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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较大受出口和投资两大需求明显回落的影响，一季度经济增长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放慢，但仍处于合理区间内。经济增长和就业仍在下限之上。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4%，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均回落0.3个百分点，处于7.5%左右的预期目标内。较为可喜的是今年以来就业形势较好。据广东省调查资料显示，企业用工好转，春节后员工返岗率为92%，比去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同时，物价增长小幅回落，持续在上限之下。一季度CPI同比增长2.3%，比去年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明显低于3.5%的调整目标。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确实在增大，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一季度投资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放慢同比增长17.6%，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回落2.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放慢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我们估算，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拉动总投资增幅回落2.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明显放慢的原因则是因为商品房销售量的持续下降和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增长放慢，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真的已经来临。这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较大的内在压力。导致投资增幅放慢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产能过剩问题导致生产价格持续下跌，一季度PPI同比下降2%，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的跌幅分别扩大0.3个和0.6个百分点，这对投资预期和企业效益增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来自出口下滑，一季度贸易出口同比下降3.4%，意外的出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出口负增长主要是受对香港转口贸易出口大幅下跌引起的，一季度我对香港出口同比下降31.3%，拉动出口增长回落6.5个百分点，剔除对港出口下降的影响，我国对其他地区出口还有所增长，但与全球经济总体向好的趋势是不相称的，出口增长形势严峻。二、要正确看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我们既要看到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忧”，也要看到经济运行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经济下行是经济步入长期调整期的一种自然反映，去年有，今年再有，明年后年可能还会有，主要是防止滑破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底线。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各界都不适应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的现实，容易产生过度焦虑情绪，甚至一些人或机构借此唱空中国，唱衰中国，认为经济速度放慢就是硬着陆。中国经济已进入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一味靠货币刺激政策保增长、稳增长，会适得其反，增长保不住，而结构调整被忽视。特别是我们要对房地产市场调整保持平常心，要防止出现过度调整但也要稳定房地产政策，不能遇压力就反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整是一种内在趋势，既要看到其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利的一面。今年国际经济是向好的，但出口不升反跌，正是由于我们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练内功，导致我国传统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新的竞争优势迟迟难以形成，结果使我们的出口增长面临“前堵后追”的不利局面。新一届中国政府上任后改变了传统的保增长方法，把政策的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经过一年的实践，已取得积极成效。也正是如此，我们对经济下行压力不能反应过度，要看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在继续下降，但也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提高。一季度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反映微观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利润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稳中有升。二是市场活力逐步增强。去年以来中央大力度推进的简政放权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浙江全省新设企业数同比增长32.1%，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18.3%；安徽新登记私营企业数同比增长32.7%；广东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7.9%，其中私营企业数增长50.5%。三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从工业结构看，尽管工业增长有所放慢，但结构趋于优化。高耗能行业回落较为明显，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钢铁行业和水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2%和10.3%，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3.4个和1.6个百分点。同期，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增幅均有所加快。从区域结构看，中西部投资增长较快，区域结构继续改善。一季度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0.2%和19.1%，分别比东部地区快3.8个和2.7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不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持续上升，且服务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长水平。2019年以来服务业增长持续快于第二产业，2019年占比上升到46.1%，首次高于第二产业的占比增幅高2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内需中投资与消费增长协调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增强。三、有关政策建议一般来讲，一季度经济形势并不能说明全年的走势，目前经济的小幅波动属正常范围。我们要对稳增长、转型升级充满信心，我们在内需增长和区域增长等的回旋余地很大。从去年上半年经验看，信心十分重要。当前，加强预期管理，增加市场信心，是做好宏观调控、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普遍性、苗头性问题，做好应对准备。一是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做适当微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目前总体上要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在当前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可适当降低基准利率，最好结构性降息，仅降至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保持不变，以此降低企业负担，增加市场信心。同时，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竞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二是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加快落实简政放权年度计划，积极在全国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加快放松对各类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准入限制，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环境。加大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的力度，推进“三个一个亿”的战略和政策的落实。三是坚持着力调结构，挖掘内生动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积极研究出台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的支持政策。加大治理雾霾力度，把环境整治与结构调整、转变方式更好结合起来，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业态，加强保障房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黄睦凯2019-12-21 20:08:07
•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经济运行逐步企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5%。展望2019年，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经济运行低位趋稳，全年增长略高于7.5%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态势，企稳回升明显后延，超出预期，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从全年走势看，当前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7.5%。经济运行机制出现新变化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大幅下降。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我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明显扩大，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今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1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风险约束明显增强，地方政府投资比以往更加理性。3.货币政策效应减弱5月份以来，货币政策开始明显放松。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在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和内部结构深刻调整时期，投资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厌恶等，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4.去库存持续时间长于以往新世纪以来，我国商业库存调整呈现比较稳定的规律，库存周期一般持续38至40个月。根据历史经验，本轮去库存应在年中结束。但是，由于本次危机持续期长，加上产能过度扩张以及前两年的高增长，企业对经济增长、物价走势持有过度乐观预期，库存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内、外需求同时收缩时，被动去库存幅度偏大、时间偏长，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5.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今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在制造业持续走低、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时，非制造业保持活力，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东部增速放缓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就业状况总体平稳，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此外，产业梯度转移速度加快，新产品研制、销售周期缩短，质量提升;机器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全年增长略高于7.5%近期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一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促使世界经济短期向好。自欧央行实施直接货币交易OMT、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3后，英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短期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提振消费信心，我国出口增长将逐步回升。二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总体有所改善。9月份，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及新兴市场国家PMI指数都出现回升。我国PMI指数也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降，特别是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回升1.1和2.2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原材料购进指数已经止跌回升，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回升态势，将推动企业回补原材料库存和增加需求。四是内需短期呈企稳回升态势。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固定资产投资维持稳定增长态势;在房地产销售回升、长假等拉动作用下，消费实际增速将略高于上年。五是企业盈利环比改善。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3.1%，降幅有所收窄。其中，8月份环比上升3.93%，而且不同类型企业盈利环比均实现正值增长。此外，去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增长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也为今年四季度企稳回升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三大需求总体均呈企稳回升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小幅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略高于7.5%。8月份，大宗商品、鲜菜等价格上涨，CPI出现季节性回升。四季度受PPI回升传导，以及油料、肉禽及制品等价格回升，物价存在一定上涨压力。预计全年CPI涨幅略低于3%。基于上述分析，今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经济持续下行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积极化解投资融资平台风险，有效控制通胀，成效显著;二是正确对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并取得新的进展;三是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对促进消费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经济运行有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基本稳定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征兆更趋明显。2019年，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2019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美国今年底和德国明年的大选，使美国和欧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面临不确定性。OMT和QE3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首先，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8月份，美国中位数房价同比上涨13.4%，新开工房屋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升。商业零售保持平稳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危机后的较高水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超过78%，接近危机前水平。9月份，失业率下降到7.8%。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现阶段美国潜在增长率为2.5%左右，创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较强的弹性和竞争力。短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就业和债务压力。低就业增长将影响消费的可持续性，财政紧缩不利于经济复苏，也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其次，欧盟将维持零增长或轻度衰退状况。欧债危机处置进程缓慢，但总体仍沿着预期方向发展。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和OMT的实际运转，以及财政联盟的推进，欧洲金融市场有逐步趋稳的可能。但如何摆脱高失业率11.3%、高通胀2.7%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金融市场稳定只是第一步，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再次，日本经济有所放缓。2019年，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日本罔顾历史事实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和全球分工链的冲击将持续一段时间。针对QE3，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并试图走出通缩，采取巨量投放货币的措施，其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最后，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不足。随着新一轮货币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走高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将有利于资源出口国投资和消费的恢复。在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的同时，随着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回流，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亚、波兰等国将有一些新亮点。但由于创新潜力总体不足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仍显不足。我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1.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9年的10.4%。但今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结合明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预计明年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9年消费增长14%左右。3.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今年相比，明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明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今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明年的CPI。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预期转化为上涨现实。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明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再考虑要素价格改革等，应为CPI上涨预留一定空间。综合判断，2019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建议将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5%，CPI为4%左右。这一方面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逐步衔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理性的调控信号。需要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三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9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对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也需要重新认识。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我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今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总净利1.02万亿，同比下降1.54%，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4%。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3亿，占比高达53.6%，同比增长18.2%。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从直接原因看，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近5年来，我国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今年1-8月份，出口仅贡献0.6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今年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十分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今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随着我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根据商务部监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持续小幅下降。增长阶段转换中的财政可持续性今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1-8月份，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增长10.8%，比去年同期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仅增长4.2%，中央财政收入下降6.7%。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增长阶段转换期到来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确立宏观调控新思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我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通过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并重，推动增长动力平稳转换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期，有效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2019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我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涵养财源为目标，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落实研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适当提高中央预算赤字水平，扩大财税政策的回旋余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积极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加快研究地方债的相关规则和管理方法，积极稳妥地扩大地方债发行试点。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一是通过外汇占款、央票余额变化及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基础货币必要的增长，及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必要的流动性。二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波动中的相对稳定。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三是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其贷款对象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可放开贷款额度控制。四是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一是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二是实行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上调首付比例，防止因货币政策调整造成购房人支付能力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进而造成市场需求和房价的大幅波动。三是适当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和增加二手房供给。四是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的调控作用。加大北京等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缓解供求矛盾，同时稳定房地产投资。以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采取必要的信贷、税收等措施，支持企业关闭、并购、联合、重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促进竞争性领域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限期清理阻碍市场进入的各种规定，尽快在放开市场准入、放松经济性管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注意把产业区域转移与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密切结合，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落实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对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宽带、研发创新基地等先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创新升级后劲。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既有中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因素，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必须重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同时，建议研究在国务院设立综合改革机构，减少部门利益制约，负责研究、拟定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综合改革方案。
  齐晓晶2019-12-21 20: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