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继两汉经学而起的，他的明显特色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又不完全同于道家思想，他其实是一个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学说，但基本指导思想还是从道家思想提炼出来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思想。由于玄学崇尚轻叹、放荡不羁、超然无物、潇洒飘逸、自然无为、一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所以对服饰的传统礼法表现非常蔑视，这直接反映到当时人们的服饰观念和服饰风尚的变化上。人们对服饰个性化的追求，是对传统冠冕制度的轻视以及对传统礼法的唾弃，深刻影响到这个时期的服装的款式。夏朝时，奴隶主为了稳定内部秩序，维护奴隶制度的通统治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把服饰作为“礼”的内容规定下来。服饰除了蔽体的功能外，还被当作分贵贱的工具。于是，登记制度和相应的章服制度就出现了：皇帝的冕服为章服制度最高级别，其他人的服装则依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如同金字塔般延伸下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款式打破了秦汉时期服装上的“以礼治天下”的观念和制度，服装款式可以因“日月改异”而“无复一定”、“所饰无常”。服装款式非常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与众不同，款式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论男女贵贱，均以大袖、褒衣博带为时尚。一些人为了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使服装越来越趋于宽大。宋孝武帝刘俊继位是，周郎上书说：“一袖之大，足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槛车吗不知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又有《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行相放，舆和成俗。可见这种将旧衣服宽大之风成为一种风尚，以致尊卑不知，贵贱莫辨。这个时期，男子主要流行大袖衫，颜面了几个世纪。这个时期的大袖衫与秦汉时期的袍服有着明显的区别。汉代习惯在袍的袖端装有一个收剑的袖口，名为“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宽衫则不用这种袖口，袖端宽敞。由于不受“祛”的约束，衫子袖口乐曲宽大，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皆宽衫大袖。这个时期的大袖衫有单夹两式。一般做成对襟，中间有襟带相连；有的人也不用襟带。两襟敞开大袖衫的穿法也多种多样，有的人穿在身上，有的人披搭在肩，有的人敞开领襟，有的人袒胸露臂。南京西善桥墓出土的砖刻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中，人物的衣着就是这种装束，这些文人儒士都穿着宽敞的衫子，衫领敞开，袒胸露怀，或赤足，或散发，放任不羁，轻蔑礼法。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的衣规服制在这一时期完全被打破。北方少数民族中，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的“褶裤服”不仅在众院流行，而且普及到了南方民间，中国男子服装开始了从上衣下裳向上衣下裤的转变，裤褶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和秦汉时期的一种军戎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骑马奔驰时也穿较短的上衣。这种服装在秦汉时期被称为“襦裤”，一般穿在里面，襦裤外面必须加袍裳。只有骑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走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可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魏孝武帝为世子时，穿裤褶出去打猎；《宋书·帝纪》说宋后废帝就常穿裤褶而不穿衣冠；《南史·帝纪》则说齐东昏侯把戎服裤褶当常服穿。到了南北朝后期，还出现了折裥缚裤的形式，褶衣式样更多样化。一宿有宽窄长短等不同形制。衣襟出了大襟外更多的采用对襟，有时还将衣襟下摆裁成两道斜线，两襟相掩，在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燕尾，这些都是依照个人喜好而定，裤也有小口裤和大口裤，但以大口裤更为时髦，为了穿大口裤时行动方便，就用锦丝带截为一米长，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扎，称为“缚裤”，乍看上去很像裙装。后来到了十六国时期，女子也着裤褶。邺中记》记载：“石皇后出，以女骑一千为卤薄，令冬月皆着紫纶巾，蜀锦裤褶。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亦记载：“石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薄，皆着紫纶巾，熟锦绔，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与戏马观”可见，上衣下裤哭的哭着福已经完全成为了主要流行服装。受玄学飘逸潇洒之风影响，南北朝文人中还有披鹤氅的。鹤氅用鹤的羽毛编织，又宽又大，既可以做裘，可以避风雪，自由飘逸。还有人为了更好地张扬个性，用孔雀毛为裘，潇洒飘逸之风在女子服装中也有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一种女装叫杂裾服，这种服装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衣服下摆部位，通常将下摆裁制成三角，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名曰“垂”，另外在周围缀以飘带作为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