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如何看待万达负债的?

樊怡平 2019-12-21 20:09:00

推荐回答

8月9日深夜10点52分,万达集团旗下万达酒店发展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计划,万达两大轻资产公司——万达酒店管理公司和万达文旅集团注入香港上市公司。8月10日,王健林掌舵的万达集团官方微信转载了一篇题为“解密万达最新大动作:变轻的万达正在驶向蓝海,你看懂了么”文章,文章中提到,“万达从此将彻底告别房地产”,再次表示转型决心。文章称,对于最近万达的种种大动作,一定有人很好奇,万达不是把酒店和万达城都卖掉了吗,怎么又装进上市公司?其实万达卖掉的是酒店资产,但保留了酒店管理公司,卖掉的万达酒店仍归酒店管理公司管;万达卖掉了万达城91%的股权给融创中国,但是万达依然是万达城品牌拥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同时,文章表示,2019年夏天的另一场“万万没想到”,却促成了一个仓促的转身和一次彻底的告别——万达彻底告别了房地产,从此大步走上轻资产之路。千亿资产大腾挪,万达的轻资产之路最近,万达集团给外界的关键词是:瘦身,变现,收缩,退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2019年初宣布万达集团进行第四次转型,将从一家房地产公司转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投资管理公司,即走“轻资产”之路。其具体目标是:一是2020年集团服务业收入、净利占比超过65%,房地产销售收入、净利占比低于35%;二是2020年海外收入占比超过20%。前后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王健林把一个总资产达到7961亿元、年收入达到2550亿元的庞然大物变身为一个“轻资产”公司。而综合今年以来的买卖交易信息计算,王健林已经完成了总金额高达1109.63亿元的资产大腾挪。而这背后更是道不尽的资本游戏——此前万达与融创的交易,出售给融创的13个文旅项目,万达每年可以收到6.5亿元人民币管理费用,双方合同长达20年,即130元收益。于酒店管理业务,万达同样是收取固定管理费,并与酒店业主分成利润,其他各项支出均由酒店业主出,万达可谓旱涝保收。彻底告别房地产后,将来万达要做啥?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从万达酒店发展自身的业务来看,其对于海外高端酒店业务等有较好的发展。此类业务进行重组以后,对于万达文旅产业的发展有两个积极作用。第一是其明确了将作为万达文旅产业唯一上市平台的战略地位,所以带有很强的资本运作的导向,对于万达文旅后续积极融资和扩大国际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作用。第二是其会不断导入文旅、商旅等资源,对于万达文旅产业的发展将发挥较大的资源补充的作用。也有媒体称,说自己再也不是地产公司,万达已经说了大半年。这次之后,接下来,万达的主要业务将变成为其他投资者修建和管理购物中心,王健林也不再说“两三年内实现百亿美元投资美国”了。
黄砚华2019-12-21 20:38:29

提示您:回答为网友贡献,仅供参考。

其他回答

  • 一、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万达集团99.76%的全部已发行股本,而王健林持有大连合兴98%的股权,剩余的2%由王思聪持有。此外,王健林直接持有万达集团0.24%的股权。这意味着,王健林以及王思聪拥有万达集团100%股权。审核 真有勇气说这话佩服佩服他这个你为什么要通过二、港交所迎来了万达商业地产。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除验证了此前赴港上市传闻外,还披露了上市公司未来的业务架构以及万达集团的股权结构,其中商业地产板块的持有型、销售型物业以及酒店经营都将纳入。在未来的上市公司中,王健林、大连合兴以及万达集团将控制30%以上已发行股份,万达的61名主要管理层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3.58%。扩展资料万达集团重要荣誉2019年  万达集团获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四部委联合颁发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9年  万达集团入选中央电视台首批“中国国家品牌”。 2019年  万达集团获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颁发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奖。 2019年  万达集团获国际绿建颁发的“2019年绿色建筑先锋大奖”。 2019年  万达集团获美国国际数据公司颁发的国际数字化转型综合领军者大奖。 2019-2019年  万达集团九次获得国家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参考资料万达集团。
    窦进良2019-12-21 20:20:56

相关问答

企业开出的应付票据为带息票据,应于期末时计算应付利息,计入当期财务费用,即:借记“财务费用”账户,贷记“应付票据”账户。票据到期支付本息时,按票据账面余额,借记“应付票据”账户,按未计的利息,借记“财务费用”账户,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账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取的手续费应作为财务费用处理,因此:借:财务费用×××贷:银行存款××× 带息票据的利息处理:带息票据在票面上往往标明一定的利率,该利率用来计算票据所含的利息。票据到期时,企业除了需要偿还票面金额外,还需要支付按规定计算的利息。利息=面值×利率×票据期限带息票据的利息一般都是在到期时一次性支付;如果利息金额较大,则应于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时计算应付利息费用。利息费用应当记入“财务费用”科目。借:财务费用×××贷:应付票据×××如果利息金额不大,是否预提对会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则可在票据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时,一次性计入财务费用。 票据到期支付本金和利息时:借:应付票据×××财务费用×××贷:银行存款×××到期无款支付时的会计处理:如果企业到期无法支付的票据是银行承兑汇票,则银行将票款支付给持票人,企业就产生了一笔短期借款负债。企业应将应付票据负债转为短期借款负债,并将罚款支出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借:应付票据×××贷:短期借款×××借:营业外支出×××贷:银行存款 ×××如果企业到期无法支付的票据是商业承兑汇票,则企业应将应付票据的本息转为应付账款,罚息同样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借:应付票据×××。
债券市场要想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应该成为共识.近日,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因其第一大股东是辽宁省国资委,引起广泛关注。投资人希望能够财政兜底予以兑付,企业大股东则试图以“债转股”“债转贷”等方式解决。当地政府、主承销商和投资人能否通过市场规则和法治方式达成共识、破解困局,考验各方智慧。债券违约有增加趋势。谈到近期几起违约事件,财政部负责人直言,“援助但不兜底”。的确,对于国企债券违约的处置,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坚持法治化方向。债券发行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可避免有违约的风险。而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国企债券违约风险漠视,存在着刚性兑付依赖。在发生兑付风险时,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政府信用,也总是动用纳税人的钱,补市场的窟窿。当前,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为国企兜底的能力越来越弱,一旦发生国企债券违约,动辄几十亿元,政府即便想兜底也有心无力;更重要的是,刚性兑付使国企债务风险越来越高,杠杆率不断提高,风险积累也越来越大。打破刚性兑付,恢复建立良性债券市场,需要让市场在债券的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国企的违约问题固然不同于一般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援助,但援助不等于兜底。作为市场主体,国企应该按照市场规则处理债务违约问题。国企之所以债务规模偏大、债务率过高,主因就是把政府当保姆、当靠山,而金融机构也患“国企崇拜”病,总觉得政府可以兜底。长期以来,刚性兑付成为“行规”,金融机构、投资者忽视了背后的风险,导致债券市场价格失灵,风险信号失灵。债券市场刚性兑付如果一直硬撑下去,泡沫只会越来越大,杠杆越来越高。东北特钢资产负债率远超警戒线,各种贷款、债券还是一路绿灯,债务居然超400亿元,就是一个例证。如何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实际上,长期存在的刚性兑付,使得债券市场扭曲失真。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指出,“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债券市场要想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应该成为共识。刚性兑付打破,信用债的定价回归市场,企业再发债券,其利率就会由市场根据不同行业的投资风险定价,利率和资金会优化配置,一些落后产能发行债券就会越来越难,这对于去产能、去杠杆,国企的深化改革、产业的转型升级作用巨大。对政府来说,则要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政府应该权责对等,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不越位、不缺位。不能动不动就拿纳税人的钱来为国企的违约买单。同时,政府“援助不兜底”,该作为的必须作为。处理债券违约,要有底线思维,立足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应该看到,目前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很低,构不成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绝不能倒退,债券处置也必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债企业、地方政府、承销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发挥各自作用,既不兜底,也要坚决防止逃避债务的恶意违约,尽最大努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个国家在拥有大量负债的情况下,拥有一定的储备和一个国家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拥有储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人在看到我们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拥有巨大的外资负债,这一点往往为媒体所忽略,这也是中国平分外汇储备等民粹主义声音迭起的原因所在。另外,有人认为中国只需要三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这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抛开整个国际投资头寸表,而只谈外汇储备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富民穷”,其根据就是中国有着巨额外汇储备。这种说法完全无道理。外汇储备与对外金融净资产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用对外金融净资产的概念考察中国是否富裕肯定更合适,而对外金融净资产17907亿,显然远低于外汇储备的数量。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9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统计显示,2019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41260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23354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7907亿美元。新的统计方式虽然日趋合理准确,但外商在华资产仍可能被低估,与此同时中国所谓外汇过多的说法也可以得到部分澄清。■外商在华资产曾被低估在最新的统计中,外汇局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进行计算纳入,并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行了市场重估值。实际上,对于FDI的统计,国际通行的方式早就是按照市场价值法,由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大多未上市,没有据以计算的市场价值标准,一直采用历史成本法,这就忽略了外商在华资产的巨大增值部分,因此低估了中国的海外负债,进而高估了中国的对外净资产。另外,从国际投资头寸表的细分内容来看,向上修正的主要原因最有可能是境内外母子公司间的相互贷款。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么强,境外美元的贷款利率又这么低,有国际业务往来的公司,都倾向于增加弱势货币作为负债。套汇、套利的双重动力,导致中国企业对来自境外的负债大增,这也是中国对外负债增加的一大原因。■中国资产收益不好自2019年外汇局首次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资金,中国海外资产以低收益外汇储备资产为主的格局,以及对外负债以高成本FDI为主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资产中,储备资产占了71%;在负债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了63%,恰成对照。储备资产的收益大约在3%至5%,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收益即使保守估计也在20%。如此算来,2.9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870亿美元,1.47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2940亿美元,差距很大。这导致中国虽然是对外净债权国,但海外资产净收益规模却持续低迷。按照理想情况,净国际投资头寸持续为负的国家,经常项目中的“收益”为负,反之为正。但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从1986年开始就转为负值,但其经常项目中的“收益”却始终为正,且规模不断扩大,与此相反,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虽然多年一直为正,但经常项目中的“收益”却并不乐观,“收益”规模远远小于美国。以上情况往往为人诟病,其实是毫无道理的。首先,一个国家在资本流入或流出上的损益并不能完全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出来。如果只按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计算,那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争当资本输出国,而拒绝引入外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引入外资会得到很多在国际投资头寸表难以显示的收益,这才是真实情况。另外,中国的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为主,流动性和可控性较强;负债以来华直接投资为主,稳定性较强。这种结构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这些也应该考虑到。其次,外汇储备与国家收入是两码事,中央银行保管外汇储备充当的只是当铺兼保管员的角色,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只不过他们从事的不是普通的物品典当生意,而是专门典当货币,也就是顾客将外币典当成人民币。目前,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外汇与财政收入是两码事,典当行老板可以将顾客的汽车开出去跑几圈,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汽车就属于典当行老板,仓管员也可以临时使用仓库里的东西,但你拿到家里去则不行,我们的央行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大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不能将他当财政收入使用,央行必须保证外商投资者和本国的外贸企业随时可以进行赎当,央行只拥有对外汇短暂支配权,不拥有最终支配权。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以FDI为主,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这只适合和平时期,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FDI仍然会撤退,20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期,FDI都掀起过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国际板可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损现在中国正在积极创建国际板,并试图允许更多外商在中国的公司直接上市。如果国际板最终成行,这将是FDI在中国获得高溢价的最佳市场,如果没有国际板,那外商投资除了汇出的利润之外,其余大部分资产早晚会成为贬值资产或是沉没资产,而有了国际板外商投资就会成为溢价资产,这种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上也许短期内不能完全显示出来,但最终清算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这将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