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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根据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大肆地歪曲。蒋介石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共抗俄”，自由、平等、博爱等；蒋经国则认为三民主义就是要缔造一个均富、安和、乐利的社会；有的人还把它解释为：“自由、民主、均富”等。这些解释的实质与孙中山先生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
  齐新月2019-11-06 16:01:03
• 民生思想是三民主义之一，其主要内容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一、“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二、资本问题：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真正实现民生愿望的事件是：一、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二、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常识政治篇。
  连传庆2019-11-06 15:55:05
• 民权，指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又称参政权或政治参加的权利、民主权利，属于人民的权利，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总称。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是公民的经济要求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其他权利的基础。在中国，所包括的政治权利的内容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民主民做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现在一般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而没有如民主政治由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民生，是指人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项，例如衣、食、住、行、就业、娱乐、家庭、社团、公司、旅游等。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强调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和高度综合性，但其明显的不足在于，概念范围太大。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
  连东辉2019-11-06 15:06:18
• 看这篇论文中国古代民生历史状况民生的基本内涵中国民生思想源远流长，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民生”语出《左传·宣公十三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为人民只有勤于劳作，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才有保障，其要义是满足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视“裕民”为仁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①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的哲学命题：“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②《国语·楚语上》警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不难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先贤无不把重视民生视为经世治国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民生的历史状况自有人类，衣食住行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不丰富，民生问题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家如何团结起来保证生命安全、共同劳动以获取食物和保证食物共享。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的生活举步维艰。统治阶级围绕土地，对赋税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变化。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大多数，农民稳，天下安。从人们熟知的经、史文献史料中，可以得知古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诗经·七月》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诗大抵是说的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好东西，全归主人所有。从诗中看到，诗人既嗟叹了农夫的辛劳，又揭露了统治者“公”和“公子”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同样，著名的如《诗经·伐檀》这首诗更是发出了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诗经》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度的民生情况，可以说是一首首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在封建枷锁下，农民大抵是从以前的村社成员和庶人转化而来。先秦文献频频提到这类农民，说他们大约占有百亩之田。如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③这样一个农户，即使能够占有百亩之田，也过着极其低下的生活。公元前594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开始了按田亩征税。战国初魏相李悝计算说，五口之家种田百亩，亩产一石半粟，收成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五石的“什一之税”，全年九十石的口粮，余粮用来穿衣还不足四百五十钱，至于疾病死丧之费更不必说了。所以，春秋末思想家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完成了历史统一的秦朝，颁布了“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更多的自耕农民成为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的赋役。农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收成，即所谓“太半之赋”④，被秦统治者所攫占，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西汉自前155年以后，农民承担着三十税一的田赋，这种田赋主要的是谷物，另外还缴纳藳禾。而徭役更成为农民的祸患。汉代规定，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丁，每年要到官府服无偿劳役一个月。不服役的，则交纳钱三百，由官府雇人担当。晁错估计，小农户为官府服役的“不下二人”，于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之外，承担官府各种杂役，不仅一年到头不得休息，而且经常妨碍农时。碰上水旱灾荒，“急政暴赋”，农民就只有陷入“倍称之息”的高利贷盘剥之中，以至“卖田宅，鬻子孙”⑤。东汉贵族豪强对土地兼并猛烈，奴役着众多“徒附”。外戚梁冀专权之时，利用政治暴力公开掠夺，霸占几千良民，充作自己的奴婢，称他们是“自卖人”。继外戚而起的宦官集团，更是凭借政治特权而暴发起来的土地势力。汉桓帝初年的苏康、管霸占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贫困”，单超等所谓“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甚至“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逼死人命，不绝于史书。东汉豪族及其继承者——魏晋南北朝士族，他们利用分裂割据形势，激烈地争夺土地财富，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极为严重。如会稽“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史称：“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会稽山阴县户口众多，人民资产的情形在浙东地区具有典型性，浙东五郡在扬州地区也具有代表性。山阴县贫苦农民全部家产不满三千的占课户的一半，浙东五郡农民出丁税一千，便弄得倾家荡产，足见农民贫困至极。特别是北魏统一以前，北方战乱相寻，灾祸不绝，造成我国历史上人民空前的流离转徙与大量死亡，饥民遍野，饿殍满道。隋开皇年间，有些老百姓是“豆屑杂糠”以食。炀帝时，因封建统治集团苛暴的徭役和残酷的榨取，人民难以为生，“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在父子、夫妇都不能相保的情况下，死亡甚多。唐朝的赋税，除经常的租庸调而外，还巧立各种名目，多方榨取，迫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农民不得不卖田典宅，妻离子散，辗转逃亡者相继，挣扎在死亡线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唐朝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所著的《捕蛇者说》，借捕蛇者之口，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悲愤之声。北宋淳化四年，两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不能自存。南宋政府的赋税急剧猛增，除正税外，有所谓和籴米与正税等。还有什么“对籴”、“借籴”、“补籴”，向农民反复讹诈。同时，还不断实行预借的办法，逼迫农民提前交纳赋税。农村中的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⑥。明代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由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为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赋税加派不已，小民“产去粮存”，“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上文剪辑的这些历史片断，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通过这些片断，虽说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时民众的生活感受，但可以体贴地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整个封建时代，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统治者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现象。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农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阶级需要依靠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来维持生计，这样，封建社会的民生问题出现了，就是解决减租和农民吃饭的问题。在建朝之初，统治阶级对农民基本都是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太平景象。但是大多数时期，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农民身上如何榨取更多的血汗。汉高祖的“休养生息”、光武帝的“光武中兴”、唐朝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摊丁入亩”等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当时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实属难能可贵。但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下，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减租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是增租和苛捐杂税，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痛苦。民生希望彻底破产的时候，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上梁山”，演绎了不知多少次波澜壮阔的起义。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均贫富”和明末时期的“均田免粮”等农民起义的口号，都直接表达了农民阶级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新王朝的统治阶级又重新卷入了封建制度的漩涡。每个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变得更加专制。结语通过翻检历史典籍，我们发现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统治者真正的重视，无论是封建盛世和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封建制度的本质，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相反，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两千多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赵骊川2019-11-06 14: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