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中国经济能稳住增长吗

樊新衡 2019-12-21 2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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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检举提问人的追问2019-06-0323:59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323:59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1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19年。2019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1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19年减弱。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2019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10.6%。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26.3%。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1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19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1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323:59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2019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1%,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4%。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19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1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19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1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19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8%,增幅下降37.2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11.4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5.53%,同比下降6.34%。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19年。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2019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8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1.8%,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1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0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1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1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议201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201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0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1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0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0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1要想对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19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1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1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19年来说却不一定。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1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1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4.6%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1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19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1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1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1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19~2019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1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19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1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19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19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19年CPI上涨对201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19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1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19-06-0400:01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1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19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19年低于2019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1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赵风雷2019-12-21 20: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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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节手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杠杆比较重要的有:1.价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在计划经济中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主要是要正确运用价格杠杆,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规定有科学根据的价格水平、商品比价和各种差价,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或背离,调节生产经营活动,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2.税收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合理规定不同税种和税率,通过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金额的调节,来影响引导和控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税种的建立、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升降,调节不同部门、企业的利润水平,从经济利益上鼓励国民经济需要的行业和产品发展,抑制乃至淘汰无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业和产品。3.信贷信贷是国家有计划地动员和分配闲置货币资金的一种形式。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对不同部门和企业,在发放信贷资金和规定利息率方面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引导不同部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沿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方向发展。同时,信贷还是国家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手段。4.工资奖金工资、奖金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直接关系到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通过工资形式的正确选择、工资差距的合理确定以及奖金的正确发放,以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5.汇率通过汇率变化对输出和输入的影响,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提高汇率意味着降低用外汇表示的输出价格,提高用本国货币表示的输入价格,因而产生刺激输出和限制输入的效果;反之,降低汇率就会产生减少输出和增加输入的效果。同时,汇率的变化,又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内的物价水平,在合营企业中还会带来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资产价格的变化。因此,正确运用汇率杠杆可以促进国家建设的进程。经济中的杠杆主要是通过负债,用较少的本金支配更多的资产,从而谋取更大利润的行为。由于利润是不确定的,所以杠杆经营也意味着更大的亏损。杠杆的核心是负债,没有负债就没有杠杆。中国人崇尚无债一身轻,传统文化中对债务持排斥态度。然而,负债却是现代经济加速发展不可或缺的。想一想,如果经济中没有杠杆,企业都不借债,都是靠自身积累的资金发展,那么企业的经营规模必然会缩小,整个经济规模因此大幅收缩,社会产出也会大幅减少,生活水平出现严重下降。杠杆经营的本质是通过负债把社会闲散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生产领域,谋取更大的回报。不使用杠杆,意味着闲散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资源在不同人的手上,其利用效率是有差别的。好的制度就是把资源从使用效率低的人手上转移到使用效率高的人手上,这种转移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负债经营,一种就是股权融资。其中,负债的方式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两个数据可以比较:2019年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7.47万亿元,2019年沪深股市IPO融资总额2861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当然,负债还包括企业直接向私人募资,股权融资也不仅仅限于IPO,还有各种风险投资以及民间资本入股等等。但是上述两个数字的比较还是基本能说明问题:负债是推动社会资源集中利用的主要手段。所以说,现代经济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上的,正如物理学中的杠杆大大节省了人的体力,现代经济中杠杆为经济的繁荣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政府下命令让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准借贷、不准使用杠杆的话,那么现代经济立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在于沉重的社保负担。欧洲国家长期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的福利国家模式。欧盟目前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已近GDP的30%,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9%。高昂的福利费用扩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造成高税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同时,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还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第二,病源在于残缺的欧盟机制。欧洲联盟有个软肋,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分属欧洲央行和各成员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冲突和错配,执行效率低下。欧元区各成员国在向欧洲央行让渡了货币主权后,无法独立使用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来应对,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容易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欧洲央行的目标是平抑通胀,维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非各成员国的经济景气,而欧盟各国经济差异性较大,景气状况不一致,这让实施单一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常常首尾难顾。欧元区财政赤字问题凸显了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的矛盾。从此次希腊债第三,在于人口结构老龄化。工业化以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与此同时,因为抚养成本越来越高,人们生育孩子的愿望日益降低,使生育率迅速下滑;两者相加,使欧洲诸国在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后出生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二战以来人口结构变化更加剧烈,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进入了快速老龄化的阶段。老龄化使生产人口下降,消费人口增加,慢慢入不敷出,最终出现了危机。第四,在于房地产等资源泡沫导致的金融内战。其实,社保负担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正面效应抵消,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也只是外部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危及国本的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实业衰落和土地等资源泡沫膨胀的同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