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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介绍的很详细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但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春节曾经随农历一起“被打倒”。当时舆论气势汹汹，想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共同绞杀中国的传统节日，想在文化上矮化和抹黑春节。但中国春节，直到今天依然还在。2月2日，长沙著名文史爱好者任大猛在长沙市图书馆，举办讲座《民国报纸中的湘味长沙年》，透过一叠叠厚重的故纸堆，带我们一起品评独特的“长沙年味”。孙中山宣布：改元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101年前的长沙，通讯还不太发达，湖南人得到信息较晚，来不及大举庆祝。但大多数湖南民众对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视为“更易正朔”，表示认同。所以1912年初壬子年的旧历新年，长沙城内军政学界开明人士，并不互相致柬称贺。一般商人老百姓，也能尊重国历，在旧历新年，并不休假。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府正街之怡隆祥南货馆、理问街之彭宝珍眼镜店、唐政和钟表店，在那一年旧历新春开张营业的门面达数十家之多。但在长沙南正街、红牌楼、八角亭。然而阴历在民国，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牢牢地记着，今天是正月初六了。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谁说阴历是废历呢，事实上明明如此，却有人偏要生吞活剥，硬加上一个废历的名词。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一切主题。但现在人们却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的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人们认为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
  龙存钰2019-12-21 23:54:59
•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在古代时候一直把正月初一当作岁首也称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在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很少有改动，可是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新年经历了一波三折，差点就被咔擦了！你说吓人不吓人！民国初年春节就差点被废除然而，民国初年差点就被废除了，说起来还要感谢袁世凯帮助我们保住了春节。辛亥革命后，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采用公历纪年，公历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阳历，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农历，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历法，也称为阴历。采用公历纪年可以说是与世界接轨，比较科学，也符合世界潮流，尤其是辛亥革命万象更新，以前的辫子要强行给剪了，以前的衣服要改良，反正以前的东西能改的就改，因此临时政府规定1912年1月1日为新年。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南北还在打仗，北方大多数地区都采用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只有南方的一些城市实行新规定，当然，执行的过程也并非一番风顺，为了不让老百姓在农历过春节，广东政府甚至出动警察厅进行“严厉干涉”“严禁商民庆贺旧年”，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对新政府并不满意。在抵制了两年春节后，发现效果并不好，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人对传统文化很看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更改过来的，尤其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新历和旧历并不是特别在意，除了历法外，相继恢复了一些清朝时期的制度，而针对春节“屡禁不止”的情况，袁世凯接受内务总长的节假报告，批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且同意在这一天放假。1914年的春节因此格外热闹，不止民间老百姓欢欣鼓舞，就连逊位的清室宣统帝也升殿受贺，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还派代表前去拜贺，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没有被推翻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再次要废除春节对于袁世凯批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个行为，很多反对袁世凯的人都非常排斥这件事，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更是提出废除春节的建议。当然，孙先生事情比较多，实力也没达到巅峰，无法完成这个事情，1925年的时候，孙先生驾鹤西去，1928年北伐胜利，东三省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一直“秉承先总理遗志”当然要有点搞头了。在国民政府看来，想要废除农历，实行公历必须废除公历的节日，因此极力阻挠民间过农历节日。国民政府宣布从1929年开始，只过阳历新年，坚决废除春节，将春节描述成封建迷信的酱缸，打破封建就是要禁止春节，为了不让老百姓过春节，政府命令不让贴春联，燃放烟花爆竹、拜年等习俗，甚至一度到了，用旧历写的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有些地方的报纸上甚至刊登了这样的内容“如果有玩龙灯狮子的，便请他尝尝铁窗风味，至于喊拜年，喊恭喜发财的，我们即目他为反动口号，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朔的反动派。春节这一天的民警最忙碌，不但要禁止赌博，到处抓赌还要到城市交通路口劝阻老百姓拜年，有一些卖农历的甚至会被抓进警察局拘留。春节“屡禁不止”，国民政府只能妥协当然，跟皇权不下县一样，政府的政令也只能停留在城市，在广大的农村照样是我过我的年，政府即使是三令五申也无法干涉到农村。国民政府的这种强制改变民俗的行为遭到广大老百姓的十分不满，有些地方甚至有抗议行为，反应了当时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和习俗问题上的对峙，政府认为老百姓顽固不化，老百姓认为政府不通人情。之所以国民政府废除春节的行为没有成功，在于他对习俗变革的难度没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正如国民政府始终发动不了群众一样，他根本就不了解民众。当时很多老百姓称阳历为“洋历”，认为这是洋人的东西，不但不能容纳，反而要进行抵制，老百姓不是愚昧，而是政府缺乏引导。面对强大的传统习惯和民俗文化，国民政府最终意识到强制废除春节反而失去了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到1934年春节的时候，政府表示对于民间习俗不再进行干涉。
  黄百芬2019-12-21 20:55:17
• 看看民国时如何过春节A-A+2019年2月12日07:08东方网评论一从冰心回家看民国春运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冰心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赶回去呢？原因有三：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急于回去照顾病母。第二，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国民政府继北洋政府之后，又开始了一轮废除农历、取消春节的运动，年假只在元旦时放，到了除夕和大年初一还要照常上班，最多只象征性地给两天假期，冰心要想跟父母过一个团圆年，是不能等到除夕才回去的。第三，民国交通落后，路上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只有提前动身，才能及时抵达。至于民国交通有多落后，我们看看冰心在旅途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就知道了。你知道，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您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2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冰心必须能保证自己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因为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特快列车总是很抢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票。而如果冰心买不到这样的车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车回上海了。坐普通列车回家过年是什么情形呢？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民国作家程瞻庐的描述：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其次，坐椅上；最下一层，坐地板上。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二民国人怎样拜年同样是民国人，拜年的规矩有着很大区别。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公职人员大多是在“国历年”也就是元旦期间拜年，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当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日“年假”结束的那天，再去单位搞一个“新年茶话会”，相当于现在的“团拜”。而平头百姓比较守旧，一般都是在“废历年”也就是春节期间拜年。其次是地域上的区别：北方风气不开化，先男人拜年，然后才是女人拜年，尤其在民国前期，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街上穿着长袍马褂打躬作揖恭喜发财的几乎全是男人，到了初五以后，才能见到女人上街，去七姑八姨家串门拜年；而南方得风气之先，除了祭祖的时候女人得靠边站以外，拜年则能跟男人并驾齐驱。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区别。传统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头，平辈之间作揖，晚辈给长辈拜年得磕头，当然长辈也得给晚辈压岁钱。新式的拜年方式是发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门缝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连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过年了。不过也不是随便拿一张名片就能拜年，因为拜年的名片有讲究——必须要“挂红”。什么叫“挂红”呢？就是说要么红纸黑字，要么白纸红字，总之名片上得有红色，这是表示喜庆的意思。除了“挂红”，名片上最好再带上“口彩”，例如“恭贺年禧”、“恭贺新禧”、“恭祝年丰”这样的祝福语。民国的上流人士到了该拜年的时候，往往会专门定制一批既“挂红”又带“口彩”的名片，这些名片平日不用，专供拜年。民国人用名片拜年，有点儿像现代人用手机发祝福短信，简便，快捷，省钱，省心。但是不省力，因为你得跑到人家门口，一家一家地投递，就跟邮递员似的。有的人自己不出门，把名片印好后，列一清单，交给仆人，让仆人照着清单的地址挨家挨户去送。当时管这种拜年方式叫做“飞片”，意思是自己家中坐，名片满天飞，只需要动动嘴就把所有人的年都给拜了。显而易见，“飞片”是最偷懒也最缺乏诚意的拜年方式，我觉得这样拜年很像咱们现代人群发贺年短信。三鲁迅、老舍为何元旦放假春节上班？现代中国有两套历法：阴历和阳历。在日常生活中，这两套历法并行不悖，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两个年初和两个年尾。我们管阴历的年初叫春节，管阳历的年初叫元旦，春节是阴历的新年，元旦是阳历的新年，这两个新年，我们都要过，都要放几天假，只是在形式上，阳历的新年远远没有阴历的新年过得隆重罢了。民国人是不是也有两套历法和两个新年呢？让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1917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二天，《鲁迅日记》上写的还是“休假”。1917年1月3日，还是“休假”。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由此可见，在1917年，在鲁迅的工作单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节不放假。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老舍是校长，他想在家陪母亲过年，宣布学校放假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第一，学校的年假已经在元旦期间放过了；第二，春节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学要是胆敢“逆天行事”，那他这校长就当到头了。四民国春节为什么不放假为什么元旦能放假，而春节反而不能放假呢？因为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曾经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要求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又通过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国人从1913年起跟阴历彻底断绝关系，举凡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七夕等等按阴历走的传统节日，一律改成按阳历过。譬如除夕，本来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或者腊月三十视大小月而定，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2月31日。再譬如春节，本来是阴历的正月初一，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月1日。这样一来，传统的“旧新年”就等于被强制取消了，只剩下元旦这个“新新年”，所以新年只能在元旦过，年假只能在元旦放，到了真正的春节那天，反而要照常工作。袁政府可不是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就完事了，还实实在在地派出专员对机关和学校进行督导，发现哪个单位不在元旦那天放年假，要处罚；发现哪个单位敢在春节那天放年假，也要处罚。所以在民国头几年，像鲁迅和老舍这些吃财政饭的国家人员，新年都是在元旦过的，他们始终都没有过上一个真正的春节。至于不吃财政饭的平头百姓，一样要受到监管，市民们刚开始怕撞到枪口上，也不敢过春节。例如1913年的正月初一，北京城里几乎听不到鞭炮声——大年初一放鞭炮，说明你还在过阴历的新年，说明你在跟新政府做对，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五“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但习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腊月底过除夕，正月初一过大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世世代代都那么过下去，岂是政府一道禁令就能彻底改变的？另外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再加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仅凭北洋政府当时的威权和行政效能，根本不可能让全国各地一起废除“旧新年”。我们再看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1915年1月1日，吴虞起了一个大早，“悬挂国旗，飞片拜年。这是在响应北洋政府的号召，把春节改到元旦那天过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跟妻、妾和女儿们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他是“新新年”也过，“旧新年”也过。新政府不让过阴历除夕，不让过大年初一，吴虞都没有服从，这是因为他是在成都过的年，当时成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不怕北洋政府处罚。到了1918年，大概连北洋政府也觉得强行取消“旧新年”不可行，开始顺从民意，春节期间也允许放假了。再看《鲁迅日记》，1918年元月的1日、2日和3日，以及2月的11日、12日和13日，都写着“休假”，元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新新年”假期，2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旧新年”假期，就跟咱们今天既在元旦放假，又在春节放假一样。从民国建立一直到北洋政府倒台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政府一再提倡的“新新年”始终冷冷清清，只有机关、学校和一些新派人士会在元旦期间拜年、吃饺子、召开“新春茶话会”；而政府一再禁止以及后来禁而不止的“旧新年”却很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一到除夕和春节，全国上下鞭炮齐鸣。这说明“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或者说民俗把政令打败了。
  齐晓林2019-12-21 20:20:22
•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社会的阴阳合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在民国初年，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头上。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一是“国民新年”然而，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农历新年，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写道：“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这样，由于政治变革的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年，一是“民国新年”，在公历元旦；一是“国民新年”，在农历春节。公历元旦新起，没有任何民俗内涵，农历春节却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民俗事象丰富。农历岁首，本来就在孟春正月，它很早就与立春节气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朝以来迎接新年的节俗中，很多都包含着迎接新春的意思。所以民国时期直接将农历岁首称为春节，符合传统节日的内在性质，人们易于接受。而作为一般百姓，人们照例称农历岁首为新年或大年。民国政府取消阴历新年，一度雷厉风行激进的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农历新年。但国民政府推行新历、废除旧历的效果并不理想。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民国政府取消阴历新年，一度雷厉风行。据时人记述，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有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不过这种做法，一二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革命化”春节，也没有阻止人们欢度春节的热情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承辛亥传统，在历法上采用公元纪年法，但对传统年节给予特别关注。12月23日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法定假日及其放假日期。从此，“春节”成为社会上下对旧历大年的称呼。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人们一度以过“革命化”春节的名义，试图取消春节假日，对春节传统习俗进行各种禁止与限制，但最终没有阻止人们欢度春节的热情。google搜索。
  窦连福2019-12-21 20: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