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萧条我们应该投资什么产业

黄烨菁 2019-12-21 2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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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潮中十大暖行业--电影业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娱乐产业上扬的契机,电影业尤其如此。在危机时期,人们需要娱乐来解压。即使是2019年1月贺岁档遭遇百年不遇的严寒,8月暑期档与北京奥运重叠,再加上5月四川大地震的破坏性影响,就算没有金融危机的萧条背景,中国电影行业在2019年度的发展轨迹也是不完整的。即便如此,2019中国电影票房仍连续2年保持26%以上增速,增幅居全球之首,电影产值首次进入全球前十名。而国外的经验也表明,经济不景气的背景,恰恰是电影业繁华的契机。正是在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创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2019年中国的制片方到底拍了多少片?据广电总局电影局统计数据,全国故事片有406部,再创历史新高。这些片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国电影票房危潮中十大暖行业--典当业典当业在经济寒冬中直面机遇。去年第三季度,广东省典当总额较二季度增长5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1%。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信息显示,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而去年1月至10月广东有1.56万家中小企业倒闭,金融风暴正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广东省政府除了在原则上通过了小额贷款试点实施意见,还一次性新增投放10亿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扶植中小企业。但在许多中小企业主看来,眼下已是“火烧眉毛”,第二天睁开眼睛,就有可能面对倒闭或债主临门的残酷现实。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典当业在经济寒冬中直面机遇。据广东省典当协会统计经营情况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省典当总额较二季度增长5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1%,税后利润增加了83%。在商机转瞬即失的市场上,“快捷”对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具有很大诱惑力。很多来典当行的中小企业都是因为急需用款,当天开车来,当天资金就可以到账。等资金周转开十几二十天又可以赎回。方便也是典当的一大优势。广州誉景典当行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洁诚说,典当行在办理典当业务时,不需要过多地审查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资产状况等,只要企业拥有有价、合法的抵押物即可从典当行获得资金,这也为企业省去了很多麻烦。典当热背后凸显的是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难的问题。这才是典当行受中小企业欢迎的根本原因。评点_也是危机逼的。
管爱枝2019-12-21 23: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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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 经济萧条至少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辛国红2019-12-21 23:59:12
  • 其实对于“经济大萧条”这一词条阐述得很完善了,何必辛苦地自创一番:http://baike.baidu.com/view/722656.htm觉得不够的话,再加一条“经济危机”:http://baike.baidu.com/view/33963.htm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综合一下,你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
    樊拴良2019-12-21 23:21:54

相关问答

一、稳定较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有赖于处理好经济工作当中的各项关系,真抓实干。 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地增长,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领导工作思路清晰,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上来,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地做好各项工作。要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及时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努力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状况。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推进城市建设要积极稳妥,注意节约用地,控制拆迁规模。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坚持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新型投资体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产业合理布局,提高投资效益。生产企业要搞好工艺技术升级、产品开发升级、市场营销升级,提高产出效益,大力研发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价值,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还要适时制定、运用好国家的各项投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有序地平稳发展。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包括产业结构、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的发展,因此来说,对于这些结构失衡就必须扭转。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三、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该如何控制好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但在现实情形中,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调控政策“适”字当头。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要从反经济周期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00亿建设国债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其次,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货币政策作用相应上升、重要性加强,财政政策将不再担纲宏观调控主力。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必要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第三,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二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稳定经济增长。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尴尬境况发展实体经济之所以得到如此关注,的确是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生存压力加大,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不太景气,实业投资回报率低迷。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达到30%。许多大型传统商业店面受电商冲击,门可罗雀经营困难,利润稀薄、亏损倒闭也不在少数。由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快,大量资本流入虚拟领域,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和企业“弃实投虚”加剧,造成实体经济存在相当程度的“失血”“抽血”问题。据统计,2019全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合计发布近2.8万条理财公告,这些上市公司在定增融资实施完毕之后,就立即动用募集资金大手笔购买理财产品。一些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金额甚至超过百亿元。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8.5%攀升至9%左右,而美国、英国这一指标仅约7%―8%,日本和欧盟甚至低于5%。虚拟经济发展快,金融利润率虚高,必然吞噬实体资本。加上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与泡沫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虹吸效应”,诱导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市场,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分析可见,影响近年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多多,既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形成巨大冲击,也有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当然还有长期积累形成的供给质量效率不高等结构性问题、市场环境不完善等机制性障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产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压力等所致。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虚拟经济终究是“空中楼阁”,金融业吃掉的不仅是实体经济的“保命钱”,更是自己的“续命钱”,“虚火”过旺,“虚胖”的经济体质是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向好的。只有将金融之水重新引流入“实”,我国经济运行才能继续平稳向好。因此,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这为实体经济从业者带来了利好、带来了更多新期待。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定位实体经济从概念上讲,是指涉及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活动,既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贸物流业、建筑业等提供实实在在物质产品生产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的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艺术等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部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形式,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与实际资本有根本区别。但虚拟资本的运动体现着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从剩余价值理论看,虚拟资本的利润是实体经济产生利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虚拟资本规模一旦超过现实资本过度地发展就会引起资产泡沫。无论是201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重新回归发展制造业、寻求“再工业化”的选择,都为中国选择“振兴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注脚。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是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实体经济也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只有坚持“以实为本、虚实并举”的原则,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既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又按照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稳步推进虚拟经济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作用,我们才能形成“虚”“实”良性互动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振兴实体经济的着力点何在在前不久中新经纬举办的“财经中国V论坛:中国‘智’造新机遇”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提出,中国制造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关键时间窗口期。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抓住了机遇完全可以在诸多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必须看到,当前振兴我国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虚实力量的一次促进性调整,是新旧动能接续的一次融合性转化,更是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发扬一锤一锤钉钉子精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今天的中国,振兴实体经济,必须要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形成叫得响的“中国技术”“中国质量”。向外看,有德国制造4.0,瑞士的钟表。有报道,日本三菱电机推出的“本炭釜”内胆电饭煲为将各项工序做到极致,其炭胆的生产周期要花5个月时间,最初全炭胆月产量只有50个,看似落后于工业化时代的步伐,但其执着再现“土灶”米饭口感的匠人精神。向内看,我们的华为秉承专注精神,28年坚持只做一件事,别人炒房炒股,华为不为所动。在2019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专利98件。这意味华为正在向苹果公司收取数量可观的专利许可使用费。还有像海尔,坚持不给外国产品做代工,真正做好品牌,走自主品牌之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多的时候达到2300亿美元,进口芯片花费已经超过了石油。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板凳要做十年冷”,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工匠精神”赢得中国的创新未来。
两者的关系:1、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表示未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投入增加,未来GDP的产出就会增加2、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形成当前GDP的投入增加,使眼下的GDP立即增加3、固定资产投资既产生当期的GDP增量,又带来远期的GDP增量,双重效应。扩展资料:国内生产总值都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也不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门槛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自1996年建立以来,对改善宏观调控、调节投资总量、调整投资结构、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等,发挥了积极作用。2004年,为应对当时经济过热适当调高了比例,201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度调低了相关比例。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2019年9月印发《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此次调整,围绕优化投资结构,对2019年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合理降低投资门槛,有利于提高投资能力,增加有效投资,加快补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其他发展“短板”,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此次调整主要坚持了三项原则:一是总体调低。除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外,其他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总体调低5%。二是有扶有控。适度调低有利于增加有效投资行业领域的项目资本金比例,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以及玉米深加工等项目。同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急需的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情况特殊的国家重大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可比规定比例再适当减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继续执行原有的较高资本金比例。三是独立审贷。金融机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独立审贷,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经济正朝着分工更明确、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发展,如何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实体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利器”。但金融所表现出来的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等功能,对经济活动具有有效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也让不少企业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爆炸式”增长。然而,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无形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金融“脱虚向实”成为尤为必要和迫切的目标。这时候则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加强产融结合。采用灵活的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各方面需求;一些商业银行还促进境内外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发展跨境金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其次,应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投资来实现直接融资,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当然在拓宽融资渠道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手段,比如大力发展场外股权市场;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融资渠道,建立合理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降低企业杠杆率;利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发展。政府在引导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当降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信用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