两国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墨西哥决定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美国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表示确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名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以提高中欧关系水平。2001年,中国与欧盟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中国与埃及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2019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与菲律宾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2019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决定将中哈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和塞尔维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和安哥拉互为战略合作伙伴。2019年,中国和缅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米大斌2019-11-05 22:02:18

相关问答

战略性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总体上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战略一般是总的制胜概念。战术是具体的方法。有战略性意义就是对总体有关键的或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战略产生于战争实践,长期使用于军事领域,本义即军事战略。战略可按不同的标准划分类型。按社会历史时期划分,可分为古代战略、近代战略、现代战略;按作战性质划分,有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按使用武器的类型划分,有常规战争战略和核战争战略见核战略;按军种划分,有陆军战略、海军战略和空军战略;按作战持续时间划分,有速决战略和持久战略,等等。凡属有关战争准备与实施,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的全局性的内容,都是战略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为制止和推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为对付战争而进行的长远准备和临战准备;战争爆发后的战略领导与指挥;结束战争的战略决策与处置等。战略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觉悟程度,为国家或政治集团所规定的基本政策服务。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主观指导,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战略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交通运输,以及作战地区的地形、水文、天候等,也有密切关系。
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走出去”战略是与“引进来”战略要注重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1.通过业务流程再造优化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必须从重视职能管理向重视流程管理转变,从满足市场需求出发优化业务流程,适当简化部分分工,实现结构综合化。2.尽量减少组织结构的管理层次,加快指令下达信息传递速度,保持决策与管理的有效执行。3.采用适应本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形式,如直线职能制、矩阵制、事业部制等,并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及时进行调整。4.积极发展现代化的企业间协作形式。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几个企业,通过以合作协议结成战略联盟或虚拟企业,可以达到资源互补、共担风险、利益共享的目的。目前我国采取这种协作形式的企业还比较少,已采用战略联盟的企业只占13.07%,已采用虚拟企业的只占6.61%。抓紧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是我国实现跨世纪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虽说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很有限。我们必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我们不但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更要通过在国外投资和组织生产来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只有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这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关系重大。从改革的角度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仅要学会在国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要学会在国际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能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赢得优势,不仅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而且也是关系我国改革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1."走出去"是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2."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3."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4."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后国际扩张的必然选择“走出去”则是以中国的公司为主导,服务于中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在于:第一,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第二,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第三,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第四,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各自发挥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第五,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经济意义:第一,“高铁外交”开启中国外交的3.0时代“高铁外交”作为国家新名片,它是技术集成、产业配套、重大装备、国际融资、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协调等的综合能力的表现,标志中国外交开始走上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发展道路,开启了中国外交的3.0时代。第二,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高铁的生产和出口已具备相当实力,高铁的核心技术优势非常明显,技术输出正是建立高铁国际优势的开始。中国高铁“走出去”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输出起到引领作用,必将带动一大批高科技产业腾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标准必将引领世界。第三,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利于建立国家安全体系中国是一个陆权大国,铁路修到那里,国家的意志就通达到那里,国家的安全体系就建构在那里。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谁制定了未来世界范围内高铁的技术标准和管理体制,谁就掌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陆地法”。中国高铁“走出去”维系着中国在欧亚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维系着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的重大使命。第四,高铁“走出去”是中国经济突围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曾经以向东发展的海洋战略,希望加入全球经济循环,承接产业转移,促进重大装备的出口。严峻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既要坚持以上海自贸区为新起点,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又要调整战略,向西、向北、向南发展。谋划中的中国高铁“走出去”,包括三个战略方向: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高铁;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中亚最终到达德国的中亚线;还有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亚国家,一直抵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高铁“走出去”是中国经济突围发展的战略需要。第五,中国高铁“走出去”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速铁路“走出去”,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提供了全新广阔的地缘空间,高铁就是升级版的现代丝绸之路。高铁将把中国的商品、产业、装备、文化和思想传播出去,中国高铁将与中国航天、中国海洋深潜等战略高技术一道,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武广高铁已经开通,引起国际社会的哄动。这条高速铁路荣膺全球最快、全球最长双冠军,根据中国铁路的发展规划,武广高铁仅是京广高铁的一部分,全线最终由东北的哈尔滨起,向南经北京、武汉、广州,到达深圳,并与香港高铁相接,总长度接近4000公里。全世界只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有如此辽阔的国土,可以建一条相同长度的高速铁路,但是按照国情,这些国家几乎不可能建设这么长、同时达到这个速度的高铁。高铁为中国带来的经济效益众所周知,高铁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又是正面和巨大的,其军事和战略意义更无可估量,其潜藏的其它功能和意义还将陆续释放出来。高铁的建成,极大方便了中国的军事调动,对中国的军事布局,以及战略战术都将产生有利的、深远的影响。中国设有七大军区,其中五大军区均与周边国家接壤,守边护土成为上述军区的主要职责,能用于战略机动的兵力并不多。中国军事空运能力长期困扰中国的军事建设。高铁的建成突破性解决这一难题。衍生全新的战略战术历史上,飞机的出现导致空军的诞生,卫星的诞生又催生空军的出现,而空军又发展出伞兵,在伞兵的基础上,发展出配备空降战车等装甲武器的空降部队。过去的铁路速度不快,未有突破时空的感觉,现在高铁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更快的高铁有可能陆续出现,会否出现“高铁兵”或“高铁军”未可预知,但肯定在中国首先催生出新的战略战术,将大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精兵简政理想可实现高铁优胜之处是可以实行军民结合,高铁平时是民用交通工具,战时可转为军用工具。军事装备“寓军于民”是精兵简政重要原则。精兵简政是中国毛泽东、邓小平一辈领导人,以及其后的领导人都希望做到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就曾对美国方面解释,中国军事装备落后,将来提高后,兵员就可大幅削减。精兵简政并不表示中国要大规模裁军,中国一刀切式的大规模裁军已成为历史。事实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保持有一定数量的预备役兵员,但军队数量过少,基数小预备役兵员自然也少,这是不利于战时的军事动员的。但中国军队的数量仍有削减的余地,将来随着装备不断现代化,战略战术的不断提高,兵员也可逐步减少,但基本上是采取自然流失的方法。中国高铁的出现为精兵简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将来如能稳妥可靠的做好这篇文章,将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以及强盛富足产生积极的作用。高铁技术出口莫轻率高铁具有无比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也引起各国的关注。除美国外,巴西、俄罗斯、波兰、印度等均提出要求,希望入口中国的高铁技术。中国须从战略角度考虑高铁技术出口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9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9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二、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转型升级促发展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9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