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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主要涉及正确的金钱观。金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流通工具，从货币的职能看，主要承担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因此，金钱在一定意义上，是财富的象征，我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条件。有钱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消费资料。有钱就是任性，如利用金钱改善生活，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是合理的。不合理性在于，如果不能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用之有益，则会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极其有害的。
  黄甘霖2019-11-06 16:01:20
•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及其成因分析一、系统风险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风险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存在两大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因个别证券公司的特殊状况造成的风险。如公司的业绩不佳、财务状况不良信息的披露、工人的罢工、公司领导人的更换、市场竞争中的失败、派息不合理等。由于各个上市公司的情况千差万别，非系统风险具有相互抵消的可能，所以这类风险，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加以避免。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的证券都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如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税法的变化、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世界能源状况的改变都会使股票收益发生变动。由于这些风险来自企业外部，是单一证券无法抗拒和回避的，它对所有企业的证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投资者不能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掉，因此，这些风险又叫不可回避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根据有关人士对我国上海证券市场风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平均值为80%，而在西方的成熟股市中，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平均值一般都低，有的仅为30%。由此可见，我国的股市与西方成熟股市的差别。相反，系统风险在证券市场风险中所占比例较大，非系统性风险所占比例较小，这必然会导致通过投资多元化来分散和降低风险的空间极其有限，股市投资风险较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短暂历史，分析造成股市几次大起大落的原因，也可以证明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系统风险。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政府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二、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成因分析有关部门过多地采用政策手段干预，加剧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催生的，而相对于西方证券市场百年兴衰发展史来说，且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的、不成熟的婴儿。人们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各种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充分，再加上管理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信息的垄断性以及运行方式的不规范性等因素的存在，单靠证券市场自身力量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行，这就决定了政府必然较多地、更容易地使用政策手段来干预市场，“政策市”即色彩很强。由于监管层次单一，还没有形成政府、证券业本身及社会等多个层次的监督体系，并且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一般投资者事先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造成很大的风险。2019年等年份股票市如一场疾风暴雨大起大落，就是因为政府政策、政府干预、市场消息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引起股价上蹿下跳，股价并没有体现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与财务指标等非系统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是中小股民受到最大的损失。从股市过去走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有关人士为什么说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典型的、封闭的政策市场的原因。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加大了系统风险一般而言，证券市场有资源配置、企业融资、对资本资产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定价等基本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发达，对证券市场功能定位主要局限在帮助国有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国有企业筹资解困等。正是过于强调了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忽略了证券市场的其它功能，导致部分上市公司不思进取，考虑更多的是怎样索取，通过发新股、配股、增发新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变着法向投资者圈钱，把股市圈来的钱当作免费大餐，投资者长期持有，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接受上市公司的不断盘剥圈钱。上市公司的短期行为虽然解决了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却为日后再筹资以及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这就客观上加大了系统风险。退出机制不到位导致过度投机近年来，在证券市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而投机垃圾股能赚到钱。原因在于大搞资产重组，实实在在出现了一些“乌鸦变凤凰”的案例。正是在这种诱惑下，两市大炒重组股，不管真真假假，只要有重组的可能就大炒特炒。然而，真正能重组成功的案例数量却非常少，比例相当低。但暴炒的结果却给投资者造成一种错误的理念，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投机垃圾股能赚大钱。正是因为退出机制不到位，才使常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具有所谓的“壳资源”价值，于是市场中很多早应摘牌的企业，不但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总能屡屡起死回生，成了“庄家的宠儿”。在新规定的退市和恢复上市办法中，可以说宽松得不能再宽松了。管理层不但给了亏损公司一年的宽限期，而且同时又规定只要公司重组后盈利，就可以摘掉亏损的帽子，获得重新筹资能力。正是新规定的出台，使奄奄一息的亏损一族大涨，其原因是投资者认为既然获得宽限期，那么必然能重组成功，所以寄希望在“资产重组”上大赌一把，因此忽视了市场风险的存在。这其中的投机成分足可见一斑。这在客观上损害了理性投资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正确的投资理念，客观上也误导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理解。购买垃圾股能赚钱的财富效应，使投资者认识趋同，纷纷转向垃圾股，使股市的系统风险越积越大。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尽快实施退出机制，对大幅亏损股票要坚决摘牌，不搞“起死回生”，真正作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为股票市场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查处不力，加剧了系统风险。有关部门监管不严，尽管我们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这对维护二十多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在实际贯彻执行方面还存在不足，执法力度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现行的法律对于约束上市公司恪守投资承诺软弱无力，使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基本上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如大庆联谊利用财务公告误导投资者，至今没有受处罚；深华源公开违反会计准则做假帐，至今没有被立案审查；亿安科技、水仙股东起诉上交所和证监会，操纵股价造成投资者损失，管理层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等等。在此我们不讨论责任的归属问题，而是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源，这就是监管不严，查处不力。这样，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都无法在一个市场游戏规则健全，能够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环境中参与交易，其结果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剧了系统风险。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问题。企业资金入市助长了股市过度上涨，1993年证券市场资金准入的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允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市，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允许券商的增资扩股资金、股票抵押贷款资金和从银行拆借市场获得资金入市，对于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推动股市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允许企业资金入市，可以使资金面变得宽松，但如此宽松的一个负面效果在于投资者忽视股市的基本面风险，上市公司增加股票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股市泡沫风险，不仅损害了大众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也将自己的业绩风险暴露在股市泡沫风险面前。在实业投资前景不好、实际税负较重、企业边际利润很小，而证券市场投资一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00%，又几乎没有风险，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目前也并不大的情况下，使证券投资对资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实业投资。允许企业资金入市，为资金名正言顺流入股市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贷款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贷款，只在企业内走上一圈，很快就进入市盈率可观的股市。贷款资金用于“炒股”虽金额并不太大，但发生额却不小。据测算，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放大了系统风险数倍。一些上市公司收1益的来自战略投资人，一些上市的实业公司甚至转向资本运营公司，从价值创造者变成了价值评估者，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由于受目前各种市场和市场因素的潜在影响，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在客观上会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使上市公司获得超额认购资金，这又使发行价走高成为必然趋势。再就是更多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得较多的募集资金，在招股说明书中空列项目，在得到资金后，又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更多的上市公司则直接将钱交给券商炒股票，助长了股市泡沫。三是部分上市公司由于难以处理超过计划的那部分资金，出现募集资金被闲置浪费的现象，违背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初衷，也不利于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功能。四是目前股权结构非流通股居多，流通股发行价越高，与非流通股的成本价相差越大，将来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的阻力就越大。五是当市场机制不灵时，市场化就成了无政府化的代名词。其结果是：发行价高、上市首日开盘价高、上市首日换手率高的三高现象，使上市公司圈钱之风愈演愈烈，二级市场失血状况越来越严重。造成信息不对称，加大了系统风险。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证券市场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证券法规都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们国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但相对于迅速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而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管理相对滞后，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信息披露的随意性；信息披露的滞后性和不连惯性；信息披露的虚假性、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性。由此造成投资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因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内容的真假、时间上的先后不同对同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做出不同的反映和判断。由于对新信息的产生及其客观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很难预期，买卖双方对证券产品的价值变化的判断就很不确定，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十分容易引起价格操纵，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由此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这一方面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加大了系统风险。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基本的要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要求上市公司是一个有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严谨的分权——制衡体系，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维系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企业改制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个形式罢了。主要表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国有资产所有者严重缺位，和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作为公司代理人的经理人员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股权结构畸形，难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人员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制度安排难以规范和统一，其结果是，董事会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行为不受监督和约束，甚至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独断专行等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上市公司与原有母体之间形分实合，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难分彼此，界限模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财务不分彼此，完全是一笔糊涂帐，这就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大股东以可趁之机。如幸福实业20亿多万元资产被集团私自拿去抵押，三年来公司居然不知情。更奇怪的是绝大多数担保不要说没经过董事会讨论，甚至连董事会也不知道。然而，即使上市公司与集团明明白白地实行了“三分开”，部分上市公司也难逃“摇钱树”的下场。因为在多数公司仍然是“一股独大”。在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情况下，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中小股东玩弄于鼓掌之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系统性风险，我们不难发现，股票市场最大风险，不是庄家做市炒股票，而是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政策不完善，是管理层重大政策出台时不能确保投资者同一时间获知，导致上市公司与庄家相互勾结进行内幕交易，而监管部门不及时查处违规、涉嫌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在一个交易规则不健全的市场参与没有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其系统性风险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可以控制和化解的。
  龚尚芝2019-11-06 15:55:34
• 近日，有消息称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之中，此言论也再度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政策措施不断浮出水面，以去年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9-2020年》初稿为例，该规划中提及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的投资。同时，相关规划还强调未来的发展将涉及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十年的核心发展任务，它究竟能让百姓受益多少呢？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升。根据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7.9%，如今已经达到了52.5%的水平。不过，从全球发达资本国家的城镇化进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就显得相对逊色了。当前全球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水平，其中美国等核心资本国家的城镇化率高达70%以上。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只是停留在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水平。如果从进一步的角度分析，户籍城镇化率的有效性更为明显。不过，当前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7%，远远达不到世界52%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大力度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成为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越高，代表着该国的发展水平越高。尽管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城镇化发展，整体的城镇化率也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但是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却显得与众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城镇化已经在中国变了味。究其原因，笔者郭施亮认为有以下的理由。第一、城镇化已然成为助推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随着国家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人口迁移等问题成为了未来的大趋势。然而，在当前地方垄断土地价格，开发商拉高楼盘价格的大背景下，城镇化的推进无疑为当地，特别是一二线的热门房地产市场增加了持续性的新鲜血液。一方面，前期的投机客囤积着大量的闲置房，等待高价抛售。另一方面，新迁移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强烈，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房价的上涨。第二、部分地方的过度开发，导致了鬼城的出现。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新增流动性人口。于是，部分地方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地GDP的增长，且满足未来新增人口的迁移，就开发出新的投资区域。然而，由于高昂的房价以及区域的配套措施不完善，拟进入该开发区的企业甚少，新增人口也远远不及预期。因此，鬼城也就应运而生了。以近年的鄂尔多斯为例，当地投资50亿元大建新城。然而，耗资巨额的资金却换来了一个鬼城，的确是一种浪费。更为可怕的是，当地的管理者还计划未来将继续扩展建设，且建设规模将是当前的10多倍！可见，不合理的城镇化建设不仅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而且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损耗。第三、中国式的城镇化正以伪城镇化的姿态发展。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面临最大的难题在于户籍土地上的处理。正如上文所述，当前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27%。其中，农民的户籍有效性才是关键性的问题。所谓的户籍有效性，就是与户口有着密切联系的教育、就业等问题。然而，随着多年的发展，相关的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的处理。以高考为例，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就存在着异地高考的难题。虽然相关的问题已经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但是异地高考等难题始终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另外，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是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农民的土地能否直接进入市场实行出让以及争取与城市用地一致的权益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出让土地后，再逼迫到城市生活，然而无奈于城市高昂的房价物价而最终陷入生活的绝境。第四、中国式的城镇化究竟能否有效推动国内的内需。笔者郭施亮认为，按照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基本属于重量而不重质。虽说当前投资推动经济的模式基本失灵，但是由于消费与进出口的乏力，地方也不得不反复动用投资这一个工具。笔者认为，管理层推进城镇化的初衷是先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再引进大量的新增人口，从而实现提振内需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地方对土地过度依赖，而部分开发商又会借机提价，从而导致国内房价的高居不下。尽管城镇化会引进大量的新增流动人口，但是由于过高的房价物价存在，导致大部分人无法消费、不敢消费，最终以推进城镇化的方式来刺激内需的目标难以有效实现。第五、加速推进城镇化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环境污染程度。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将逐渐动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污染性问题，如大气污染、地下水污染等。另外，随着城区面积的扩大，无论环境状况还是就业压力都会产生加剧的趋势，于是不少人不堪压力也陆续远离大城市，或许他们更向往乡村式的生活。然而，如此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城镇化发展还没有达到目标，逆城镇化却悄然出现。急于求成，忽略客观规律当属中国式经济建设的老毛病。推进城镇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中国存在太多的不成文规则，也导致了城镇化的畸形发展。作为老百姓，我们不期望国内的城镇化水平能够超英赶美，我们只求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黄皛梦2019-11-06 15: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