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什么时间发行

龙坚文 2019-12-21 2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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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于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2月10日开始公开发售。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登记机构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理论上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范围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回购、银行存款、权证、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95%,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本基金非现金资产中不低于80%的资产将投资于与新经济主题相关的资产。
符翠芬2019-12-21 20: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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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一、罗斯福是如何实施新政的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1929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000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占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博,“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二、我们应怎样借鉴新政尽管我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发展的势头良好,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经济建设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比较普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金融监管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城乡都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5.8万户国有工业企业追踪监测表明,“1至4月份国企指数再度下滑,达到-109点,比1至3月份下降28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03点……国有亏损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1至4月份亏损额上升31.6%,造成全部国有企业净亏88.7%亿元。又据一九九七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公有经济吸纳就业人数减少,到去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尚有下岗未就业人员634.3万人”,在全国8.46亿劳动力中,每年新增就业人员就有710万,占劳动力总数8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又常常处于间歇性待业状态。应当明确,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在改革深化、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前进中的问题,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期发生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有别于我国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出现的就业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立足现阶段实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现实是历史的重复和延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措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美国的国情和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其对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启动市场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还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1、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金融风险。现代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大的调节作用,而现代经济危机也多由金融界的混乱引起。去年以来,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波及许多国家,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保持了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大量的产品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会使一些企业的经营形势更加严峻,导致下岗、失业的职工人数越来越多。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注意虚拟资本急剧膨胀的负面影响,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保持适度外汇储备,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疏散金融风险,在开放外资和金融市场方面一定要慎重行事。同时,要在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上狠下功夫,尽快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消除投资膨胀、房地产和股市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急剧增加等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隐患,从多方面做好抵御金融危机的准备,防止由于金融政策的失误对国民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应有的损失。2、以工代赈,启动市场。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起到经济学上所说的“乘数效应”。这方面,“新政”通过兴办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促进经济复苏并藉此帮助失业者的做法堪称典范,世人有目共睹。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也使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和国内需求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显得更迫切、更有必要。推行这个战略措施,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近5万亿元,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有外汇储备和外币存款1800多亿元,社会上还有数万亿元手持现金和流动资金;有各类库存、积压物资近千万元,粮食储备丰富;全国转产的国有集体企业有数万亿元资产的厂房、设备、场,有条块分割体制下形成的盲目建设、重复投资项目和半截子工程等等。同时,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亟需在这些领域施展才能,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已经根据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需求,在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提出了三年增加政府投资7500亿美元的计划。现在要紧的是加强投资启动,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向社会发行建设公债,在全国有计划地逐批兴建农田水利、铁路、公路、文化体育设施及其它公共工程项目,开发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有效地刺激合理消费,促进生产,尽快形成“经济增长、财富增加、收入提高、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链。3、注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三资”这些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对增强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产品更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给民族工业的发展以挤压。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制定保持民族工业的政策更是我们国家长久发展的大计。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提供优惠的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促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只有给民族工业创造更加适宜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给民族工业减轻税负,重视科技改造、科学管理,才能逐步增强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资源流向工业,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4、重视农业,强本固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罗斯福“新政”把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振兴联在一起考虑,强调“如果农村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购买鞋子、衣服、汽车,那么工业中心也要受苦”。在政策上则重视对农业的救济、植树造林,由政府开发电力资源等等。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近年来,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片“加强”声中实际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农村市场远没有开发起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但对农业不合时宜、不分章法地乱干预,农副产品的卖难和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又在不时地抵销着这种实惠。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却又有大量的草场、荒漠、荒山、滩涂等资源无力开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的萎缩是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社会稳定、城乡协调发展,还是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文明水平的角度来看,都必须重视并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在政策上给予农业、农村、农民进一步的扶持、引导和帮助,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前,在启动农村市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开发利用农村闲置资源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除了政策、科技、投入以外,积极引导、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下岗分流人员投身这些领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5、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际是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解放运动。劳动力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特而巨大的投入要素。一个穷困潦倒的天才,如果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考虑如何才能不再挨饿,那么纵然他是盖世英雄,也难有用武之地。在我国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大量的被精减干部和下岗职工中,绝大部分是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起码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熟练劳动力。在原有体制下,这些巨大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有些被长期闲置,甚至有些在逆向运动,产生负面经济效益,这是最大的浪费。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分流下岗的劳动力群体,从总体上看,与农村劳动力相比,无论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内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旦这些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股巨大力量。用好、用活这些人才资源,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此为目标,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逐步建立完善系统的再就业机制,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为下岗职工提供求职、招聘信息,加强就业指导和培训,引导下岗职工自主择业、自强创业、依靠市场找职业,从多方面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为实施再就业工程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力争使全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6、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我国的下岗分流人员中,国有企业职工占绝大多数。几十年来,他们为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造成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隐入困境、富余人员过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在就业模式、就业制度上,对劳动力实行由国家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包下来的办法,还有如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导致产品没有市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有的由于企业用人不当,管理不善造成企业停产停工,职工不得不下岗待业;有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的是由于企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职工调整和转移就业岗位,等等。现有政府机关也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数次改革都没能走出“膨胀-精减-再膨胀-再精减”的怪圈,导致人员越来越多,而职能没有大的转变,甚至有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到了一些负面作用。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这些富余人员必然要在改革进程中首当其冲,率先加入下岗待业的行列,这是大势所趋。但这部分人决不是社会的包袱,他们用自身下岗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各项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用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政府和全社会要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困难。罗斯福“新政”的最初措施就是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由政府拨出专款用来给失业者提供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则作为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并正在付诸于各种实际行动。最近召开的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已作出相应的部署,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在我国,由于下岗、失业现象出现的时间短,而政府的再就业机制、措施还不完善、不配套,在下岗失业职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以前,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显得尤为重要,事关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抓好。7、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是分不开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在推行过程中颁布实施了一整套法律法规,把新政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先后颁布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法案》、《工资工时法》等。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我国的就业政策已由“统包统配”变为指导就业,由政府安置变为市场调节。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失业和再就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现象,亟需政府部门全方位建立社会保障,为下岗失业职工进行失业、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尤其需要以法律手段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样有助于广大职工在失业下岗后既可不过分依靠救济,又能维持基本的购买力,缓解经济困难对他们的冲击。要努力保持各项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同时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执行不一,出现互相撞车的现象。如我们既然鼓励下岗失业职工积极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就要同时保证堵住向他们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口子,真正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8、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公民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正常干预和宏观调控。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人们会发现,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便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政府的制度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我国现行政府机构的基本框架,是在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自身改革已逐步纳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机构改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裁撤机构、削减冗员,而在于彻底转变传统的治理国家的方式,采用先进科学的方法,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本着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着重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上下功夫,对政府部门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并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合理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督部门,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决不能允许几个部门办同一件事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
宋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经济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远远超越了汉唐,明清二代也仅仅重复这宋朝的状况而没有超越。一、杯洒释兵权。节度使强权导致唐代灭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节度使,但太祖的节度使是官位虚职,意思是只拿钱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上来。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了。当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这一点。但他仍这样饰处心积虑地安排,自有他的考虑。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如一身的节度使起兵造反,这就是长达十年的安史之乱,之后,五代十国,更是造反纷纷,短短几十年,武将们造反称帝的人实在太多了,中国残破不堪。这样血的教训,宋太祖以温和的办法,杯洒释兵权,将节度使变成一个虚职,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这又是当时时代不能不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二、设驱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将领由皇帝临时指定;彻底分权,兵不知将,将不识兵,自然战斗力就大为减弱;好处,将领们想造反是难上加难。三、募兵制。发生天灾时,择灾民、罪犯等为兵,一直到60岁才退役。简单试想一下,在部队当30-40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做不能,那怎么办,就只有不断募兵。倒仁宗时,部队由开国之初二十万到了一百二十万,军费开支占朝庭收入几达六分之五。这就是“冗兵”问题。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视读书人的。科举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还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职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么办?朝庭养起来。宋朝官和职分开,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钱,比如节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职权,就象现在的职称一样。只有差遣,才有职权,比如知xx州等,职位有限,当官的人多,到神宗时,十个官里可能就有七八个官只拿钱不做事。好处就是一大批文人,日子过得很滋润,宋朝又有祖训,不能杀士大夫,所以也过得很自由,导致文化空前发达,甚至有几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军、县,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一换,所以说还是中央的官,只是临时负责地方,就象现在的“挂职”,如果算上路途的时间,三年实在是太等了;以府为例,临时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转运使等管行政、刑法、财政等,中央集中几乎所有的税收,实现分权,互相监督,其它制度大体都是以分权为本。这样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别是地方政府虚弱,外敌入侵时,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处当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六、地理,燕云十六州在辽国的手上,开封之北全是平原,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无地利。辽国随时开打,主动权在辽国,这就是为什么宋朝在军事上占优时还是签下了“潭渊之盟”,每年进贡50万。七、无马。我国只有河套地区和热河、东北、工蒙一带适合养马,这三处地方都沦落敌手,所以宋朝骑兵少且弱,基本没有进攻能力。八无钱。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财政收入,加上战事常有,驻守部队一年一换防区,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没有钱。九。王安石变法。变法不以说不先进,王安石不能说没有能力,变法后,国库确实增加了许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国家,穷了人民。司马光说多好,钱是一定的,国库增加了,老百姓就没有钱了。确实有道理,当时的生产条件,短时间可能通过拓展生产,加快流通来增加财富,因此,一定意义上讲,生产总值是一定的,当然就是国家富了,人民就穷了。十、重文抑武。还有很多原因,打字太慢,不说了。结果就是,以童贯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三、两宋大多数帝王主动地抑制了皇亲国戚干政的欲望。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士大夫的阶级本性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宋儒气象:先忧后乐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对王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王室的稳定和安宁,对纂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都不能容忍。正因为如此,在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被胁迫纂位的张邦昌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但却为舆论所不容,所以最后仍被处死。在南宋虽然出了很多权臣,但没有权臣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