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全球工业发展模式变革

樊志海 2019-12-21 2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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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铸造的通常工序是,首先利用容易成型的材料,加工出一个与产品有着类似外型的母模。然后,在这个母模的四周覆盖上具有一定粘度的型砂,用机器震实后再取出母模,型砂中就会自然形成母模也就是产品的形状,这样的铸模称为砂型。最后,通过预留的浇注孔把熔融的金属液灌入砂型中,冷却后去掉周围的砂型再进行一定程度的机械加工即可。用3D打印技术可以轻松的调整设计并实时生成母模,传统工艺中的母模不需要再特意去加工了,极大的节省了制作母模的时间和效率。好比用活字印刷代替了雕版印刷,无需因为一个制版错误就废弃整块板,可以随时方便的进行调整。同时,3D打印生成的母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材质,对耐久度要求高的场合可以采用金属材料,对成本要求高的场合可以采取树脂材料,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存在传统木模对温度湿度敏感,易变形寿命低的缺陷。甚至制作母模的工序都可以略过,利用3D打印技术能够直接生成铸造砂型,当然这个时候所用的原料就是可以耐高温的陶瓷了。这种3D打印砂型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铸件原本的形态,极大的提高了成品的精度和良率。我们必须要注意到3D打印得以兴盛的时代背景,那就是计算机运算能力的稳步前进和相关软件的功能提升。3D打印技术诞生以来的30多年里,相关的材料和机电等领域并未发生革命性的重大突破,然而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却提高到了当年的上千倍,并最终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形态,也极大地促成了3D打印技术的大发展。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
黄生雄2019-12-22 00: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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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传统的B2B2C电商平台以解决企业产品销售市场问题帮助企业把产品销售出去的模式不同,一呼百应专门解决企业产品生产原材料采购问题,帮助企业把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其90%的用户都是生产制造企业,目前有670多万家生产制造企业会员在用一呼百应管理企业采购,每年企业采购订单600多亿元。一呼百应在生产制造业工业大数据方面做了多年的技术研究和积累,平台拥有670多万的用户以及海量的交易数据,为全球生产制造业提供制造业大数据指数、大数据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将逐步形成以大数据为基础构建B2B生态圈。
    黄盱宁2019-12-22 00:38:28
  • 算是一个目标吧,工业4.0是一个愿景,是一个努力方向。目前中国制造业是在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进行转型升级。但是否能够谈得上深度变革,还说不定,目前各方观点也是各持一方。有相关问题可以科理咨询,欢迎追问。
    龙小语2019-12-22 00:22:11
  •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比较:“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都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针对制造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比较两个战略可以看出各有特点,除了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不同之外,还存在战略思想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德国工业4.0为德国工业发展描绘了细致的发展蓝图,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认真与严谨,在战略思想、基础研究、技术教育、政策机构和措施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1.战略思想的差异比较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德国工业4.0战略是一个革命性的基础性的科技战略。其立足点并不是单纯提升某几个工业制造技术,而是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从而实现整个工业发展的质的飞跃。因此,德国工业4.0战略的核心内容并不拘泥于工业产值数据这个层面上“量的变化”,而更加关注工业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相对于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则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工业制造水平和技术上,通过“互联网+”这种工具的应用,实现结构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加。这种区别就好比《中国制造2025》是在工业现阶段水平和思维模式上寻求阶段内的改进和发展,德国则是寻求从工业3.0阶段跨越到工业4.0阶段,实现“质的变化”。这种战略思想上的差别应该说是客观条件的反映,符合现实基础,但也说明中国制造2025缺少战略上的理论深度和技术高度,也缺少市场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2.战略基础的差异战略基础包括基础研究、技术教育、人才培养等,是战略实施成功的基本条件。仔细研究《德国工业4.0》,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础科学研究,很多细节方面的任务目标,都以“高、精、尖”的理论知识作为依凭。致力于改善德国科学基础研究的条件,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基础学科的研究比较薄弱,科研创新能力不强,很难有重大突破。其根本原因,除历史基础条件因素之外,也有政策的因素。在政策支持上,中国横向研究比纵向研究无论在数目上,还是支持力度上都要大很多,导致中国应用型的研究领域较强,理论基础研究较薄弱。中国还在制定国际化行业标准方面缺乏经验和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下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同时,我们还有必要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方针,积极成为网络化先进理论和先进标准体系的重要接入者,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一起分享理论、技术与市场。3.战略措施的差异在配套政策方面,德国为了有效实施工业4.0,比较重视对技术、政策和环境等进行评估调整。比如,德国系统评估新技术对相关法律可能造成的颠覆性影响,以及创新周期缩短可能导致相关规则架构频繁更新等,及时对现行不利于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修改。德国比较重视构建支持工业4.0的法律环境,及时对与企业责任、数据保护、贸易限制、密码系统等相关法规进行调整,培养全国国民的竞争意识,比较重视反思和自我调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在协同机构方面,德国成立了政府统一协调机构,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以及德国电子工业联合会三个专业协会共同建立了秘书处,负责为优先主体研发路线图。我国除了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组长的领导机构和战略咨询委员会之外,还应该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协同机制建设。对中国的启示1.积极迎接智能经济新时代工业4.0将使人类-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提供者。4.高度重视互联网+企业组织变革“互联网+”是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在实施“互联网+”战略中,互联网+企业组织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和经济的细胞,除了利用互联网加强与市场的互联和联系、推动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之外,还要下大功夫增强内生动力,焕发内部活力。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善重构生产要素,深化企业组织变革,创新生产方式,提升资产质量和服务功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是一个影响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局性的问题。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正确理解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技术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构建的过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将企业的消费者、供应商、合作者和企业员工等各种关系全部组织在电脑网络里,使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递和应用变得高速便捷,必然要求企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组织机构做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深化企业组织变革,将互联网技术和企业生产方式紧密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才能实现技术与组织的良性互动,才能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所需要,企业才能成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5.加强中国制造2025基础工作我国对基础研究、基础培训、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和措施,但缺乏深度、缺乏核心、缺乏灵魂。一项大的战略,特别是涉及到一个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大战略,必须要有自己的系统、深厚的理论基础,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关键的创新技术,必须要有创新理念、勇于担当、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方式缩小技术差距,但是如果理论研究无法赶上去,那么将永远落后于别人,进而失去真正的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基础培训两方面,德国都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基础培训呢?可以考虑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制造2025重要一部分内容。中国制造2025必须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和能够获得的相应材料。比较深入地研究分析中国制造基础设施工程,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体现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研究思路,既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研究,又为中国制造提供基础条件。从目前情况看,很有必要梳理出中国制造重要基础设施名目,比如,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高效大容量数据基础设施、IT基础设施、统一的安全保障构架和独特的标识符等。在比较参考国际相应的先进基础设施基础之上,很有必要逐项制定中国制造基础设施项目的理论研究方案和工程建设方案,为中国制造2025夯实基础。不可否认,新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兴起,智能世界的前景正在展现,激烈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急不得,也慢不得。关键是要深入研判,长线布局,措施得当。中国制造”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从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变为质量效益竞争优势;从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转变为绿色制造;从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中国制造发展战略核心要义应该是: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需求为目标,以开放合作为手段,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人才体系,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工业革命的重要受益者,也为新的工业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赵香繁2019-12-22 00:11:03
  • 3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而要完成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必然会经历一场艰苦复杂的攻坚战。就目前形势看,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优化发展环境。一、制造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自18世纪中叶人类开启工业文明以来,制造业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渠道,是现代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大国的兴起均始于制造业,当今世界强国都是制造业强国。工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工业强则国家强。着眼未来,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首先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近年来,我国工业实力持续增强,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制造业全球占比达19.8%,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贸易的1/7。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制造业已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基石。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形势不容乐观。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与我国形成同质竞争,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叠加期,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生态环境约束趋紧,行业间利润率严重失衡,制造业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从产业看,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走出去”面临较大风险。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源于制造业自身的结构问题,也是体制机制顽瘴痼疾所致。从自身结构看,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42.1%;产业集中度低,钢铁、船舶、水泥行业前10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只有46%、50%和31%,只有汽车行业为86%;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1/4,申请国际专利合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3,95%的高档数控机床、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从体制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企业投资自主权落实不够,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不顺,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调整;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合理规定和隐性壁垒,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未根本解决。二、优化发展环境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新条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依靠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要遵循这一规律,依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真正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到决定性作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引导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流动和工业生产活动,提高工业投入产出效益。完善市场供需机制,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投资并形成合理产能,引导消费者不断提升消费层次并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促进工业制成品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垄断行业有序开放,鼓励竞争性行业开展正当竞争,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使行业平均利润率趋于合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打造“生的顺利、退的顺畅”的产业生态环境,打通企业市场化再生和退出通道,让企业生生死死成为常态,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中的作用,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业管理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要简政放权,也要切实把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用政府这只手管起来。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节能节地节材节水的政策约束,严格实施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有效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完善行业服务体系,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购买服务方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各类第三方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决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事项,同时加强特定行业和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业管理方式,探索行业规范条件、负面清单、行业自律、企业社会责任等新型管理方式,推进制造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政策协调配合,增强产业发展合力。这些年来,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也离不开长期以来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等政策支持,更离不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宏观调控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使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相互促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切实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建立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扶持作用,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倾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制造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和比例,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强化环保、土地、价格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尽可能减轻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以及环保投入加大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加强依法行政,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制造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中小企业、国防科技工业、船舶工业、民用飞机产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需求。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履行职责,推进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对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等重点领域,依法及时公开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政策要求、工作过程和结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三、努力建设制造业强国打造制造业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要打赢这场硬仗,需要我们加快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机制,以创新驱动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工业现代化迈进。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新机制。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核心问题,必须把制造业发展转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上来。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制造技术、企业管理、商业模式等多元化创新。建立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国家科研任务的新机制,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作用,重点突破核心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一批重大技术,加快实施以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为内容的“工业强基工程”,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健全技术成果转化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加快形成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的“多级火箭助推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形成激励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的长效机制,促进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不断提升。加强知识产权应用和保护,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构建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机制。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社会需求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顺应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按照十八大关于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着力建立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机制,实施两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建立健全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引导企业增强两化融合意识,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不断提升制造业信息化水平。顺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园区建设,提高工业集聚程度和土地利用效益。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争取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新机制。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普遍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必须推动制造业走绿色发展新路。这是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要加快形成资源环境约束倒逼转型升级的机制,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理念,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更多运用经济、法律、标准等手段,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不断完善基于绿色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能源合同管理、节能资源协议、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新模式,加快形成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积极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开发,通过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构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新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互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把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作为着力点,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消除限制民间投资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完善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机制,支持中小企业兼并重组,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参股国有资本项目,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一批中小企业创新平台,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建设以及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和引导社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构建军民融合发展新机制。实践证明,在工业发展战略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可以有效整合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资源,实现一种资源投入产生两种效益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推动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更加完备的政策、规划、标准支撑体系,推动军民融合在新时期的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武器生产与民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加强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编制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发展目录,支持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军用和民用先进技术双向转移步伐。加强军民融合政策引导和支持,充分利用先进军用技术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生产和维修领域,形成上下游紧密结合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机制。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我国制造业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以开放促改革,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放宽投资准入,在制造业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目标和需求,调整优化制成品进出口结构,加大先进技术设备和紧缺原材料进口,积极吸收国际技术创新辐射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加工贸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制造品牌,提高“中国制造”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引导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有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工业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贯彻落实自由贸易园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内陆地区等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探索制造业开放发展新思路,进一步拓展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
    龙峰晓2019-12-22 0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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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设计总概算技术设计-修正总概算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工程招标-合同价合同实施---竣工结算竣工验收--竣工决算二、误差:机会研究±30,项目建议书或预可行性研究±20,可行性研究±10,初步设计投资概算不得突破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10%。最终造价已竣工决算为准,预算、合同价、结算都是形成决算的依据。三、政府的依法依规审批,设计院的专业精心设计,造价工程师的严格控制,是工程建设设计阶段造价控制“三位一体”的最佳组合。设计是建设项目由计划变为现实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阶段,设计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保证设计的整体性,为此设计工作包括设计的评价和比较、设计方案优化、设计概算的编制与审查、工程量清单和控制价的编制与审查。扩展资料:工程建设是实现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由民用建筑和工业工程两部分组成:民用建筑工程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列入房屋建筑工程的供水、供暖、供电、卫生、通风、煤气等设备及其安装工程,以及列入建筑工程的各种管道、电力、电信和电缆导线敷设工程。设备基础、支柱、工作台、烟囱、水塔、水池等附属工程。为施工而进行的场地平整,工程和水文勘察,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以及施工临时用水、电、气、路和完工后的场地清理、环境绿化、美化等工作。矿井开凿、井巷延伸、石油、天然气钻井,以及修建铁路、公路、桥梁、水库、堤坝、灌渠及防洪等工程。工业工程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的装配,与设备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以及附设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和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作。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进行单机试运行和对系统设备进行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转而进行的调试工作。工程建设——建设工程。
所谓全过程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就是在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项目发包阶段和建设实施阶段,把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在批准的限额以内,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保证项目管理投资目标的实现,并在各个建设项目中能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1、编制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是进行造价控制的纲领性文件。应根据委托合同的要求,结合项目的特点,编制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有工程概况;造价控制组织机构;造价控制流程;各阶段咨询内容;可行的工作计划等。合理有序地安排造价工程师进驻现场咨询服务。监理部根据工程特点,配备相应专业造价工程师。2、严格控制工程变更程序工程变更不可避免,应制定一套完善的计量、支付、变更的管理办法,突出事前控制,强化事中控制,完善事后控制。完善设计变更程序,避免设计频繁出变更,除非是修正性变更、迫不得已的修改或业主要求的变更,如施工单位提出的变更要打立项报告,监理工程师审核,业主批准立项后才可以实施。工程变更的费用和变更方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变更立项报告在说明变更处理方案的同时,必须同时说明相应的变更价款,从而使业主决策时心中有数,避免造价失控。施工单位往往在设计变更中大做文章,特别是固定单价合同的项目,一般通过设计变更来改变组成综合单位的内容,从而达到改变单价目的,实现“扭亏为盈”,化解和分散工程风险,但给业主造成不必要的费用增加。3、深入现场及时了解、收集相关信息资料造价管理人员要深入现场,及时了解情况,收集可能会引起造价调整的各类资料。要重视原始资料的积累,特别是一些隐蔽工程,和容易引起争议和扯皮的部位节点要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如图像图片和文档等资料,不要等结算时造成“死无对证”、说不清理还乱的被动局面。4、加强工程造价的动态跟踪控制建设工程的施工周期一般较长,而市场的变化,工程跟踪审计,造价工程师对已完工程随时计量、审核,不必等竣工验收再结算。6、制定流程控制图流程控制图可以更直观更清晰更有逻辑性和关联性,全过程造价控制管理流程图是以图表形式确定费用申报、审核、反馈等程序要求,它包括职责关系图、工作量月报表及工程付款流程图、设计变更及核定单签证费用操作流程图、材料设备价格费用审核流程图、分阶段办理工程预结算流程图等。7、具体操作方法全过程造价控制,无论在服务范围、咨询内容、工作性质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投入来核定工程造价的控制模式,全过程造价控制对工程造价整体实施动态的、事先的、主动的造价控制。工程造价的监控性能已由粗犷型转变为细腻型,由滞后性转变为超前性,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变化和业主委托需求,采用分解法、查询法、调查法等方法,将单位工程分解为若干分部工程,分阶段办理工程结算;材料设备价格询价时,利用专业报刊、信息网络等查询;走访供应商或进行市场调查等获悉有关价格及信息。
近年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都是行业专家讨论的热点话题,在“2019年经贸热点论坛”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等智库专家就国内外经贸热点,一致认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工业互联网”“5G”“数字科技“等新概念、新技术将作为平台和工具发挥巨大作用,为实体产业创造新机遇。对于提高效益,有效投资,增强工业供给能力等热点问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表示,中央多次强调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重大工程,制造业迫切需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特别是绿色、智能改造、数字化转型,要做强做大做优,从而提升工业经济的供给能力。智能改造、数字化转型代表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方向,工业互联网与5G同作为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又首提“工业互联网”,强调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于工业互联网,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表示,工业互联网一方面可以优化存量,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做大增量,通过全面的互联互通,带动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催生新动能,最终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当前备受关注的5G商用落地,李毅中指出,发展5G第一要积极,但也不能太急,还得一步一步走扎实,5G并不是隔断历史,而是在4G基础上发展,不断改进改造。李毅中特别指出,工业互联网应当与5G结合起来,共同发展,“要把5G建立到工业互联网里面去,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能力,充分赋能工业企业”。他认为,国家对5G技术应用高度重视,同时国内工业两化融合基础雄厚,5G在工业制造业运用的时间不会落后服务业和消费领域太多。
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商务部副部长安民2019/05/23一、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更广泛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作为世界科技革命的产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邓宁教授所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一是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据世贸组织统计,2003年从出口角度计算的世界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9.5万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3.9倍。1980至2003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超过6%,始终快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年均增长率要比后者高50%左右。二是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2710亿美元,是1980年的22倍,同期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各国国内投资比重由2.3%提高到22%。虽然2001年以后受恐怖主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跨国直接投资有所萎缩,但2004年已经实现恢复增长,达到6120亿美元。同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9年服务外包业务转移额将超过6000亿美元,2019年超过1.2万亿美元。三是全球要素资源加快流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重组速度加快,服务业外包成为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特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及研发环节转移占跨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大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也不断加快。据福里斯特研究公司调查,今后5年仅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就将向海外转移50多万个就业岗位。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1990-2002年,国际银行贷款总额、国际债券发行总额、国际股权发行总额分别增长了1.2倍、4.8倍和6倍。据联合国统计,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技术交易总额只有110亿美元,到90年代中期骤增到4000亿美元。诸如“尤里卡计划”等跨国界联合研发也广泛存在。经济全球化遍及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全球要素资源的配置和重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理性选择。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说,“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已经开动,不管你是否坐在车上。面对这种形势,各国已不是回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机遇、化解挑战,争取最大获益的问题。一个国家很可能因为不能跟上经济全球化潮流而错失发展良机,经济全球化却不会因为某个国家或组织的缺席而停止发展。实践证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展与他国的贸易投资合作,最大限度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是实现本国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产业外移,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结构升级。二、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实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多来,中国政府清理、修订和完善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形成了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涉外经贸法律体系,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已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提前半年兑现了外贸经营权开放的承诺。中国政府还全面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法制化的新阶段。从今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后过渡期”,将按入世承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较好地利用了机遇,减少了冲击,实现了发展。26年来,中国GDP由1979年的140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9%以上,人均GDP从181美元增加到1200美元。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生计问题,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004年底的2600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也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了国内外的资源流动和重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559亿元,2004年发展到53950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第一大手机用户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固定电话网、移动通信网和第二大公用互联网。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实现了历史性飞跃。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高出同期世界贸易增速8.7个百分点,世界排位由1978年的第34位攀升到第3位。培育了一系列优势产业。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抓住机遇开放沿海,培育出纺织品、服装等外向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机电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家电、手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群纷纷涌现,促进了机电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出口。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以大力承接IT产业生产制造环节转移为机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高科技产业。目前我国IT生产规模已经居世界第3位,成功实现了IT产业从国民经济新兴产业到重要支柱产业的历史性跨越。涌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如华源、海尔、联想等一些优势企业,正在加快建立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并具备了跨国公司雏形;万向、远大、新希望等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最为活跃的力量。一批以通信网络、应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开发为主的国内企业,也开始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三、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还存在不平衡的一面。从跨国投资规模来看,发达国家大,发展中国家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多。2003年,美国、法国、英国等10个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最多的发达国家,流出额占全球比重超过了4/5;同期,卢森堡、法国、美国等10个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发达国家,流入额占全球份额的一半以上。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少。近年来,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长,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仍占全球总额的90%以上,而2003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仅占全球流入总量的30%。三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更少。目前主要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以及新加坡等一些新兴工业国之间开展了较多的相互投资。从跨国公司数量看,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少。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全球6.1万家跨国公司中,占据着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全球贸易总量的65%、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和全球高新技术的95%以上。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占绝大多数;若把韩国、新加坡等包括在内,发展中国家也只有38家,其中中国16家。就中国自身而言,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引进来”多,“走出去”少。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连续多年名列世界前列,截至2004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5600多亿美元。同期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则仅为370亿美元,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不到0.5%。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的优势企业走出国门,更好地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本国大型跨国集团,已成为当今各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政府确立的重大政策目标。中国的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于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也将作出重要贡献。在投资格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虽然不大,但发展很快。对外投资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太、非洲和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将逐步扩大,并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能力的增强。在产业格局方面,中国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走出去”,促进了发展中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纺织、家电等产业向外转移,通过转让适用技术、传授管理经验等,对提高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从过去以贸易为主,逐步扩展到工业生产、农业合作、商业零售、研发中心等领域,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更好的结合。在南北格局方面,中国企业通过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土公司在尼日利亚承建的铁路项目、中信公司在伊朗德黑兰承建的地铁项目,既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又增加了项目所在国的就业和税收。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了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的出口,满足了东道国生产发展所需。海尔、TCL等一些中国企业还与发达国家企业开展合作,生产和提供廉价的产品,增加了当地消费者的福利。四、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在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普遍呼声。我认为,今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应该体现“三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实现互利共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目前南北差距加大,一些国家正在被边缘化,世界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高达70倍。这种形势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空间将受到很大局限,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将引发更多的矛盾,给国际投资合作增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国际经济合作不应以单纯的占领市场和获取利润为目的,而应当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利益,注重增强他们的自主发展能力,促进他们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更加注重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发达国家在扩大资本流出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技术转让、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使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应该逐步拆除投资壁垒,充分利用外来技术和资本发展自己。我们应继续拆除横亘在各国之间的投资壁垒,反对和尽快取消贸易投资歧视,实现世界产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三是更加注重兼容并蓄。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和而不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不仅自然资源禀赋不同,资本和技术实力各异,而且经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也有很大差异。国际经济合作应当更加灵活和务实。既要推动各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又要尊重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市场开放进程;既要逐步推进投资便利化,又要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主张,逐步减少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加强政府引导与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相结合。加快制定和完善对外经济合作的总体规划,引导企业结合具体国情和自身实力,实施和承揽技术含量高、能带动出口、具有示范性的投资与合作项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帮助对外经济合作的中介机构准确定位,完善功能。进一步减少对外经济合作中介机构的行政色彩,强化服务和自律功能,承担起政府和企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鼓励和促进对外经济合作中介机构加强与国际同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自身的档次、水平以及服务的质量。二是规范管理与优化服务相结合。加快对外经济合作领域的法制建设,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制定和完善对外经济合作在金融、保险、外汇、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化政策和措施。进一步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健全对外经济合作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应的年检制度和统计制度。同时,要加强信息服务,继续完善已经运行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实现国内外投资促进的信息共享。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框架下对外经济合作的磋商机制,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方面的政府间双边协定。三是增强国际竞争力与服务东道国发展相结合。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在不断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提高技术和市场开拓能力。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将自身发展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通过转让适用技术、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摘要。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今年的省两会上,如何全面振兴实体经济也成为了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昨天召开的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范柏乃委员代表社科界发言,就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提出相关建议。此前,郭吉丰委员代表民建省委会建议: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用工成本上升过快、税费负担过重、融资成本过高,范柏乃委员说,实体经济运行主要面临这四个方面的成本制约。统计数据显示,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201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86元左右的高位,2019年1~10月为85.85元,同期企业利润率仅为5.71%。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年均增速约为利润增速的两倍。为此,社科界建议,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速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决造成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过高的体制机制问题。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加快推进涉企审批中介市场化改革,打通政府职能转变“最后一公里”,减少实体企业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消耗。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继续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审批速度最快、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省份。降低用工成本方面,对“五险一金”内容进行全面分析,重新界定各险金种的内容,按照同类归并的原则进行合理的精简归并,如将生育保险并入基金结存金额富余的医疗保险。在精简归并险金种的基础上,对个险金种的缴交费率进行重新测算,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缴交比例,切实减轻企业用工成本。经政府认定的困难企业允许缓缴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养老保险缴费,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免收滞纳金,缓缴期满后,企业再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适度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缴费比例。政府对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三个方面进行补贴,如对认定的困难企业且裁员率低于4%的,按照上年应缴失业保险费总额50%的比例予以补贴。通过落实减税轻费政策,减轻税费负担。建立统一的惠企政策咨询渠道,建立“惠企事项统一收件窗口”,让企业“少跑路、快发展”,政府职能部门“多办事、办好事”。继续规范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收费。促进民间资本交易市场发展,是从根本上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战略选择,是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战略选择。社科界认为,要研制“推进浙江省民间资本交易市场建设的若干政策”,建立民间资本服务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出台条例规范民间资本交易市场的举办、经营和管理活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加快民间资本交易市场的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外,编制实体经济运行成本指数,建立动态监测机制,为减负降成本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修复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动能积极修复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将成为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和务实之举。民建省委会的建议提到了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快修复提升传统产业新的增长动能,发挥其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孕育催生作用,支撑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建议中同样提到了,通过改革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并提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建立健全高端人才集聚和作用发挥的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家投资实业发展实体经济的信心和决心。民建省委会认为,传统产业量大面广,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突出行业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重点改造提升产业基础好、市场空间大、集群特色明显、品牌影响力强、改造升级见效快的产业。分行业制定改造提升规划或实施方案,配套出台政策措施。开展重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示范区创建工作,为全省提供经验、样板。同时,要发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究院、区域公共创新平台等创新载体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驱动作用,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军民融合发展。加强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新动能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要促进其与信息化有效融合,实现互联网和传统产业双重渗透、双重影响、双重融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制造模式智能化转型。在企业和产品层面重点推进工业设计信息化、装备产品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营销模式网络化、全面管理信息化“五化并进”式改造升级。并进一步强化增量引进存量提升,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品牌经营,形成核心竞争力。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
一、适应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格局正在形成两年多来,党中央全面认识与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定力的同时主动作为,推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主要特点是:明确政府调控的基本区间,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创新活力等方式,加强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把稳增长、保就业作为区间的下限,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区间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就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定向调控上,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区间调控的思路下,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台结构性减税、普遍性减费、定向再贷款、定向降息和降准等措施,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和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促进了经济的协调较快发展。2019年我国GDP增速为7.4%,季度波幅只有0.2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00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为2%,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开放,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作用。围绕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陆续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修订政府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大幅缩减核准范围。改革商事制度,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改注册资本实缴制为认缴制,形成了新的创业就业热潮。在此基础上,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激发了民间投资积极性。同时,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积极推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并推陈出新在广东、天津、福建等进行新的试点。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相互带动,有力地提升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主要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稳定农业发展,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创新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旅游、养老、健康、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发展,拓展居民消费领域;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释放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潜能,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控工业新增产能,努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同时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努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些措施,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实现了新常态下经济的稳定发展。二、充分认识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经济出现失速,引发就业、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剧烈波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既有发展阶段变化的原因,也有短期因素的影响。稳增长已成为新常态下搞好宏观调控的关键和基础。这是应对周期影响的需要。根据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7%—8%,但如果忽视周期性因素影响,可能把年度增长率拉低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的周期影响仍在延续,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在低位波动,国际贸易增长持续低于经济复苏进程,制约中国的外需和出口;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对投资、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尤其是制造业调整、地方经济转型、环境污染治理等周期同步,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调控措施对冲周期性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从长期看也不会背离潜在增长趋势。这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需要。当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趋势,悲观预期可能会加大下行幅度,使经济滑出正常运行轨道。主要问题是:悲观预期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使投资者进入收缩、观望状态,并在市场上产生连锁反应。政府出手进行调控,有助于稳定和引导预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强,民间投资与政府行为关联度高,能否稳定各方面预期,引导市场投资走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绝不能低估和忽视。这是维持就业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但就业问题还不突出,新增就业人数还在增加。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使产业运行和增长的就业密度提高;同时,也有国有企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国有工业企业减产不减员,企业内部冗员现象比较普遍。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加大,就业矛盾就可能集中爆发。只有通过改善宏观调控,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才能保持社会就业相对稳定。这是防范债务、金融风险的需要。经济增速下滑,一方面使企业经营效益下降、负债率上升,亏损企业增多;另一方面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收支矛盾显现,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又进一步加大了以上两方面的压力,使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上升。当经济下行超过一定临界点,部分工业企业和地方政府将可能出现偿债违约问题,甚至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冲击。从这个角度看,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防范债务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这是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有利环境。从长期看,经济增速回落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但从短期看,如果增速下行幅度过大,滑出合理区间,各个方面“起火”、“漏雨”的事就会大量增加,企业和政府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救火”、“防漏”,连正常过日子都成问题,哪有能力去调结构、转方式?同时,推进改革必然面临许多新的障碍和困难,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进行支持。因此,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和有序运行,是有效推动调结构、转方式的必备条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基本环境。三、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点,针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新矛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更好地把化解短期矛盾与解决中长期问题结合起来,在应对挑战中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行稳致远。坚持面向经济新常态确定增长预期目标。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兼顾各方面的增长预期目标,使其与就业、通胀、国际收支等目标相适应。这一增长预期目标,包括年度目标和五年规划目标,既要顺应发展阶段转变的趋势,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的转换;又要体现反周期特点,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当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确定并适时调整增长预期目标,加强预期目标对市场微观主体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导向作用。坚持以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为目标实施宏观政策。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要针对经济运行中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状况,把化解总量矛盾与解决结构问题结合起来,从改善产业、城乡、区域等结构问题入手拓展市场空间,增强供给对需求的引导、带动作用,实现以调结构促进稳增长的效果。财政政策要保持积极有效的取向,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扩大薄弱环节投资,增加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投资,特别是加快中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效应。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的取向,释放积极有效信号,改变市场通缩预期,扭转需求收缩的趋势。灵活运用数量型、价格型政策工具,做好预调微调,促进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矛盾,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同时,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着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坚持依靠深化改革提升发展活力和动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使新常态下的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一是搞活民间投资。深化对内外资的开放举措,全面改善社会投资环境,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二是搞活金融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扩大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提高民间股权基金、产业基金比例,为实体经济注入新活力。三是搞活城乡关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试点,多措并举破解建设资金难题,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协调发展。四是搞活国有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资产管理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带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坚持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保持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加快增长动力的转换。积极有效推进结构调整,在稳外需基础上扩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和增速,促进长期消费率稳步上升;在稳农业基础上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使工业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协调运行,持续提高服务业比重。以加快增长动力转换为目标,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各种新兴业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中高端技术应用、中高端产业扩大和中高端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增长以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