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孔祥熙共有子女4人，长子令侃，次子令杰﹔长女令仪，次女令俊。其中，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与其父最为相似。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令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孔家的大公子，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学生时代的孔令侃即具有政治野心，企图凭借其父的权势，跃登中国政治舞台，於是就把经常与之交往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南尖社”，以便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党羽。之所以命名为“南尖”，是由於德语“纳粹”的读音与上海话“南尖”二字的发音相似，取名“南尖”，意在以纳粹精神为结社宗旨。按照纳粹党徒效忠元首模式，“南尖社”的成员也必须效忠孔令侃。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1936年大学毕业后，孔令侃任财政部特务秘书，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孔令侃也进入中央信托局。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再撤往香港。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孔令侃被任命为常务理事，主持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1939年，孔令侃私设在香港的电台搜集香港金银、外汇、证券、股票行情及港澳各界名流的言行，外加一些军事信息，随时向重庆孔祥熙官邸汇报被港英当局查抄后，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她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到美后，孔令侃除继续大搞商业投机外，又干起沽名钓誉的勾当。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孔令侃准备读一个洋硕士文凭。为此，他想起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吴某。他设法将吴某调到美国，改用他的名字，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令侃对吴某当然是优礼有加，关怀备至，吴某自然也就感恩图报，勤奋用功了。就这样用了两年多时间，通过考试、答辩和撰写毕业论文，终於领到一张硕士文凭。孔令侃在机关时，经常驾驶著汽车在繁华街道上横冲直撞，经常违章肇事。南京新街口广场交通拥挤，按照当时的交通法则，汽车必须沿左边环行道绕行，而孔令侃的汽车却往往抄近道从右边拐弯，警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9年，香港《大公报》曾发表过一篇讽刺小品文，标题是：《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就是对孔令侃的如实报道。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子公司。这个公司经营的特点是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只收美元黄金，不收法币。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到美国定居前，宋蔼玲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例如，公司从美国进口的“雪佛兰”、“奥斯汀”等汽车，进口价格是每辆1500美元，而孔令侃却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优越条件，经常保持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向市场出售。仅此一项，他就攫取了大量的美金。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制作罐头盒的原料，扬子公司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由於海关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以致无法进口，这就触犯了扬子公司的利益。孔令侃大发雷霆，一方面在《大陆报》上向海关当局发起攻击，同时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理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另一方面，则在海关职员中进行活动，终於迫使海关让步，签发了进口许可证。货物到手之后，孔令侃即以高价向市场抛售，获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