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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放权与中央和地方的平衡：三中全会《决定》的言辞和细节都令人振奋。长达20000多字的《决定》中有许多鼓舞人心的理由。决定》承诺让市场在定价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强调简政放权和改善民生。此外，《决定》清楚界定了政府决策和税收之间的配比原则，加强了中央政府对重要国家事务的权力。转移支付成为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途径。决定》中对全面深化改革远景和信心渗透于字里行间。然而，正如我们在2019年12月4日发表的《2019：改革的悖论》中所提到，改革的目标越是宏伟，相应的短期成本也将越高。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分散决定型的经济。当政府补助取消之后，能源、水和钢矿等大宗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将会上升，特别是考虑到之前隐含在低价格当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能够优先以补贴价获得资源的个人先行囤积居奇，以待改革后商品价格上升而从中渔利。这些投机行为的结果是当时中国通涨达到了20%以上，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首个通涨高峰。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利率也会上升。最近市场利率的飙升，暗示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将会出现利率上升和资金紧张的情况，这对股市而言仍然是一个阻力。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反映两者之间的责任分配。朱镕基总理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前，中央政府的税收分配只占整体税收的一小部分。当时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导致地方过度甚至是重复开发，引起了许多浪费。经过数轮谈判，朱镕基总理的税务改革终于取得了地方政府的赞成和拥护，有效地遏止了地方过度开发的现象。通过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以及加强中央事权，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权力，从而更有利于改革蓝图的实现，尤其考虑到此轮改革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的文化里，上行下效是一种有效的推行政策的方式。中国领导层进行的改革将面临着许多挑战，令人想起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如何排除万难地推进经济改革。在经历艰巨的过程后，英国的经济最终受益，不过由于无可避免地触动了多方的利益关系，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个备受评价和尊敬的人物。市场预期过于乐观；资金充裕是牛市须具备的决定性因素：市场有声音认为《决定》是股市由熊转牛的拐点，对此看法我们有所保留。我们相信基本面和市场气氛已有所改善，但资金面仍然偏紧。在2019年中至2019年底的牛市，外汇占款大幅扩张，因此基础货币的膨胀是当时牛市的最重要推动力。但是当时的大牛市是在2003年16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后发生，而并不是三中全会后立即发生。基于201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激增，总理李克强开始关注通胀压力以及货币发行速度，资金面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放松。市场预期对一些政策过分乐观。通过放宽二胎的政策，有市场专家估计中国将增加700万—900万新生婴儿。然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概只有约100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基于中国的生育率约为1.6，加上一些家庭已有两名小孩，新生婴儿数目可能会大大少于200万，或每年增加不到10%。这意味着现实中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婴儿用品的新需求将逊于预期。简单地说，通过鼓励生育而促进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不大可能改变中国人口老化的长期趋势。农地改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但必须首先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然后寻找所需资金。废除劳动教养是对维护人权的根本性突破，但此政策对股市的影响不大。我们认为最大的投资机会在于农业、国防、安全和互联网金融。
  赵风蕾2019-12-21 19:39:54
•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从党的十四大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扩展资料：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强调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形式，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与利益分配关系，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举措是“放权让利”，先是实行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制度。1981年实行“利润包干制”，企业按核定的利润目标向国家承包，超过的部分归企业留用，完不成的部分由企业自行补齐。此后又实行了“利改税”，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1984年，中央明确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有自主选择和安排产供销活动的权利，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1992年，中央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资产处置权等经营自主权。事实上，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已逐步拥有了产品所有权，基本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从1993年到2002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公司制改革。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进一步明确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深化。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
  齐晓涟2019-12-21 19:15:43
• 民间资本游资化，反映民间投资创业环境存在问题，也说明社会浮躁，寻求一夜暴富的心理相当普遍。炒作一旦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态，任何产品的价格都可能上涨。对付价格上涨，仅仅靠紧缩货币恐怕行不通了。如何将民间游资引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去，遏制民间资金游资化的倾向，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刘尚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强调2019年的宏观政策基调是：积极稳健，灵活审慎。仅从字面看似有矛盾之处，既然要稳健，为何还要积极呢？既然基调是审慎，为何还强调灵活？这表明对2019年的宏观政策基调，在年内还可能有明显变化的可能性。巴曙松紧缩过度带来滞涨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10%，怎么能说滞涨呢？全世界都没有过这样的滞涨。吴晓求如果货币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我国不会出现长期通胀。诸建芳在先后历经最困难、最复杂的调控年景之后，2019年，面对“十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似乎面临着既复杂又困难的一年：货币政策紧缩，会否带来经济下滑风险？物价狂涨，负利率局面何时将会得到改善？人民币会否升值，热钱如何控制？展望2019年，几位经济学家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为您一一解惑。A经济增速全年增长8%不成问题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吴晓求：具体季度同比增速目前不好预测，全年来看经济增长达到8%是不成问题的，这也是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巴曙松：2019年宏观经济将进入平稳、温和的趋势性增长。与2019年不同季度的环比波动过大相比，2019年GDP增速波幅将比较温和。总体上，前三季度温和上升，三季度可能是全年同比的高点，略超10%，四季度呈现小幅回落，市场预期GDP增速都将保持在9%-10%左右的窄幅区间内波动。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目前的趋势看，2019年的经济增长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基于2019年四季度强劲的增长态势，2019年经济在特定季度过热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其中一个动力就是因为2019年是“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衔接之年，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看，通常存在很强的政治周期扩张冲动；其次是外部经济如美国的复苏可能会超乎当前的预期，这对国内经济有一定带动作用；第三则是到目前为止的紧缩措施力度有限，实际上滞后于物价走势，紧缩力度和节奏都稍显滞后，宏观政策在进行紧缩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刘尚希：国家发改委提出2019年的经济增速在8%左右，这代表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判断，实际增速落在7%-9%区间的概率较大，按此增速的话，2019年就根本不存在“保”增长的问题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稳增长”，而不是延续2019年以来的“保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速不是明年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甚至可以说只是实现核心目标的一个条件。诸建芳：2019年控制通胀会牺牲部分经济增长，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将从2019年的10.2%回落至9.5%左右。在反通胀的压力下，上半年经济增长将受到一定抑制，GDP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分季度看，预计2019年一至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8.7%、9.1%、9.8%和10.02%。2019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增长。由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比2019年有所降低，中国出口增速将有所下降，故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也将下降，尽管还存在较大规模顺差，但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的。由于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信贷政策将有所收紧，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下降。由于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通胀总体可控CPI预计略高于4%巴曙松：中央给出的这一目标数字是4%。虽然各种预测表明，2019年的CPI会略高于4%，中位数可能在4.5%左右，但决策者为什么还把2019年的CPI目标定在4%？站在政策研究的角度换位思考，将有助于理解2019年的宏观政策导向。首先，如果把目标定在5%或者更高的水平，本身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在过去5年中，政策制定的通胀目标有三年是3%、一年4%、一年5%，即使定在5%，也没有超过过去5年的最高值；其次，从市场角度分析，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意图，在于合理引导通胀预期。客观评价，2019年下半年物价短期内迅速冲高的一个重要机制就在于通胀预期及其推动的物价上扬。再者，实现2019年4%的CPI目标，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腾挪空间。大致测算，今年的翘尾因素约为2个百分点，如果新涨价因素能够控制在1.5个点，尚可能预留0.5个增长空间用于资源价格调整以及外部可能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吴晓求：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全年CPI在4%左右，应该不会超过4%。同比的增速跟基数有关系，去年基数比较低，环比增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诸建芳：短期看，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但是在政策加强调控的情况下，物价上升的压力在春节后将有所减缓。我们预计2019年全年CPI上升3.3%，2019年CPI上升3.8%，其中上半年CPI在4%以上，下半年通胀压力将有转折性变化，年底回落至3%左右。2019年各季度CPI预测分别为4.5%、4.2%、3.8%和2.9%。PPI方面，2019年为5.5%，2019年预计为4.6%。十二五”期间通胀上升可能涉及的主要因素包括：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推动因素，资源环境成本推动的物价上升以及公共产品调价带来的通胀上升。有些观点据此认为“十二五”我国将经历高通胀，我们认为，如果货币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我国不会出现长期通胀。巴曙松：2019年的通胀仍然处于可控范围。通过与历史经验进行对比，本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导火索是2019年10月、11月份蔬菜价格的大幅上涨，但从中国的粮食和蔬菜价格波动历史看，蔬菜和食品价格带动的CPI上涨及其供应的回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因此，这轮物价上涨将逐步在供应恢复之后稳定下来。所以，整体上判断，2019年的通胀仍然处于大致可控的范围。目前通胀在很大程度体现的是一种可能性的风险、尚未形成全面的高通胀的现实，且当前的通胀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蔬菜和粮食领域，尚未全面扩散，只要及时采取紧缩措施并加大供应，且2019年上半年不再出现大规模的农业灾害，则通胀压力应当不会高于2019－2019年的水平。C货币政策年内可能加息两次一季度或将“三率齐发”巴曙松：今年一季度或将成为“三率齐发”的政策密集出台期。首先，4%的CPI既定目标意味着一季度的调整压力会非常大，上半年的部分月份CPI很容易会达到5%，甚至会接近6%，这种物价走势会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其次，基于今年物价“前高后低”的基本判断，一季度也会是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密集时期。政策出台节奏会呈现一个标准式的动作，我们称之为“三率齐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汇率。不仅如此，对部分投机性较强的产品的物价行政管制，以及适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在加息和升值时配套使用也将成为辅助性工具。实际上，从2019年年底的宏观政策紧缩节奏看，与实体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较强的物价上升压力看，实际紧缩力度是偏松的。这使得市场可能会猜测，宏观紧缩力度会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波动以及物价的走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上半年的物价高点接连出现之后，开始全面启动严厉的政策紧缩。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操作节奏，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存在很大差异。吴晓求：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要取得相对平衡，因此货币政策要相对有节奏，不能节奏太快。去年四季度以来货币政策的调整节奏就偏快了一点。但是说紧缩过度带来滞涨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10%，怎么能说滞涨呢？全世界都没有过这样的滞涨。2019年GDP季度同比增速递减是正常的，递减与基数有关，因为2019年12月份的GDP比2019年1月份的GDP高得多。巴曙松：整体上外部的低利率水平一直是制约国内政策工具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且这种因素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在低利率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形下，政策组合的备选工具中，优先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最高，央票的运用以及贷款投放的窗口指导等都是常用的数量型工具。相应的，利率工具的使用仍会非常谨慎，即使加息，次数也会相对有限。刘尚希：未来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与决策者对经济的形势判断密切相关。如果货币当局认为主要矛盾是国内因素引起的货币供应量，持续加息是必然的。如果认为只是当前这种宏观环境下不能让流动性过分宽松，为控制物价创造条件，那加息的次数很有限，不会一直加下去，更不存在所谓的“加息通道”。诸建芳：今年政策组合变化最明显的是货币政策由原来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都将作出调整。首先未来货币增速将有所回落，我们预期广义货币M2增长为15-16%，信贷增长15-16%，即新增贷款7万-7.5万亿。其次，预计利率需要继续上调2次。D汇率人民币或升值5%巴曙松：把扩大进口当做平衡国际收支、平抑物价的一大措施，这预计是2019年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为了更好地平衡国际收支，在原材料等尽快加大、物价压力增强的上半年，人民币升值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总体升值幅度会超出2019年。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可以使铁矿砂和原油等原材料的进口价格降低，有助于减少输入性通胀，其次可以迫使纺织品等行业进一步提高附加值。总体上，在内部物价压力上升、外部贸易平衡压力也比较大、利率在外部低利率环境约束下难以大幅调整的时期，汇率调整的回旋余地较大，预计调整的力度会比市场预期的要大。吴晓求：人民币升值趋势还是存在的，但是2019年的升值不会像2019年那么大。如果加息持续，人民币有保持升值趋势，无疑吸引更多热钱入境，这是一对矛盾。要平衡的话比较麻烦，需要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加息要慎重，加息与跨境资本的管制同时进行，热钱就进不来了。诸建芳：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主要考虑国内的产业承受能力，以及生产要素从出口部门转向内需部门的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预计2019年仍将升值5%左右，即到2019年底，美元兑人民币达到6.30的水平。刘尚希：从中长期角度讲，随着一国经济实力增强货币升值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升值趋势不代表币值一直是上升的，这里面也有升升降降的波动，跟股市是一个道理。所以，虽然升值是一种趋势，但币值的具体变动情况并非客观的，这里与相关经济政策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有关，也与国内外的心理预期有关。从政策预期的角度来讲，2019年不应让人民币有过多的升值预期，而应保持币值稳定，甚至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让人民币贬值一下，否则在美国货币“放水”、其他经济体不乐观的大背景下，全世界的热钱都要跑到中国来了，这意味着我们在替他国分担风险成本，有损国家利益。E房地产调控见不到效果多少轮调控都没用刘尚希：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控房价，但房价还是不停地在涨，甚至继续出现“日光盘”。这是为什么？这里关键问题不在于政策调控，而在于房价的社会心理预期管理。第一轮调控的时候，百姓对调控抱有很大希望，但调控结果下来房价还是在涨，于是国家再调控，但房价依然继续涨，这样政策的可信度就越来越低，政策对社会心理预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所以调控不能只是试着看，必须立马见到一些效果才行，见不到效果就无法改变预期，再来多少轮调控都没用。另外，房价调控并不是一两个政策就管用的，舆论导向也非常重要。毕竟行动是由认识决定的，不同的认识就有不同的行动。2019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略好于2019年，国内投资、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计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将企稳回升，全年达到9%左右，物价涨幅有望控制在4%以内。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同时，应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一、经济运行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2019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同时，物价涨幅出现趋稳迹象，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转变有了重要进展。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投资增长动力实现市场接替。2019年我国经济能迅速扭转增速下滑势头，主要得益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快速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密切关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立足2019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深入贯彻落实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加强督查和评估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全面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各地要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建立落实机制，明确责任和分工；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督促检查以及评估工作，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体系。加快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制定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产业、人口、投资等政策，明确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国家支持的重点投资领域和产业准入标准。各省要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加快制定本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实施方案和进度安排，研究制定分类配套政策，推进省域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二加快调整投资结构，积极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中央确定的“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在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投资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力度，加快民间投资跟进的步伐，着力扩大中小企业投资意愿和规模。正确处理扩大投资用于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的关系，确保一批重大在建项目继续推进尽快完工，严格控制低水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新建项目开工建设。东部地区要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点培育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能力。中部地区要扎实推进“三个基地、一个枢纽”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三农”、保障性住房、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节能环保、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民生领域、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建设的投资力度，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技术改造。东北地区应加快重点产业振兴，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三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推进中西部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完善各项配套措施，有序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和平台，吸引产业链整体转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在中西部地区着力培育和壮大一批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经济实力雄厚的重点经济区带，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中西部各地要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为承接产业转移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中西部地区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支持中西部毗邻城市之间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加快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在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方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四加快解决城乡统筹突出矛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针对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客观实际和特有国情，未雨绸缪，超前研究解决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亿农民工进城、农村空心凋敝等城乡统筹的重大问题，分步制定综合配套政策措施加以应对防范。重点解决目前我国城镇化的盲目发展和不协调发展问题，抓住城镇发展的“贪大求快求新求洋”、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劳动力转移不畅等突出矛盾，加快研究解决办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加快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管理，促进城镇化集约、特色发展。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优先解决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农民工落户定居为切入点，由点及面，逐步推进，出台有关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工资增长、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子女就学、落户等相关政策，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推进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异地接续问题，将农民工住房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继续落实国务院相关文件推进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得到切实解决，实行更加宽松的落户政策，等等。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建立区域联网的农民工就业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五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健全政策体系，提高扶贫开发效益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性投资力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完善扶贫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整合政府扶贫资金，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提高扶贫效率。积极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新机制，继续鼓励引导对口扶贫和援助。积极组织实施贫困地区人才援助计划，支持贫困县市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实用人才，鼓励各类人才到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创业发展。对具备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继续实行开发式扶贫，改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对生存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实行易地扶贫，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库区、行滞洪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培训扶贫、技术扶贫和劳务输出扶贫，增强劳动技术和增收能力。对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实行救济扶贫。加强对贫困人口下一代的教育扶助，防止贫困代际传递。采取社会救助、设立专项贷款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措施，防止因灾因病因学返贫。
  赵香群2019-12-21 18:5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