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哪些突出的问题

龚家慧 2019-12-21 2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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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经济将比2019年有所下滑,房地产销售将会锐减,工厂订单逐渐减少,各行各业业绩将会下滑,人们的收入和消费绝对是会成正比的。总的来说今年中国经济将会有所停滞不前。一般人打算投资做生意的要小心为之,要知道某宝对实体店的杀伤力也是不可小视的。非要做的话那就进军饮食行业吧,必竟民以食为天,总体来说这一行有好手艺还是能站稳脚跟的。
窦连池2019-12-22 00: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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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一,房地产发展过度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房地产是一个“吸金盘”,大量新增货币或贷款被吸入房地产业,是从实体经济口中夺食,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与信贷供应。同时,畸高的房价收入,使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支付所谓刚性需求的住房购置成本,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需求,抑制了实体经济内需的有效增长;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相应带来了房地产开发商财富的快速积累,提供了错误的财富积累示范效应;也误导了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显然已经绑架了地方政府,由于高房价有利于推高土地出让金从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诱导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房地产业持续繁荣。其二,实体经济内生发展动能不足,制约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基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企业奉行的基本上都是模仿跟进策略。但长期以来的模仿策略引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创新意愿偏弱。由于创新成果得不到保护,大部分企业根本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原创性研发,而是指望继续依靠模仿维持生存,研发投入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成长空间受限。内需疲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内需比率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其三,国内企业普遍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其四,社会氛围欠缺,实体经济未受应有重视,社会投机情绪弥漫。社会投机情绪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总体上显得比较浮躁,不愿意脚踏实地经营实体企业,而更多梦想借助投机一夜暴富。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投机情绪。在较高的社会投机情绪推动下,实体经济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全社会几乎整体陷入盲目发展虚拟经济的狂热之中。虚拟经济在不断侵蚀实体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加速发展,部分虚拟经济环节甚至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一必要基础。其五,金融体系扭曲,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轨道。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五大扭曲现象。一是金融服务价格扭曲。银行利率管制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高收益之间不对称,民间金融、影子银行的融资价格与商业银行的融资价格呈现双轨制;二是需求与供给扭曲。公众投资理财意识觉醒刺激金融产品需求蓬勃增长,但金融产品供应不够丰富,投资理财工具选择有限;三是金融资源分布扭曲。银行业资产占金融市场总资产的近85%,而保险、基金、证券、租赁、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滞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以及金融资源在不同金融行业间的规模和服务水平,均显不对称;四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扭曲。部分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普遍存在实体企业脱实入虚、投资金融资产的现象;金融产品内容创新缺乏,形式创新却大行其道;五是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发展。受严格的金融管制约束,我国金融体系不能借助外部竞争机制来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自我完善的压力与动力不足;尽管国内融资成本高企,但实体经济不能自主使用境外低成本金融资源。其六,一些虚拟经济侵蚀了实体经济。如电子商务发展过快,但税收、交易商品质量管理等不规范,无税费、无房租、售假货代价低等原因,取得了对实体店的竞争优势,导致一批批实体店纷纷关门。
    龙小荃2019-12-22 01:00:19
  • 环保压力处在首位。资金压力很大,银行根本贷不到贷款。人工工资涨幅太大。原材料涨幅很大。成本居高不下,。税费较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防风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全球金融市场近期也出现较大波动,需要更加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为此,央行决定。
    齐显影2019-12-22 00:54:25
  • 中国传统的实体经济很多产能是过剩的,加上国际市场确实是对中国很不利,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企业要进行转型升级,在技术、资金、市场、经验等方面存在难度。转型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往哪转,转了之后市场到底怎么样,当然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此外,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在转变,原来依靠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的战略可能遭遇越来越多的阻碍。很多能源、资源的瓶颈也会越来越严重。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有一点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国内市场消化能力比较强。城乡一体化致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加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能提供很多发展空间。
    路计庄2019-12-22 00:18:40
  •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19年第三季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式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是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度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19年的64.8%,201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在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绿色能源革命史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我国国际地位和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计机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黄睿哲2019-12-22 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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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19年第三季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式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是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度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19年的64.8%,201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在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绿色能源革命史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我国国际地位和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计机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一、算好“战略、经济”两本账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市场容量大、商机多、科技发达,成为众多外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市场高度成熟,法律法规健全,普通劳动力成本高,竞争激烈,部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因此,中国企业在决定赴美投资前,务必要算好“战略、经济”两本账。战略账”是指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规划,分析国内、国际以及美国经济形势、具体行业发展趋势,深入思考赴美投资将如何优化本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忌盲目、冲动做出投资决策,以免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经济账”是指企业要全面、系统评估赴美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整合公司内部、外部的专业资源,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科学确定可行性报告,事先做好“家庭作业”,要特别重视培养、储备本公司跨国经营人才的工作。避免出现赴美投资后,才发现投资成本过高、项目不可行等情况。二、选择适合的赴美投资方式企业在深入、细致计算“战略、经济”两本账、做出赴美投资决策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何种投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绿地投资等手续、争取优惠政策等多个流程;并购项目涉及复杂的法律、财务、投资审查、公共关系等领域。因此,建议中国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和实力,一方面组建本公司投资美国的项目团队,有效组织利用内部资源;另一方面,视情聘请项目可研咨询公司、环评、公司事务律师、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公关等专业咨询公司。根据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对近年在美成功投资或公开上市的中国企业调查情况看,受访企业均建议,赴美投资应聘请专业咨询公司或顾问,消除认为相关费用属于“乱花钱”等认识误区。四、注意投资地点的选择投资地点选择要依据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需要。一般应优先选择产业集聚度高、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商机较多、生活便利的城市。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个州创建公司后,如今后要在其他州开展业务,还需获得这些州政府的许可。因此,企业最初设立地点不能仅考虑税务优惠,而忽视市场资源等其他关键要素。例如:美国个别州整体税率较低,对企业财务要求更为宽松,许多外国投资者将美国分公司总部或财务中心设在那里,但应该看到这些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并不是很高,人口、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据美国德勤公司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美雇用人数最多的五个州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
前瞻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在2019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综合权衡,从2019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9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2.投资增速将跌破10%。2019年和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9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2019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9和2019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9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9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9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9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9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9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9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回顾2019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9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9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9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中国从2019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因此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9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总体上看,从2019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首先我们从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冬天的上海到处都能看到烤红薯烤玉米的小摊贩以及早点摊,可以想到寒冷的天气他们的不易。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他们的收入如何,我们只从他们的每笔交易中可以看到,几块、十几块的一笔交易每天重复多次,每一笔利润也仅仅是几块、十几块,且不加上他们本身的劳动成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金融市场,可能一笔交易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于万亿计算,刨去成本利润丰厚。当然有的人会说也可能会亏损,且做每一笔交易都是脑力劳动的报酬。这些我们都抛开不去深入研究,仅从表层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一笔交易,两者产生的结果不同。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可以上升到一个企业、公司的层面,我们经常看到上市公司为了能够保住上市的资格,不惜变卖固定资产;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去年一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很多都是炒房者,为何这么多炒房者热衷于炒房呢?其中的利润就是不言而喻的原因。一个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不如一套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产生的利润多,难以令人想象。这是另外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体现形式。有上述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经济利润丰厚,而实体经济与之想必小巫见大巫。那么我们应该发展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置之不理?当然不是。从国家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意在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而在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何实体经济发展如此之难?玻璃大王曹德旺一语道破,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阻力或者说成本很高,利润就被压缩。实体经济想发展,如果靠银行借贷,利息成本在6%左右,而实际的总利润在10%-12%,这是个估算值。比较准确的估值有个参考就是我国民间投资回报率大约在3%左右。而此前投资回报率却在10%以上,回报率的降低可以更加说明一切。实体经济年化回报率仅有3%,一年的辛苦,回报这么低,虚拟经济的年化回报率很高,因此没有太多人想去搞实体经济。不过这并不是发展虚拟经济的借口,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落后,虚拟经济发展超前,那后果就是严重的经济泡沫的经济危机。如果实体经济发达但虚拟经济落后,同样会阻碍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几十年前,银行转账业务很繁杂,到帐时间漫长,这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可能非常不便,而现在转账业务仅需手机可以自助完成,方便快捷。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孰轻孰重?或者说谁是发展方向呢?我认为二者都重要,需要相互彼此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势必会促进虚拟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实体经济的进步。二者缺一不可,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实体经济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势必会解决,虚拟经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倾向性。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二者此消彼长的状况。所以自2019年开始至今,虽然我国经济下滑压力较大,但是国家趁这个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去产能并着手供给侧改革这些措施均是对于实体经济的深化改革,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见到不一样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成果。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市场来说,由于大型商业银行规模庞大、市场份额稳定,占据市场竞争垄断地位,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性质比较单一,国有化程度较高。而一个成熟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展开,只有打破垄断格局,才能籍以提高银行业的效率效能。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以层级授权的方式作为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的纽带,以分支行作为资源配置中心来开展各项业务。由于层级设置复杂,使得管理成本大大增加,总行对可使用资源的掌握和调配能力严重不足,在市场竞争中决策滞后、反应迟钝。即使总行能够及时下达决策指令,往往也缺失权威性,有令不行或者执行而不到位比比皆是。与外国金融机构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推出的业务品种单一、业务范围较窄,无法满足高端客户快捷、多样、高效的金融服务需求,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着重于大力拓展业务规模、扩充目标客户,应该说在业务数量上有了呈几何倍数的规模。近些年,虽然不少商业银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业务创新,例如挖潜私人银行业务市场、理财产品开发、建立金融信息技术平台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等,但是在深层次的衍生金融产品发掘方面受到人才和技术资源匮乏的限制,短期之内也很难获取显著成效。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规定使商业银行面临风险集中的境况,这与全球商业银行混业和全能化发展的潮流是相悖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分业经营使其业务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服务对象就难以跳出固定的框架范畴,而且分业经营直接导致金融市场资源的割裂,市场效率大大降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因历史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包袱是沉重的。尽管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扶持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剥离,平时商业银行也通过自身提取拨备准备对诸多不良资产进行了核销处置等,但是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完全剥离,新的不良资产已开始不断生成。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虽然外部的一些体制性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正在逐步减少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但是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影响却在加剧,并且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包括经济案件,也直接影响到不良资产的生成。正是出于银行内部监督控制不力以及外部信用制度缺失、经济体制转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既要承担违规经营的成本,又要承担经济大幅度波动的成本,而且还要间接承担宏观调控的成本。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及时对利率、汇率或其他宏观政策变化引起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进行主动预警、精确定价和内在自我调节的机制,所以防范风险的能力有限,银行内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无法达到与外部经济环境有机融合的状态。伴随外部经济周期的变化,商业银行会因此积聚各种潜在的风险,甚而爆发不可逆转的危机。从内部体制分析,不论是体制建设还是技术能力都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对管理控制的不力,一方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定价管理体系的缺失,使得银行管理控制能力以及定价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所使用的管理会计系统与业务统计管理模块数据是割裂运行的,无法与风险管理要求相匹配,很难对客户、产品、部门、区域做到精准核算。事实上,我国对风险防范的金融制度研究和衍生金融工具研究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对市场风险的管理才刚刚开始,以市场价格计量的交易类账户的风险作为计量、监控对象,相关的会计、税收配套政策也未确立。而国际会计组织IASB和FASB已针对各种风险工具在全球金融机构中推广应用“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披露与列报”等约束条款,对我国已经上市和即将改制上市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都是极大的挑战。
为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文件精神,近期以来,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南京市牵头召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和推进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江苏证监局、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南京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各有关金融债权机构及三胞集团代表参加会议。在2019年9月5日召开的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成立会议上,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正式组建,并选举产生了债委会主席团。会议对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指出各债委会成员要统一思想,切实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要求,积极稳妥推进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会议明确,要发挥债委会积极作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共同协商,一致行动,维护好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会议要求,三胞集团要履行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自救工作,在各债权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开展瘦身、降低负债和转型升级。2019年10月10日,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座谈会顺利召开。会上,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相关负责人传达了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三胞集团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并就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提出了六项具体工作要求。会议强调,各债委会成员要步调一致、统一行动,不得随意抽贷、压贷、断贷,不单独采取诉讼、查冻账户、强行处置资产和平仓质押股票等不利于风险化解的措施;要稳定存量融资,并切实研究新增流动资金支持的措施,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随后,会议听取了债委会部分成员的相关意见和诉求,大家做了充分的政策咨询和互动沟通;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银监局、江苏证监局相关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根据会议要求,债委会正在研究建立工作和报告机制,为下一步风险化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和支撑。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三胞集团要切实履行债务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自救,规范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积极配合债委会开展工作。债权金融机构和三胞集团都要按照“求大同存小异”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各项风险化解工作。会议还建立了以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省人民政府牵头,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金融办、江苏银监局、江苏证监局、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南京市金融办、相关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工作机制。目前,债务风险化解的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落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