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主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粱厚果 2019-12-21 1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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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主要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和国内官办工业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1.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的启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19世纪肋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应对时代的挑战,开始了一场包括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内的洋务运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识: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引进了大机器生产,为中国创建了近代的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它的产生,一方面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扩大了商品市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从而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既有封建生产方式,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开始融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半封建社会形成。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民族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治上看,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开始领导中国人民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中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民族资本企业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多数为一些地主、官僚、士绅、商人、买办投资创办;②这些企业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及采矿业,而且投资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较早解体的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邻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2.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曲折发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之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1912—1919年出现了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行。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工业经济。认识:近代前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点有: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小工厂多,大工厂少,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较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压迫的空隙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畸形的。有的工业产品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兴旺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同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②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期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主要是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④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3.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57~1978年工业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为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使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这一切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地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认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根据总路线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正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重工业极为薄弱的客观现实,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K"和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实施,对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在我国建立起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十分薄弱的基础工业,“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改变生产布局,积累建设经验,培养建设人才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着巨大作用,并从物质技术基础上为以后的经济发展乃至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共“八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片面追求高速度,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从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导致三年经济困难。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正确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并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①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③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超越生产力水平,不盲目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等。
黄石全2019-12-21 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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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2、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阶级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社会矛盾: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其实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从鸦片战争开始,所以以上很多借鉴的是鸦片战争的材料,你自己整理下.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可能我们现在还要留长辫子,现在的社会形态可能还是满清封建社会,仅此而已。
    龚巍巍2019-12-21 18:54:50
  • 如何衡量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是清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本文在对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做出自己的解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清前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特征:政府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以及普通百姓人身自由的扩大;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作者认为,清前期的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研究中国近代化史,不能置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成就于不顾,不能将184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割裂。和西方社会比起来,清前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缓慢的,但并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满了希望。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关键词清前期近代化社会转型观念变迁作者高翔,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ò陨缁峁勰畹哪持直涓镂?疤帷2恢厥佣杂胱时局饕迕妊棵芮邢喙氐奈幕?侍獾难芯?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在对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笔者将对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粗略考察。我认为,在这两百年中,中国社会在晚明时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观念领域,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二、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关系的权威工具,而且还直接干预着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流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清前期中国政治的演变具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逐渐严密,到雍乾时期形成了空前严厉的极端君主专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趋势。这一趋势在清代十分明显,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清前期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放松,从清初即已开始,到雍乾时期更加显著,其突出表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弊政,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贱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贱的底层民众获得解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记载说: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事实上,当时被除贱为良的远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被开豁为良,七年雍正帝又亲自下令改善广东?户处境,宣布?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不可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下令准许?户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尽管清廷的开豁政策不是十分彻底,但毕竟使持续数百年的丐户、乐户、?户、伴当、世仆之处境获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加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历史的进步。18世纪人头税在事实上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迁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迁徙权获得明显扩大。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明代甚至因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清代,这一传统被打破了。尽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对百姓的迁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执行。例如,清廷表面上严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就"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甚至对历来实行封禁政策的东北地区,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变政策,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处虽号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百姓迁徙自由的扩大,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无地少地民众迁往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开发,边疆地区农业获得发展,工商业、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经济、文化、社会景观和内地出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镇地区,特别是中心城镇地区,使清朝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工商业因此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商品包括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清廷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进行严格干预。尽管清朝统治者重视教化的推行,强调"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这在执行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能简单地以文化专制主义或文字狱一言以蔽之。总的说来,清廷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统治,一般不进行太多的干预。像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请查禁《水浒传》,为清廷采纳,但"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称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亦竟属托诸空言,以致愚民全无儆戒,重罹法网"。安静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为政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生活。康熙时李光地曾说:"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康熙帝反复强调:"苟于地缴??虽清亦属无益。并称:"朕尝访问民间,据称贪官亦无杀民取财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从安静自然的立场出发,清朝对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等现象,均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饬措施。康熙帝说:"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又说:"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此类指严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强调"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尝说:"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揆之于理,移风易俗,究以从容不迫为贵。福格说:"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衣冠??,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逐其鄙陋之欲矣。这种顺其自然的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较长时间里享有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理学官僚,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试图整饬风俗,但一般都难以长久维持。像雍正时,著名理学家朱轼任浙江巡抚,"严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结果颇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然不得意"。及李卫为总督,一切又恢复如旧,"一切听从民便,细民益颂祷焉"。政府对社会干预面的缩小,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还需指出的是,清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强制,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例如,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改善下层民众生活,清廷曾有意识地兴办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大兴土木,使"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至于对物价的调节,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所进《请禁采买短价疏》,即充分显示了清朝通过市场调节处理粮食库存问题的水平。清朝粮食储存,素有存七粜三之例。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售粮,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在秋成时,收购粮食,充实仓储,防止物价暴跌,谷贱伤农。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政府行为。尹继善在疏中针对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弊端,即青黄不接时,各地纷纷粜三,秋成时,又纷纷购买,反而导致物价波动,"致妨民食",提出应采取措施,完善这一体制,进一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和物价情况来决定政府行为。尹继善建议:"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须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尹继善这道奏疏诚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明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涉及官府,还是涉及民间,都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意味着民众在经济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经济利益也能获得更多的保障。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四、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在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这一变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纪,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宋明以降,程朱理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经理学家们片面宣传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教,成为垄断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即"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以致文人学士,成为"宋儒之应声虫"。冲破理学说教之束缚,就成为清前期社会观念走向多元、迈向近代的基本前提。清前期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顺康时期主要是批判陆王心学,与此同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过程。降至雍乾之时,随着汉学的兴起,反传统思想家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正统的程朱学术,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实证的方法,对理学家所宣传的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导致了理学的全面没落。此后,理学在士林队伍中的影响急剧削弱,即所谓"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人们追寻"圣道",研习学问的途径随之发生了变化。孙星衍说:"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则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书,次则汉儒传经之学,又次则为唐人疏释,最下则宋人语录及后世应举之文。排宋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帝王教育活动。乾隆皇帝感叹说:"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可以说,持续数百年的理学的真正衰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复兴之势,甚至像清初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否定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主张人性自由,是清前期伦理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汉学大师戴震愤怒谴责理学"以理杀人",他指出:合理的学术,合理的社会,合理的政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达情"为核心的伦理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传统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在袁枚看来,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脱离人情谈性,脱离人情谈理,都违背了圣贤学问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袁枚对情、对欲的重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清朝统治实际结合起来,从尊重人情的角度出发,袁枚认为朝廷用人行政,均应以适情、达情为准则,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说》一文中,袁枚明确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尊重人之情欲为基础。他说:且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戴震、袁枚的反礼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识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强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在主张独立思考过程中,清朝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疑经之风,即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批判,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袁枚明确指出:学者绝不应当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而应相信疑经非圣人所禁。从治学"求其是"的立场出发,http://www.sxsedu.net/sxjky/ls/lookxw.asp?xw_id=154&lb_name=%BD%CC%D1%A7%D7%CA%D4%B4。
    赵驳强2019-12-21 18:38:17
  • ①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工业,洋务运动兴起.②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加剧,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2政治上的变化与特点①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与洋务派控制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汉族官僚势力扩大,清朝政局发生变化.②总理衙门设立,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③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国内局势暂趋稳定.④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无产阶级人数增多,国内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⑤早期维新派产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3外交上的变化和特点①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清政府设总理衙门,派遣驻外使节,中国外交近代化开始.②没有发生重大的中外战争,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由战争对抗转入暂时"和好".2.深刻影响1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对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日益起着瓦解作用;并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基础.2清朝中央机构的半殖民地化,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了中国海关,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六中国近代化问题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化开始有较大进展的时期;近代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近代化史与侵略史,抗争史,探索史一起被列为中国近代史的四条主要线索.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交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相关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1.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表现,结局1表现经济上:①洋务运动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而趋于没落.由于洋务运动以维护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洋务运动受封建顽固势力,外国势力的束缚和压迫.②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到19世纪末,虽初步发展,但力量较小,在社会经济中未占主导地位.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可能独立发展.政治上:维新变法运动,革命运动兴起.但维新变法运动遭到顽固势力镇压而失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且具有软弱性,妥协性.军事上:19世纪80年代,北洋,南洋,福建三支近代海军建成;甲午中日战争后,新式陆军陆续建立.思想文化上:"西学"广泛传播,新式学堂,译书局,报馆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西学东渐",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条件.2总体结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先后失败,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当时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近代化.3根本原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4结论:①只有先实现国家独立,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近代化.②只有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2.关于中国近代化历程阶段性特点分析例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19世纪中期是"器物"变革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制度"变革时期.试结合史实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分析指出促成"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的因素,并说明"制度"变革的结局及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
    黄登清2019-12-21 18:21:08

相关问答

第一,经济基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坚持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方面,私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并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是严重阻碍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第二,政治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讲政体而否认国体,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超阶级、超金钱、超意识形态的和普适的,掩饰甚至否认其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第三,思想文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则是反映资产阶级的本质和属性的文化,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虽然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但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必然是以私有观念为特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扩展资料: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1、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第三,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从实践上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并不等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完全搞清楚了。也不等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实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们可以从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道路来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弱点和缺陷的必然性,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上资产阶级道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充满艰辛的,是曲折和辛酸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它的产生,一方面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扩大了商品市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从而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民族资本企业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多数为一些地主、官僚、士绅、商人、买办投资创办;②这些企业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及采矿业,而且投资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较早解体的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邻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认识:近代前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点有: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小工厂多,大工厂少,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较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压迫的空隙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畸形的。工业产品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
原因:1、在1840年之前,中国处于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国家生产总值占世界百分七十以上,占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财富,而西方各国眼红中国的财富。2、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模式能够自给自足,并没有迫切的从外国购买商品的需求,而欧洲各国此时却对中国的茶叶,瓷器等商品需求旺盛,导致在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导致黄金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所以西方只能向中国输入鸦片寻求经济利益。3、中国在当时拥有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消费人口,西方为了打开庞大的中国市场,就谋求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来谋取利益,鸦片只是他们的敲门砖。4、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与外界交流不便,导致西方国家迫切需要打破这样的政策来赚取更多的利益。扩展资料第一次鸦片战争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政治上,满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2、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3、思想文化上,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
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节选。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说过:“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