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资产价值超过实体经济价值时,就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

粱启明 2019-12-21 2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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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体经济的价值来自于未来一定时间内的收益。而起资产价值也就代表了投资者对于该资产未来收益的一种看法。如果资产价值超过实体经济的价值,也就是可以说,投资者的期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撤离投资就是普遍现象。由于大量投资者收回投资,使得实体经济得不到足够的资本支持运作,所以就会丧失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好的例子是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当时美国股市的市值规模超过了美国GDP。
车少辉2019-12-21 23: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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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行业的资产评估价值是有差别的,要根据未来整体宏观经济及货币利率的综合趋势,还要根据这企业在未来的行业成长空间及过去盈利状况来综合评估企业价值的。所有能带来营收的资产所评估的基准一般是与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及国债为主要参考对象的,因为存款利率及国债相对来说是风险最低的产品,你去买上市公司股份会参考前几年的市盈率来计算你的回报周期,你去买房子会考虑它的年租金收益来确定房子的回本周期,当我们发现人为把房子或者企业估值炒高后,把收益回报周期无限拉长,最后还不如存银行买国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资产价值有泡沫的。希望能采纳。
    黄盛毅2019-12-21 23:59:47

相关问答

前瞻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在2019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综合权衡,从2019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9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2.投资增速将跌破10%。2019年和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9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9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2019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9和2019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9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9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9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9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9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9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9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9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回顾2019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9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9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9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中国从2019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因此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9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总体上看,从2019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行业的市场表现受到宏观经济、行业经营周期、行业基本面以及市场本身等因素的影响,行业多因子模型就是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描述,分析其与行业市场表现的相关性,提取若干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构建行业投资价值的分析评估体系。经济增长、商业周期、通货膨胀、预期收益率等宏观行业因素对各个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周期性行业对于经济增长、货币信贷的敏感性强于消费型行业;成长型行业对于市场预期收益率的敏感性高于收入或价值性行业;可选消费行业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度高于必需消费行业。宏观行业指标数据的统计口径往往在表征基本面运行状态上考虑得更多,而对于投资来说这些数据需要进行处理,排除干扰分离出更为有用的信息,或者将数据组合起来进行观察。比如,货币供应量M2和M1的剪刀差反映了货币的活化程度;PPI和原材料购进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反映了制造业盈利空间的变化;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之间的剪刀差又反映了库存周期缺口等等。国际上著名的宏观因素模型BIRR模型中的宏观指标都经过符合逻辑的处理与调整,用公司债与政府债的息差反映市场的风险偏好,用长期政府债与短期国债的息差反映投资者预期收益率。受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的影响,行业的发展态势不仅反映在成长速度、盈利能力、运营能力、收益质量等基本面指标上,还反映在分析师对行业成份公司的预期和市场估值层面,并最终体现在市场价格上。需要通过对行业的财务指标、市场预期、估值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寻找行业的投资机会。通常情况下,预期增长快的行业处于行业景气向上的周期中;毛利率高的行业占据着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周转率较高的行业具有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这也反映了公司经营最关键的因素,即量、价和速度。在过去的几年里,白酒行业从营收增长到毛利率,再到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水平都高于多数其他行业,二级市场股价表现持续超越大盘。行业的基本面因素情况决定了行业中长期的市场表现,行业的估值水平则是影响行业短期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行业收益的高低以及弹性特征不同,各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和波动幅度有着固有的差异,降低行业间固有差异的干扰后,有助于帮助投资者把握短期行业的市场表现。投资者经常说“强者恒强”和“皮球从高处落下总要弹几下”,分别对应的是量化投资领域中的动量和反转两种不同股价运行模式。在行业层面,看似矛盾的动量与反转效应普遍存在,并对应着不同的市场运行逻辑:宏观及行业周期是行业基本面变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因此行业的市场表现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在行业投资中也经常遇见先期跌幅较大的行业未来一段时间有相当的涨幅。这种动量和反转效应还夹杂着整个宏观经济冷暖导致的股市整体表现,将将市场整体波动从行业层面剥离,行业之间的动量和反转效应更为明显。行业多因子模型的关键在于因子的选择,不仅需要有普适的逻辑关系,还要有对指标的含义进行深度解读,更要使用合适的数学方法进行规整,才能从繁杂的影响因素里发现市场的规律,分析行业投资价值,制定更为客观可靠的投资决策。
首先我们从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冬天的上海到处都能看到烤红薯烤玉米的小摊贩以及早点摊,可以想到寒冷的天气他们的不易。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他们的收入如何,我们只从他们的每笔交易中可以看到,几块、十几块的一笔交易每天重复多次,每一笔利润也仅仅是几块、十几块,且不加上他们本身的劳动成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金融市场,可能一笔交易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于万亿计算,刨去成本利润丰厚。当然有的人会说也可能会亏损,且做每一笔交易都是脑力劳动的报酬。这些我们都抛开不去深入研究,仅从表层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一笔交易,两者产生的结果不同。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可以上升到一个企业、公司的层面,我们经常看到上市公司为了能够保住上市的资格,不惜变卖固定资产;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去年一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很多都是炒房者,为何这么多炒房者热衷于炒房呢?其中的利润就是不言而喻的原因。一个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不如一套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产生的利润多,难以令人想象。这是另外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体现形式。有上述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经济利润丰厚,而实体经济与之想必小巫见大巫。那么我们应该发展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置之不理?当然不是。从国家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意在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而在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何实体经济发展如此之难?玻璃大王曹德旺一语道破,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阻力或者说成本很高,利润就被压缩。实体经济想发展,如果靠银行借贷,利息成本在6%左右,而实际的总利润在10%-12%,这是个估算值。比较准确的估值有个参考就是我国民间投资回报率大约在3%左右。而此前投资回报率却在10%以上,回报率的降低可以更加说明一切。实体经济年化回报率仅有3%,一年的辛苦,回报这么低,虚拟经济的年化回报率很高,因此没有太多人想去搞实体经济。不过这并不是发展虚拟经济的借口,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落后,虚拟经济发展超前,那后果就是严重的经济泡沫的经济危机。如果实体经济发达但虚拟经济落后,同样会阻碍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几十年前,银行转账业务很繁杂,到帐时间漫长,这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可能非常不便,而现在转账业务仅需手机可以自助完成,方便快捷。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孰轻孰重?或者说谁是发展方向呢?我认为二者都重要,需要相互彼此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势必会促进虚拟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实体经济的进步。二者缺一不可,目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实体经济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势必会解决,虚拟经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倾向性。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二者此消彼长的状况。所以自2019年开始至今,虽然我国经济下滑压力较大,但是国家趁这个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去产能并着手供给侧改革这些措施均是对于实体经济的深化改革,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见到不一样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成果。
实体经济与股市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实体经济直接影响着股市,原因是它影响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预期;股市行情变化对实体经济只有间接反作用,没有直接影响。企业的机器设备不会因为股价下跌而少掉一个零件,实体经济更不可能因为一个电子符号的变化而突然转向。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投资和交易的回报就没有坚实的基础,而目前国有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不合理、资本严重固化、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以及国家所有制进行调整;努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要使国有资本活起来,在流动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应通过政策性扶持、鼓励民间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扩展资料: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虚拟性更强,自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使其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据统计在金融市场上的外汇交易有90%以上是和投机活动相关的;风险性更大,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可以使较小资本控制几百倍的资金,有着明显的放大效应从而加剧风险;稳定性更差,同实体经济比较而言,影响虚拟经济变动的因素更多,其稳定性更差。如果虚拟资本在现代经济中过度膨胀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虚拟经济若以膨胀的信用形态进入生产或服务系统,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那些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使得虚拟资本交易的利润和风险成倍增加,在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的心理影响下易造成投机猖獗,谋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会使微观经济主体陷入流动性困境,带来经济动荡甚至是陷入经济危机。2、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由于虚拟经济的价格形成更多会受到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如果出现对虚拟资本过高的预期,使其价格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从而会导致实体经济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脱离其价值上涨,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人们的预期收益率较高,将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领域,严重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和投资资金供给不足,企业破产频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呆坏帐。而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提高利率又会使更多的企业陷入困境,一旦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失业率上升,居民消费支出紧缩,总需求极度萎缩,将造成宏观经济的持续衰退。实体经济。
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新变化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产业协作正在重塑传统实体经济形态,全球制造业正处于转换发展理念、调整失衡结构、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2019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集中发力高端制造领域,力图重振制造业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低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步伐,致力于打造新的“世界工厂”。我国应对这种“双重挤压”局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努力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趋势,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新工业革命给制造业发展带来深刻变革。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的特征日趋明显,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愈演愈烈。新工业革命与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必须把握变革趋势和时间窗口,做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我国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日益紧迫。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但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水平和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相比,多数领域在技术创新、质量品牌、环境友好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凸显。面向未来,必须着眼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加快实现质量效益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扩展资料: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措施发展实体经济涉及方方面面,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统筹推进。从当前我省经济运行形势看,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以抓实体、兴实体、强实体的实际成效,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1、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投资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手段,也是推进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扩大有效投资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切实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要围绕实施“四大国家战略”扩大有效投资,认真谋划和实施一批对全省发展有示范引领作用、具有较强带动力和影响力的重大项目建设,切实把“四大国家战略”落到实处。要围绕“四大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以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为切入点,推动大平台加快构筑、大产业加快形成、大企业加快发展。要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抓好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项目建设,以及城镇保障房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要围绕文化强省建设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抓好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各地规划建设一批有区域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要围绕推进新型城市化扩大有效投资,着重抓好一批有利于提升城市建设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面貌、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项目建设。2、努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发展实体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当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出口。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着力优化出口主体结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和贸易结构,大力推进境外贸易促进平台、出口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积极做好各类境内外展会参展工作,不断完善对外贸易预警机制,促进出口平稳增长、进口为我所需,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发展。同时,要积极扩大国内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营销网络,支持专业市场在外设立分市场,继续推进“浙江名品中心”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不断提高浙江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3、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国内外科技合作,扎实做好杭州、宁波、嘉兴等国家级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切实增强科技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青山湖科技城和未来科技城建设,充分发挥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宁波中科院材料研究所和各大企业研发中心的作用,着力集聚和建设一批国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支持和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研发力度,加强专利申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人才强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4、切实强化要素保障。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着力加强电源、电网建设,积极组织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构,强化能源保障。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空间布局,合理利用低丘缓坡,统筹配置增量、存量、流量、用量,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大力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加快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加快地方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强化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要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建立资源要素向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益、符合节能减排方向企业倾斜的配置机制,不断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5、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切实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力度,落实完善减负惠企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增强小微企业发展活力。要加快培育龙头骨干企业,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主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兼并重组、整合产业,着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大企业大集团。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深化“进村入企”大走访活动和“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认真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抓住国家即将出台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实施细则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放宽准入、完善政策、加强服务,不断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范围,鼓励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要认真落实全省改善发展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减少审批部门、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审批时间,依法下放权限,不断提升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使发展环境得到切实改善。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良好氛围,使人才和资金等要素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政策措施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再创新优势。实体经济-赵洪祝: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当前台湾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使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导致两岸关系动荡不安,影响到岛内各行各业的生计,未来还将有更多团体走上街头表达不满。面临的挑战:一、民进党在岛内“一党独大”,将会利用执政优势谋求长期执政。民进党首次全面执政,势必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大量吸纳新的加盟者,同时利诱、拉拢一些过去支持国民党的地方势力转投绿营。民进党会凭借清查“政党不当党产”,削弱国民党生存发展依赖的经济基础。鼓励青年议政建言和参选公职,使多数台湾青年的政治立场和政党倾向明显偏绿。二、国民党制衡民进党的能力下滑,自身两岸政策存在倒退风险。此次选举失败后,国民党政治实力下滑严重,无法对蔡英文当局的各项施政包括两岸政策的推行实施有效掣肘。接连两次选举失败后,国民党内群龙无首,缺乏深孚众望、整合力强的领袖人物。存在再次分裂的可能。为彻底摆脱“外来政党”的政治包袱,国民党两岸政策恐趋向保守甚至倒退。三、分离主义思潮仍在岛内滋长蔓延,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出现偏差。2019年后,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和发展,在台湾岛内的正面影响逐渐显现。然而,国民党当局没有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等领域及时拨乱反正,清除“台独”意识的毒素,致使以“台湾主体意识”为包装的“台独”思潮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岛内的分离主义思潮持续泛滥。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他们的国家观、统“独”观和对两岸政治定位的看法,出现明显的“亲绿化”、“偏独化”倾向。四、美国加强干预台海局势,给两岸关系发展带来复杂影响。崛起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和地位相对下滑的美国,产生了心理失衡和焦虑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强化美台政治、军事关系,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强化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力,防止两岸走得“过快过近”,以增强“台湾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效应。扩展资料: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文化、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成立了得到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有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1993年4月举行的“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40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必须指出,台湾当局虽对两岸关系作了某些松动,但其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台湾同胞将与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誉。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相信,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中,一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