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增加政府投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黄炳新 2019-12-21 18: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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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35年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勇气,攻坚克难,锐意推进改革,坚持不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经济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35年,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也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35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1979-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9年的518942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19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19年超过20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9年已达到52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9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9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9年的11.5%。2019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19-201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19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超过3万亿美元,2019年达到33116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趋于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35年,是经济结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不断调整的35年,也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35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35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2019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和10.8%。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9年的10.1:45.3:44.6。与1978年相比,2019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9年的52.6%,上升了3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586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均减少435万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9年的48.4%,乡村就业人员占比从76.3%下降51.6%。三、供给能力大提高,商品和服务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逐步建立的35年,是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为增强的35年,也是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的35年。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35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产量,不仅成功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质的提高,而且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2019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2004年以来实现“九连增”,连续6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的水平;棉花产量684万吨,比1978年增长2.2倍;油料产量3437万吨,增长5.6倍;糖料产量13485万吨,增长4.7倍;水果产量24057万吨,增长35.6倍;水产品产量5908万吨,增长11.7倍。肉类产量8387万吨,比1979年增长6.9倍。2019年,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甘蔗、大豆分列第二、三、四位。从人均水平看,2019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长36.9%;人均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5.1公斤、25.4公斤、99.8公斤和43.7公斤,分别增长1.2倍、3.7倍、3.0倍和8.0倍。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启动,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迅猛增长。2019年,原煤产量达到36.5亿吨,比1978年增长4.9倍;粗钢7.2亿吨,增长21.8倍;水泥22.1亿吨,增长32.9倍;汽车1928万辆,增长128.3倍;家用电冰箱由1978年的2.8万台增加到2019年的8427万台;彩色电视机由0.4万台增加到1.3亿台。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从无到有,2019年产量分别达到11.8亿台和3.5亿台。35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17.6%。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发展,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的35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5年,也是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的35年。能源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国逐渐成为能源消费大国,与此同时,能源生产能力也不断提升,能源自给率保持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3.2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5.0%。同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5.6%,与能源生产增速的差距不大,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以上。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9年的10.3%。交通运输设施日益完善。35年来,我国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运输能力不断增强,运输效率不断提高,有力地支撑了各项产业的发展。2019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万公里,增长3.8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328万公里,增长21.0倍;输油经费支出达到10298亿元,比1995年增长28.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8%,上升1.4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21.71万件,增长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不断升级并全部研制成功。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基因工程、高性能计算机、新材料、量子信息、3D打印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成功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奠定良好基础。总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35年改革成果丰硕,35年开放成就非凡。这一笔笔鲜活的统计数据正是最好的见证。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路坦途,35年来,我们也曾经受考验,艰辛探索。在每一次危机的挑战前,在每一次风险的历练下,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9/1106/c1001-23444065.html。
齐新章2019-12-21 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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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2019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清醒看到,作为一个时期内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繁重艰巨。我们要紧紧围绕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布置的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四项重点工作,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以持续有效改善经济结构性失衡状况为目标,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现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2019年要继续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总结一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2019年,宝钢、武钢重组成立了宝武集团,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扭转了产业集中度连年下降的趋势,但行业集中度依然较低,仍处于近十年来的低位水平。虽然钢铁去产能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9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但是产能过剩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行业恶性竞争依然激烈。2019年是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元年,煤炭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产能效果明显,但压力仍然巨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自2019年起,3年至5年内,煤炭行业将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去产能过程中,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主要是解决房地产市场库存,重点是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解决房地产市场库存,还是要提高三、四线城市的吸引力,要在提高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要能吸引住人,留得住人,既能就业,又很宜居,这才是真正解决房地产库存的必由之路。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杠杆,首先要弄清楚高杠杆率的成因,对症下药。当前来看,我国居民杠杆率不高,关键是实体企业高杠杆率实乃囿于经济大环境的复杂严峻之形势不得已之举。因此,一方面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改革要继续深化,提升企业直接融资的能力,拓展企业融资渠道。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亟须加强制度约束,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削减停征乃至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涉企经营性收费、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等四个方面的降成本举措。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大补短板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连云玲2019-12-21 18:55:04
  •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治理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第一,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第二,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第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第四,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任务;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断。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降、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从短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过程中,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二是在GDP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状况保持较为良好态势;三是七大类结构参数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结构大调整时代已开启;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负面效应出现,经济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出现九大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快,农业富余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将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六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增长、创新驱动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增长。因此,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龙小胖2019-12-21 18:38:33
  • 一、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二、改革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三、改革措施: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9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赖鹏华2019-12-21 18: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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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种是: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贸易出口剧增,每年国际贸易顺差巨大,每年赚钱了大量外汇。第二种是:外资投资。如各国外商对的中国投资,或者热钱的涌入,经过多年累积,形成了巨大外汇储备。第三种是:资本升值。通过专业的投资机构,用外汇进行投资,购买外国债券、股票、基金等等赚取的收入。扩展资料:在我国,外汇是央行负责统一管理。比如: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10万美元需要兑换成人民币,用人民币投资,央行得到美元。企业对外贸易赚取了10万美元,需要到央行兑换人民币,央行得到了外汇,企业得到了人民币。央行获得兑换来的20万美元,由专门机构进行投资、保值、升值,央行钱又生了钱。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外汇储备。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23日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扩展资料: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