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北宋末权奸。字元长。兴化军仙游，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也有人认为，如果高俅仅仅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但是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不愧是才子，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高俅这人，书上说他“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倒也无妨。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这样各方面都懂一点，道德方面“潇洒”一点，足球又踢得好一点的男性青年，若生于现代，倒有可能成为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倘若时来运转，他还能带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可他偏偏生在宋代，而且居然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殿帅府大尉。于是，就只能扮个丑角了。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闯红灯、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后来被发放出界，只好到淮西柳大郎处安身。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便又一纸书信，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小于同样的考虑，小苏学土也来一封信，把他送人了小王督太尉府里。这时的高俅，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日子也不好过。但也是他合该发迹。一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浑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献技之心痒痒，便上前踢了一脚，这一脚，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后来的宋江等人，还打算“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高俅只一脚便定了乾坤。足球的魅力，在此可见一斑。之后的道路便十分子坦了，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没过半年，高俅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包当了皇帝，便把下面的馒头也一个个封了官，而且还是大官。那个充其量只能当个足球教练的高俅，一下子当上了“军委主席”，便很快地跟着人五人六起来了。但是，馒头毕竟是馒头。或许你一时运气，凭着自己巴结，主子赏赐，能得到无限的荣华富贵。可是，肚里的学问和那身上的本事，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像高俅这样的货色，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签个名，还能像个模样；真到了是驴是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那骨子里的浑球本质，就毕露无遗了。后来他组织军队，多次进剿梁山，竟没一次成功，空费了许多兵马钱粮。最后一次，他挂帅亲征，率十节度一同讨伐，却跟耍猴一样，只三阵，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放他回去，只怕高太尉的脑袋，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像这号人，干好事，未必能干好；干坏事，却绝对能干坏，你看他上任伊始，既不整顿军纪，也没检阅兵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王进修理了一顿。没过几年，又因为干儿子高衙内青春躁动，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就机关算尽，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老实人给逼反了。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无处容身。梁山水泊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高太尉实有不可磨灭之功。这样的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帝在创造领袖的时候，总不忘再造几个小人，放到他身边去，给他聊天解闷，歌功颂德，于是，阿斗身边出了个黄皓，乾隆身旁也来了个和坤。连那个世称明皇的唐立宗，在任用姚崇为相的同时，还不忘把李林甫放在身边，时不时地讲个荤笑话来解闷呢。而宋徽宗的情况，较以上几位又更为复杂。他在登基之前，是个不问政事的人物，整日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比起高俅来，他才是真正的魅力男性，不但球踢得好，而且有文化，有内涵。谈情说爱古今无双，再加上天生的英俊面庞，及一身的荣华富贵，放到现在，肯定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或情圣的话，或许还能在史书上留下不少美谈，可谁知他那宝贝哥哥哲宗，连太子都没生下，就忙着西去了。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那只逍遥猴给推了上去。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大臣们当中，肯定很少有人去他的端王府做客。都忙着巴结皇上哪，谁有空去给这花花公子请安呀?所以，当他那屁股刚沾上龙椅的时候，面对阶下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心里是很紧张的。这帮浑球表面上都在山呼万岁，心里想什么?天晓得!他不禁生出一阵孤独感。一日，他上朝回来，碰到了高俅。他仔细看了看，觉得那身段，那造型，竟是当忠臣的绝好素材!而在高俅看来，徽宗又未尝不是一块当圣上的好料呢?随着这群小丑的粉墨登场，北宋王朝那走向覆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不料柳世权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经柳世权推荐，高俅回到了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打发他去投奔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实际上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才称他作“高毬”。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再说徽宗皇帝遇到了高毬这么个知音，自然欣喜非常。他登基后，半年间便提拔高毬为殿帅府太尉。高毬发迹了，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人模人样的了。大凡小人得志，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高俅发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正在其分管之下，而王进的父亲曾揍过高俅。所以，高俅要报复王进了，害得武艺高强的王教头连夜携母出逃。当时宋朝边患频仍，正值用人之际，而作为国家有用之才的王进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北宋不亡、徽宗不被金军活捉才怪呢！《水浒》开篇先写一无赖高俅的发迹史，而只字不提作为全书主角的梁山好汉，寓意甚明：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直至官逼民反，罪在皇帝和他宠任的贪官污吏。七十年代举国大批《水浒》时，人们都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然。在帝制时代，施耐庵不得不用曲笔而已。试想，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又是谁在常识、重用他们呢？没有昏君，何来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