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龙宇光 2019-12-21 2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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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征求学士朱升对他平定天下战略方针的意见,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知道对于经营企业有什么启示。在宏观经济不明朗甚至下行的情景下,应该为企业转型和过冬做好准备,做好现金储备,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和业务。在经济复苏前打下基础,企业存活下来就是关键。如果觉得还OK的话不妨采纳!!。
黄盈瑞2019-12-22 00: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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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复苏,2019年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将全面进入“后危机时代”。人类还会发展,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趋势。只有立足这些重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2019年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崛起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国际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和资本流向也会有重大变化。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继续调整。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第一。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标志着全球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金融危机弱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欧元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和跨境贸易试点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加快上升。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势必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均把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调整和转移,已势不可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差距有望第一次缩小。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百年危机也为中国崛起创造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二、“以转型促崛起”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尽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中国的加快崛起,关键在于自身。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还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要素供给条件较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仍能保持8%~9%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过度依赖外需、投资、资源和要素投入,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加快崛起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转变发展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保增长和促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可以看出,“以转型促崛起”正在替代“以增长促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不仅是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将继续增长,但财政赤字会有所压缩,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投资资金将保持适度增长,但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新上项目会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预见,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都会有大幅增长。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适度微调。货币信贷投放规模会比2019年有一定下降,投放节奏也会更加平稳。投放结构会有较大变化,重点将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货币当局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动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传统工具,主要通过信贷政策的动态调整等措施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将会明显从紧。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会在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加强公共服务。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未来几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度改变,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等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三、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会好于2019年总的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会好于2019年。初步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8.5%左右,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高位稳定。2019年新开工项目规模很大,投资增长惯性较强;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建设将会加快,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会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将会大大增加,都有利于投资增长。但政府控制新开工项目,新增信贷规模减少和对重复建设的政策约束将对投资增长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初步预计,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和2019年大体持平或略有下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在3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持续较快增长。高储蓄率使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具有较强稳定性,就业将保持稳定增长,政府采取一系列改善民生、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将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都会促进消费增长。但经济型轿车减税、家电下乡、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政策已经出现政策效应递减,尤其是汽车销售增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又会制约消费的增长。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左右,略低于2019年水平。外贸出口有望恢复正增长。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将实现正增长,我国外需环境将比2019年明显改善,国家进一步鼓励稳定外需,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都有利于出口增长。但由于世界经济只是低速增长,发达国家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我国出口难以实现大幅增长,预计全年增速在10%左右。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复苏,进口将更快增长,预计增速在13%左右。外贸顺差与2019年大体持平。居民消费价格将温和上涨。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供求关系比较宽松,国家粮食库存比较充裕,不存在消费品价格大面积、大幅度上涨的基础。但综合考虑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的输入效应,水电气等产品价格改革的传导效应,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的压力较大,预计全年涨幅在3%左右。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会在适度增速中加快转型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增长”与“转型”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高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选择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一个合适的速度保持增长。从理论上看,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增大,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201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8.5qo左右的中速增长,2019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像2003~2019年那样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期,恐怕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伴随着这一基本特征的还有以下特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快。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思路会更加清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会步入更快增长轨道,新兴产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会加快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力度也将大大增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会加速,质量也会提高。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发展热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占领“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区域经济布局将进一步调整。国务院2019年共批复了9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中部地区低成本、接近市场的优势更加凸显,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劣势趋于弱化。东部地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内需导向型产业将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将加快向重点城市和地区集聚。如果说,中国的加快崛起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中速平稳增长将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
    连予生2019-12-22 00:21:37
  •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1、经济发展总体状况;(3财政金融情况;(4物价总体水平情况。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1城乡居民收入情况;(2住房情况;(3就业再就业及社会保障情况。
    齐望东2019-12-22 00:10:19
  • 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依托国际大通道、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还有铜。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将产业、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于2019至2019年进行试点,2019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9年,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9年经济增长托底。一、改革步伐加快,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总之2019年,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在此形势下,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加强与亚洲周边;还有,11月22日降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9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英国、法国,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群。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9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9年经济不会好于2019年。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通讯、水电网管设施。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并于2019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先从有利的方面看,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这都是创新思维,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如果价格降一半。但美国2019年11月宣布退出QE、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但是阿根廷。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第三,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结构性调控,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打造长江经济带。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委内瑞拉、巴西今年,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户籍制度改革等,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但是2019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俄罗斯等经济体。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63.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9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即协同发展,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群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色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对策与建议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9年。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赵高圣2019-12-22 00:00:44
  •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二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当前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第一,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当前,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力争使物价涨幅在后几个月降得多一些,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创造条件.第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力量,完善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鼓励发展新兴消费领域和消费业态,促进民间投资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要高度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采取措施稳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对工业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力求取得更大进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等突出困难,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要遏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构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
    齐晓明2019-12-21 2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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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融危机中的经济现状分析,扩大内需、保增长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及措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措施如下:第一,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市场利息,从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措施。它是一种威力强大不易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买进有价证券来投放基础货币,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影响市场利率的一种行为。它使中央银行可以主动、灵活、及时地调节和控制基础货币总量。第三,降低再贴现政策。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再贴现率来扩大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比较缓和的,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相对稳定,但中央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发展经济,抑制通货紧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措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帮助出口企业降低成本。措施如下第一,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相应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及其征收率,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大力支持出口增长。促进企业投资和扩大内需。第二,加大政府转移性支出。由于政府支出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大必然相应地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这种政府的投资,在乘数的作用下,会使国民收入成倍增加,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第三,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这是政府一种变相的投资,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
根据具体的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一般来说,当经济萧条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可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紧缩财政,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行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财政压缩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中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货币与财政政策配合的主要方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很好地配合运用,才能避免矛盾,尽量缩短政策时差,有效实现总体经济目标。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时,一般可以有以下四种组合: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其应用背景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政策组合是:在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实施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利用财政杠杆调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缓解滞胀。一般来说,“一松一紧”主要是解决结构问题:“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即“双松”或“双紧”。在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均衡。除了以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一般模式,若将中性货币政策与中性财政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哪种组合方式,取决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透彻分析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实事求是、切合国情是十分重要的。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历代统治者都把税收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论述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变革、变法都涉及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从理论上弄清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一、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事物有位才有为。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认识税收的范畴,弄清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就要研究经济与分配和分配与税收的关系问题。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状况,是相对微观经济部门经济或局部经济而言的,是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方面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的活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生产,而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反作用于生产。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生产者的事,交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消费是消费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参与不干预这三个方面的活动,但通过税收参与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恩格斯把经济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方面的关系概括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都与财产所有权有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就如同科学技术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一样,财产关系凝结在四个关系之中。要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用法律明确财产关系,保护财产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权、企业的财产权、国家的政治权力都要参与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资、企业拿利润、国家拿税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关系确定财产归属,是财产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财产关系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决定收益分配关系。财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和要害问题,关系到各方经济利益,各方对此最敏感最关心。税收之所以成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就是因为它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国家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对所有制、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决定的。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权力统治着财产,……捉弄财产。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纳税原则本质上纯属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征税都是从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国家所有制,而国家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力,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目标的第一步。马恩论述告诉我们: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不能超过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个国家分治或由各个国家瓜分占有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籍,它的生产经营一般都在某一个国家里进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属这个国家所有,并受该国家的保护。即使在以跨国经营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也是以纳税人的国籍为依据。国家所有制使国家有权对管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征税。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单位和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财力作后盾。然而,国家政权本身不创造财富,国家财力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国家要把税收蛋糕做大,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大力发展经济。从上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税收,税收是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经济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高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决定劳动权、财产权和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关系。税收与国家政权的生存紧密连在一起,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税收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财产和分配关系是经济的核心和要害。税收处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税收与各方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讲,税收属宏观经济的分配范畴,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二、经济决定税收与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税收观的基本观点,对于正确理解、认识和处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决定税收的产生和发展,具体表现如下:1.经济决定税收的产生。税收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一般来说,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税收就跟踪到哪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税收。2.经济规模决定税收规模,税收规模随经济规模扩大而扩大。如全国2001年GDP达到95933.3亿元,比1995年的58478亿元增长64.05%,平均年增长10.6%;全国税收2001年达到10453.4亿元,比1995年的3927.9亿元增长166.13%,平均年增长27.68%。河南2001年GDP达到5645.02亿元,比1995年的3002.7亿元增长87.99%,平均年增长14.66%;河南国税收入2001年达到260.54亿元,比1995年的143.77亿元,增长81.22%,平均年增长13.53%。3.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一是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发达国家一、二、三产业的大体比例为10%、20%、70%;中国2001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1.86%、47.16%、30.98%。从上述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主体税源已经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主体税源仍在第二产业,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不含税,决定河南经济增长和税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占GDP不到1%,税收99%来自公有经济。目前,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平分秋色,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达到30%以上。三是地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来自该地区的税收占全国税收30%以上。河南省辖市区税收占全省税收80%左右,税负达到7%左右,而县城及农村税收只占20%左右,税负只有2%左右。4.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负水平。国家征税要从计税收入中扣除企业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费。发达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仍然很大。而发展中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小,如我国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国家征所得税很少。又如我国对大量达不到起征点个体户不征税。所以,尽管各个国家的税制相似,但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负差异很大。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上参照了国际税制,尤其参照发达国家的税制。然而,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低于15%,中国2001年税负只达到16%。在中国境内发达地区税负高,欠发达地区税负低;城市税负高,县城以下税负低。5.经济科技含量决定税收增长。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大,带来的税收多。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小,带来的税收少。凡是经济和税收高速增长的地区,都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凡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大。6.经济状况决定税收征管。企业行业特点和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决定税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如规模限额以上的企业出于内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账,加强财务核算。对这类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建账,大量交易不开票。长期以来,对这类业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漏税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河南国税部门对税源进行分类管理,探索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征管办法,已经初见成效。7.经济改革决定税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进行两步利改税和建立新税制的重大改革,不断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税种、税率、减免税、税负、征管等要素调节各方经济利益,影响经济发展。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当税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如下:1.税种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税种都有它的征收目的和范围。一般来说,主体税种侧重组织财政收入,税基广,具有普遍调节经济的作用;其他税种侧重调节某种经济行为,且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2.税率对经济的影响。税率是税制核心,它对企业实现的收益进行分配,确定国家与企业各占份额,最终确定财产归属。税率高低表明国家征税深度,亦称调节经济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用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表明,税收随税率增大而增大,当税率超过纳税人承受能力时,税收就随税率增大而减少。可见,税率适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税率过高则影响经济发展。3.减税对经济的影响。减税产生扩张效应,如:刺激民间投资和需求、吸引外资、促进资本在地区之间和国际之间流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经济发展后劲。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措施,但并没有减少税收总收入。各国减税后,宏观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趋势。我国现行减免税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为了支持、鼓励、保护和照顾某类企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其中许多减免税带有歧视性,不但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中国应当选择无歧视性的减税政策。4.税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税负反映国家征税深度,也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企业利润都拿走,资源由国家配置。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以激励民间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加经济活力。如果国家征税后,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本,就会妨碍民间投资,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影响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用税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税收用于盈利性的生产投资,否则,国家配置资源,加重企业负担,部分企业受益,容易产生腐败,导致企业竞争不公平,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所以,税负高低关系到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关系我国经济转轨和旧体制复归。5.税收征管对经济的影响。税制靠征管来落实。科学严密的征管,不仅可以正确贯彻落实税收政策,把应收的税征上来,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而且可以发现税制中的问题,促进税制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方便纳税人,节省纳税人办税时间。反过来说,征管疏漏,税款流失,造成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引起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经济发展。三、税收与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宏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等手段。在历史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二者在资源由谁配置、对微观经济管与不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富有效率,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供求学派凯恩斯认为市场有缺陷,主张政府干预,达到供求平衡。许多国家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缓解了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认为市场并非灵丹妙药,主张政府调控,不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捉弄经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国家配置,企业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失去影响力,税收只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工具。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人力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二大以来,几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经济体制包含税收手段,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税制改革,决定税制改革;税收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经济改革都要反映到税收上来,都要对税制进行相应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此进行两步利改税,建立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酝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税制,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国现行税制,促进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要发挥税收的宏观作用,就要从理论上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国家宏观调控需要财力作后盾,税收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扩大税收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二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财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税收规模的扩大,不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四发展是硬道理,税收政策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五税收调控作用包含在税制中,通过征管来实现。当前,一方面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面较大,靠提高税负,增加税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债务连年上升,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但是,税制不尽合理,税负不平,税收流失较多,税外收费额较大,费挤税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要完善税制,合理设置税种,调整税率,清费立税,清理减免税,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四、税收调控与经济发展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项目、跑项目,容易产生腐败;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200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2481.9亿元、28667.8亿元和14329.8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7.5%、16.7%和15.1%。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48元;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382元,位于全国之首;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42元,位于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65元,位于全国最低。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2001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外资企业人均年工资高达1.6万多元,为全国平均工资10870元的147.19%,而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1178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6867元,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574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原则来衡量,我国2001年税负为16%,相当于发展国家的税负水平,若考虑政府部门收费,企业税费负担在3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许多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
众所周知,黄金作为最稀有、最珍贵的金属之一,与白银一样,是为数不多的能将商品属性、货币属性、金融属性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贵金属品种。黄金与白银之间的关系可谓夫妻或兄弟关系,远远不是其他贵金属或者大宗商品能够相比的,从黄金白银的物理性质到化学性质,再到历史使命,再到最直观的走势的高度相关性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金投资者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美元指数上涨则黄金下跌,美元指数下跌则黄金上涨。也就是说黄金与美元走势负相关。那么,是什么原因形成这种负相关关系呢?黄金与美元同属储备资产美元和黄金同为最重要的储备资产,但两者的性质不同。美元属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但是持有美元可以带来利息收入。黄金属于贵金属,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兼具规避通胀、规避风险等作用,但持有黄金不能带来利息收入。因此投资者会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等情况对两者进行二选一。美元走势与美国经济形势正相关,而黄金走势与全球经济负相关。美国是头号经济强国,其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而黄金价格一般与世界经济好坏成反比例关系。当美国经济景气时全球经济形势通常也比较乐观,这就导致美元强势以及对黄金的需求疲软。相反,当美国经济疲软时通常全球经济形势也不乐观,这就会出现弱势美元以及对黄金需求旺盛的局面。黄金以美元标价从黄金需求者的角度来看,当美元贬值,即美元指数下跌时,使用其他货币例如欧元的投资者就会发现用欧元购买黄金时,等量资金可以买到更多的黄金,从而刺激需求,导致黄金的需求量增加,进而推动金价走高。相反,如果美元指数上涨,对于使用其他货币的投资者来说,金价变贵了,这样就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减少导致金价下跌。从黄金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多数黄金矿山都在美国以外,美元指数对于黄金生产商的利益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金矿的生产成本以本国货币计算,而金价以美元计算,所以当美元指数下跌时,出口换回的本国货币减少并使利润减少,这打击了生产商的积极性,并最终导致黄金产量下降,供给减少必然抬升金价。从黄金和美元指数的历史走势可以发现,两者会出现同向的走势,这是由于美元和黄金都是避险工具,当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动或者经济不稳定时,投资者就会选择避险工具来规避投资风险。黄金和美元作为避险工具的需求同时增加,这样有时会使黄金和美元指数双双走高,由此形成了美元指数与黄金价格的同向走势。综上所述,美元指数在大致方向上与黄金白银呈负相关,但政治、经济危机和避险需求导致黄金白银价格与美元指数走势有时呈同向,不过,不会打破整体负相关局面。
由“稳健”转为“积极”201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难以启动。因此,明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第三,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12.15,0.17,1.42%,吧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二、货币政策: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再次,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最后,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三、投资政策: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明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交通设施项目。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等其他政府鼓励领域。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投向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资源节约、民生工程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四、消费政策:增收、减负双管齐下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则应当成为内需扩张的重点,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扩大消费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首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扩大“家电下乡”服务范围,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中央决定明年元旦起连续第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比较重,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再次,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费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依法重点整治,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建立生产经营者责任制,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取消各种违反规定收取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降低电讯资费标准,降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制止公路逾期收费,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最后,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如最近国家旅游局拟推出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包括奖励旅游、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等。五、外贸政策:促进出口平稳增长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未来外部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说,尽管面对外需不足的局面,我国还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最后,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扩大进口信贷规模、设立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六、价格政策: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形成了市场定价,政府主要是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管,防止价格欺诈和市场失灵;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商品,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此外,在特殊时期,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可能会实行暂时性的价格管制。未来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价格管理体制,具体方向如下: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1449.542,17.72,1.24%,吧和公益性服务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对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政策,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性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七、农村政策: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八、就业政策:以创业促进就业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1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最后,进一步整合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提高创业实训质量。多方吸纳社会资本,为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创业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风险。继续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的引领作用,在创业资金、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政策法规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和服务。九、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尽管近两年来,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但是相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回旋余地较小,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十、经济改革政策: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我国经济改革将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推进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将力争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首先,从201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明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其次,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出台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最后,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合理分配和切实用好国有资本收益。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国有独资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应大力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国有企业现金分红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或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课题负责人:范剑平执笔:杨**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重要关口,短期看面临着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看面临着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持续恶化,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最近一段时期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集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去繁就简,从十个方面对宏观政策进行了粗线条梳理,给出了一些简明扼要的概括,以飨读者。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