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19年第三季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式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是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度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19年的64.8%，201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在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绿色能源革命史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我国国际地位和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计机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