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比印度还差吗

黄玉哲 2019-12-21 1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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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涉及的就是西藏问题印度以英帝国继承人自居,一直干涉西藏问题1953年底,中国和印度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双方经过友好谈判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
赵风芹2019-12-21 19: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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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19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共分五级,印度人对此标准异常热心,全球获得CMM5认证的软件公司不过几十家,印度占了60%以上。前两年,一批中国软件企业老总去印度考察一番,回国后掀起了一股CMM初级认证热潮,很多中国人对CMM认证也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无法回避,那就是CMM是硬文凭、是护照,没有它,连软件国际市场的门都难以迈入,它实际上也是美国标准。不过,印度模式是处于全球软件业价值链的最底层,在孟加拉的女工为沃尔玛的血汗工厂努力工作时,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也在为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软件订单埋头苦干。这些订单可能已经被倒手好几次,利润被层层盘剥,而且这种代工受美国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美国经济不景气,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对西方列强而言,班加罗尔是软件业的血汗工厂,而中国连成为“血汗工厂”都很艰难,因为中国的软件业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标准,标准太多则造成没有标准的现实局面,照搬CMM是一条路子,但不妨换个思路,能不能制订中国自己的软件业标准,毕竟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市场。
    米天增2019-12-21 19:56:50
  • 还真不是的。首先,中国陆地面积确实比印度大,人口差不多,平均人口印度是中国大概三倍不到: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印度只有298万平方公里。中国人口13亿多,印度人口也有12亿多。中国平均人口密度143人,而印度的平均人口密度是373人。其次,中国和印度虽然面积差很大,但是国土的比例却打不通,中国大量国土都不适合人类居住,而印度确实大片优质的平原和平坦不太高的高原。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一半多是人类无法居住的高山和荒漠。剩下的一半多是居住环境特别恶劣的地区。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原和高原面积只占很小一部分,三分之一不到。为了养活这些人口,还有大量的地方用来种植农作物,不然吃的都不够。中国东部和和中部面积占国土一半,人口密度是400多,而西部面积也占中国国土一半,人口密度却只有10。印度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平原约占总面积的40%,山地只占25%,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最后,中国目前城市化比印度高,大量人口集中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印度人口大量散布在农村。中国目前城市化虽然没有发达国家多,但是也是比例很高了,尤其是很多大城市。总体城市化率接近50%,也就是一半中国人生活学习或者工作在城市里。中国2000万以上城市3个,一千万人口城市13个,接近90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印度城市化率要低得多,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且是散布式的生活在农村。印度城市化率最近几年也发展非常快,但是目前大概30%。注:城市人口是都会区人口算的,就是算这些城市下的县,乡,村。中国印度都按这个数字走,也还公平了。所以,印度不会有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密集度,尤其是这么多地方的密集,但是个别大城市也是很拥挤的。尤其是随着印度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高,这种拥挤的城市会更多更多。
    龙小马2019-12-21 18:55:16
  • 印控藏南一直是我们的伤心地,不得以的情况下,失去的一块宝地。六十代初期,中国军队在后勤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被迫后撤。说实话中印有争议的领土面积为三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能拿回21万平方公里就不错了。还有九万也不能怪老毛啊!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运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从内地四川我们的每运一发迫击炮弹到西藏最前线的成本是印度的十倍。我们不后撤,到九、十月份大雪封山内地的后勤就到不了藏南前线了,而印度腹地到藏南前线之间没有青藏高原这样的地质,其后勤可以很通畅到达最前线。难道我军不后撤等到印军组织反攻后再全部战死?现在中国力逐渐强大,青藏高原也通铁路了,公路也比以前更宽畅。可供降落的机场也多了。和台湾问题一样,藏南问题也不能再拖了,要想办法收回来。当然现在虽然通铁路了但中国目前到达藏南前线的后勤运力还不及印度的十分之一,仅有的一条铁路也不能到达最前线。而且还只有一条。冒然开战还是很危险。再说现在的军人有毛时代那样的精神吗?现在的野战军的下级军官提干的目的就是想回老家分个好工作。指望他们能想九十年代以前的军人那样用身体去滚地雷?印军在中印边界布有先进对地攻击能力的Su30,还有以色列的预警机,加上幻影2000。只要其攻击我军仅有的一条铁路线的重点桥梁地段,和几条公路的桥梁或弯道峡谷地段,我军日常的后勤都保障不了,更别说战时了。所以说我军现阶段还不能对印开战。上世纪,1989年邓公曾想对印控藏南进行军事进攻,收复失地--却有人坚信印度能够成为强国?说印度的军备如何先进,买欧洲、买美国、买俄国或,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所有主力军备都靠买,我靠,就算靠买,买来一个强国的称号又怎么样呢?当年清军买来的北洋舰队还不先进?当年的大清军在朝鲜的陆军装备比日本先进多了,有德国陆军自己都还没来得及装备的克鲁伯大炮,有日本人甚至当时西方很多国家都没见过的机关枪,还有后膛装弹的来复枪。可清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实在太差,清军很多主力的士兵当时有两杆枪,一杆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后膛装弹来复枪,另一杆是别在腰间的吸鸦片用的老烟枪。清军有一营士兵在平壤和日军对峙时,后来没鸦片吸了,就没战斗力了,就都逃跑。印度现在就像一个建立在流沙上的华丽宫殿。我们不担心现在的印度,无论他的经济体制、软件、国家发展潜力是否领先于中国,还是他的国民生活,基础建设如何的朝不保夕。除了边境纠纷以外,中国对印度一无所求,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中国皇冠上的宝石。我最怕印度什么?我们怕印度专权,怕他建立起一个强大权力的中央集权性质的政府,那样才对中国不妙呢?不过还好,集权体制一向不是印度的传统。好了,现在来说说具体的收复藏南的步骤。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惜成本在中国军队控制的藏南境内修建拦河大坝,一来利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为西藏人民造福。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已经答应援建印度在印控藏南区修建亚洲最大的拦河坝,就在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据说由于其落差大,发电量要超过中国的三峡大坝。我认为这是好事。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日本在下游修坝,我们就在上游修坝。他们修好后,就要蓄水发电。由于大气环流,喜玛拉雅山南麓包括整个印度次大陆和藏南地区,一年有一次特大的旱季和特大的雨季。一年中,先是旱季,印控藏南的大坝肯定要蓄水发电,和蓄水调节水利灌溉。当它们极需要水的时候,我们在上游的大坝也蓄水,不给他们水。让他们的大坝发不了电,灌溉不了农田。当雨季来临的时候印度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各地都涨水,不光印控藏南,包括整个印度东部每年正常情况下都涨大水。嘿!嘿!这时候中国控制的雅鲁藏布江上游大坝蓄满水后,一旦开战,中国突然放水,印军全掉河里。二,“捧杀”印度。让其虚伪心理极度膨胀!加速其自身灭亡。只要“捧杀”能满足了印度一时的虚荣!就有必要令这种畸形的发展长期下去,那么对印度的伤害将是无法估量和刻骨铭心的。给巴适当的增加军援,在中印边界适当增加军队数量,中国放出话在缅租用港口,在军备上故意拉印度进行所谓的军备竞赛,让其不惜血本去购买军备。这样一来印度还有钱去投资基础工业和基础建设吗?当印度的畸形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肯定会吃不消。印度要打造所谓的“千舰海军”。我们就故意吹捧它,再买通西方媒体一并吹捧印度如何“强大”。让它短期买进大量的昂贵的西方及俄国装备,短期买进可以,但长期的训练维护,看它拿什么来搞后勤维护。这些钱只能挤占其它财政预算了。
    齐新林2019-12-21 18:38:47
  • 美国要制造假想敌,有的时候一个,有的时候几个,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想和哪个国家好就一定能实现的,美国总认为意识形态不同必须对立。
    黄知坤2019-12-21 18: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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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有大夫,郎中。1、大夫旧时,太医专称大夫,加之唐末五代以后官衔泛滥,以官名称呼逐渐形成社会风气。古汉语中大字音dai,daifu一称流传至今成为对医生的敬称。应当指出的是,daidu的读法是大夫这个称谓的古语读法,而现今所谓dafu云者,是建国后几次汉语多音词规范化时提出的读法。千年来汉语发音的遽变,使得现代人按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去读“大夫”二字为dafu,而民间俚语及古汉语发音此词应为daifu。2、郎中郎中本是官名,即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治置。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郎中作为医生的称呼始自宋代。尊称医生为郎中是南方方言,由唐末五代后官衔泛滥所致。扩展资料:在古代历史上,因为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治病救人的医学经常和巫术纠缠在一起,医与巫合称"巫医"。唐朝时期,部分长期为皇室治病的御医却得到皇帝额外的封赏,人们为了表示尊重,就称有医道的巫医为郎中或大夫。值得注意的是,和郎中一样,大夫也是古代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是鲁国的大夫。最后,宋朝之前,对医生的称呼较为复杂,一般根据其专科进行称呼,如食医、疾医、金疮医等。从宋朝开始,南方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北方则称医生为大夫。医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需要财政支持,还在进行的解放战争需要财政支持,加强财经工作成为人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当时财经工作的首要任务则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税收。财政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经济工作极其困难。首先,军费开支仍然浩大。为了实现全国彻底解放,革命战争还在继续。1950年概预算中的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达39.1%,是预算支出中的最大项。其次,人民政府需要供给的人员剧增。据资料,1949年,人民解放军人数为470万人,到1950年,由于把被俘虏和改编的国民党军队人员包下来,军队人数达到550万人。再加上包下来的国民党政府文职人员,全国的文职人员人数达到350万人,这样,财政供给人员总数达到900万人。同时还有大批失业者和农民需要救济。再其次,着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需要大笔资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1949年与以前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全国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1/3不能使用。人民生活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蹑、无以卒岁的地步。而在收入方面,资料显示,1949年,国家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只有303亿斤,财政支出则达到567亿斤,支出比收入多264亿斤小米。1949年12月~1950年2月3个月的收入为6400亿元旧币,支出31400亿元,赤字25000亿元。税政不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新解放区暂时沿用旧税制。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明确指出:“天津市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该一律暂照旧征收,以便市府能有自己的经费。此后,各城市都按该指示,在新税法公布前,除某些极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外,其余暂时沿用旧税法征税。上海市解放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发出布告,指出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各界人民照旧缴纳。而老解放区仍实行各自原定的征税办法。由于税制不同,开征的税种不一致,政策不统一,税目税率差异也很大。如火柴:上海市、天津市税率为15%,而东北则为3%;卷烟:东北地区为60%,西北地区为80%,北京市、天津市为100%。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过去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地区间贸易大大增加,这种税制不统一带来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税率不同,影响价格,低税率地区产品向高税率地区大量流入,影响地区间的生产流通。另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要保证财政收入,平衡税收负担,全面恢复经济是不可能的。认识不足把税收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这一观念,当时在党内还没有形成共识。建国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流行所谓施“仁政”的观点,似乎收税越少越好。薄一波曾说:“我们过去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现在有些同志自己也不敢收税了。陈云当时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也说,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对于农村征收公粮,党内有着“较好的认识”,而且有“很大的办法”;但对城市税收,党内一直认识不足,一些人始终认为“向老百姓要钱越少越好”。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陈云指出,必须扭转这种偏见。在这种形势下,统一全国财税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而统一财税的重点首先是统一税收。必须把全国的税收统一掌握在中央财政部手里,才能控制支出,做到收支平衡,稳定市场物价。全国税政统一后很快即显出成效。1950年3月后,全国财政情况逐月好转。到7月底,国家财政收入接近平衡,物资供应与货币回笼能力迅速增强,市场物价平稳。统一财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基本标志,使新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辉煌的建设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