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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对于死刑的政策是“保留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有很多人认为，应该取消死刑，但是也有弊少专家认为，死刑的目的并不全在于要剥夺罪犯的生命，她更大的目的在于警示。犹太人就曾经说过：惩罚不是目的，拯救才是。我想，死刑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犯罪率逐年上升，且有着年轻化趋势的国家。如果，死刑真的被取消，终身监禁就是最高刑了，对于重犯可。死刑其实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法律上不是说人权不可侵犯吗？生命是人权的重要载体.说了不可以侵犯的东西.为什么倒回来你第一个有资格去剥夺它..死刑不是惩戒犯罪的好方法.至少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是这样的.虽然说死刑会阻吓人们不去犯罪。但这只是阻吓人不去犯重罪罢了，想想当一个人本来就要判死刑的话.反正都死，那他就有理由纵容自己再去犯罪了.这不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我觉得死刑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废止。死刑.他只是在阻吓着犯罪的发生.有人说如果死刑不存在，那么人们就会去犯罪，因为反正不用死.但是如果判你个终身，比死还难。这是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让我们足够去珍惜这个人的自由如果社会发展到一个足够发达的时候。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之后.那么死刑就可以废除了.到那个时候.还人类一个决定自己生死的唯一，去实现真正的人权不可侵。
  黎益华2019-12-21 18:10:13
•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一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二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管燕红2019-12-21 18: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