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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具有实体性、控制性、渗透性和跨国性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在：1国际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不同于短期资本流动，它要求投资主体必须在国外拥有企业实体，直接从事各类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拥有经营权的资本国际流动两种形态，即有货币投资形式又有实物投资形式。3国际直接投资是取得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不同于间接投资，他通过参与、控制企业经营权获得利益。当代的国际直接投资又有以下几个特点：规模日益扩大、由单向流动变为对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日趋活跃、区域内相互投资日趋扩大、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结构的重大变化、跨国并购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形式等等。
  樊振纲2019-12-22 00:21:41
• 近年来，FDI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强，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1.1FDI在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代表性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回答。中国引进FDI可分为两个阶段：1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290年代以来至今。不同阶段的代表地区分别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的称之为“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卢荻，2003。广东模式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因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在90年代中期以来成功的实现并保持了顺差，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并可能创造出“低技术陷阱”。上海模式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一定程度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恶化了资源配置但是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比较两种模式，从促进区域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场层面来讲，上海模式更具优越性。问题是这两种模式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了持续恶化。资料显示，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而且上海模式还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有关外商投资企业90年代初以来持续出现了巨额的外贸逆差，这种持续性意味着逆差可能是结构性而非过渡性的，对国际收支平衡不利，也有可能掉进“外债陷阱”使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2与国内资本被挤出。我们知道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中国的银行里有巨额的存款，但是外资却源源不断的流进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许多人认为，由于FDI有政策、技术和管理等有利因素，在与国内资本竞争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因此把国内资本“挤出”和“边缘化”了，从而出现了外资持续流入、内资不见动静的局面。如果真像里斯Reis，2001所言产生了“创造性破坏”，FDI挤出了国内资本，控制了本国市场，抑制了本国企业和产业的成长，则无疑会对我国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益项目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进而威胁到中国国际收支的整体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市场上还真有点迹象，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而日趋萎缩，以及“国退洋进”的盛行。1.3FDI企业里中外方的利润分配。长期以来，中国为了引进FDI，实行了种种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等，不少地方为吸引外商到本地投资竞相降低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反，外商普遍掌握着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进口权，并控制了关键技术、品牌和产品在国外销售网络，以较高的价格大量进口国外要素，以较低的价格出口产品，从而将一部分增加值转移到资本输出国。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境内外子公司之间的内部定价，达到转移收益的目的。所以，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顺差表现的是挣到了很多的外汇，而这些外汇在本国是不流通的，所以必须要换成本国货币，巨额的外汇就要换成巨额的本国货币，换成的货币中，一部分靠贷款，而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印钞机来填补。当这些大量的新印刷的货币流向市场时，造成的就是货币超发，我们知道通胀其实就是发行的货币大于实际所需，这样就造成了该国因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通胀了。供参考。
  梅金虎2019-12-22 00:10:24
• 两种FDI模式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此较研究上海国际海事信息与文献网发布时间:2019-01-19浏览:23一、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国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作为调整资源在国际间分配的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就是蒙代尔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蒙代尔最早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模型，认为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小岛清基于与蒙代尔的不同假定条件及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质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模型，直接投资并不是将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分配到东道国的行业中去，而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及技术、管理、营销等技能的转移。因而在理论模型中，可以不考虑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相对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的增减与转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移植，这就意味着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不同的生产函数；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而不是作为流动性很高的一般货币资本流入东道国。基于以上观点，小岛清得出结论认为，由技术先进国家的“边际产业”即处于比较劣势进行的直接投资将会促进商品贸易。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国外直接投资，正是通过这种“边际产业扩张”，由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促进贸易的；美国企业则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凭借技术优势，在优势产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替代贸易的。小岛清提出的模型和观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企业的投资模式又有了哪些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引进日本投资的不断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是真如小岛清认为的促进作用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二、两个阶段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1.两阶段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商投资20多年来的实践，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基础。根据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及发展速度，一般将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79-1986年。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来华投资的顾虑很多，大多持观望态度。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中小资本居多，来自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少，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不足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2逐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加强立法及实行优惠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及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资环境，使外商投资兴起了一个高潮。来自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同时来自台湾地区的投资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而呈迅速增长之势。3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针对“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打消了外商对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稳定性的顾虑，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出现崭新局面，外商投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加。1992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87.36亿美元，超过以往13年的总和，实际利用金额110.07亿美元，首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新的经济增长点。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也认为，与初期阶段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变化，是大跨国公司投资数额的增加-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与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阶段，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以港澳地区的中小资本为主，即使是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以中小项目为主，并且投资企业的技术并不比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先进，因而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是当时外商在华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500强企业在我国进行的投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1980-1991年。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的限制，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中的区位优势不明显，因而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多，实际完成的项目就更少，且主要位于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投资的行业也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利用型为主，并且主要来自日本跨国公司。2大规模发展阶段1992-1996年。这一阶段500强企业的投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以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其中来自欧美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年均超过3000个。投资行业包括电子与信息、石油化工、通讯、汽车、建材、医药及大型机器设备，项目的平均规模超过了2000万美元。3调整阶段1997-2000年。虽然1992-1996年，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有较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的市场尚不够成熟，许多企业尤其是欧美企业的投资项目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且受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500强企业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调整阶段，投资项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投资规模仍然较大。4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挫折与调整，在投资问题上原本就比一般企业要慎重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变得更加理性与成熟，从2000年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2002年，500强企业在我国共投资2.50多家企业，其中欧洲企业占40%，美国、日本各占27%。中小资本的外资企业与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以上我国引进外资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资以中小资本为主，多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属于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但跨国公司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投资的行业范围也比较广泛，并且是以最能发挥其技术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投资的动机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来进行投资，部分是为·了在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直接度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困难，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与依托，投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也相应地比较高，因此可以用投资的规模大小来近似地表示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图1显示了1983-2003年根据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及实际利用外资额测算的直接投资平均规模的变化。该图显示，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2年达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变化，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平均规模开始迅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高峰，虽然从2000年开始，又有下降，但整体上还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结合前面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三阶段的划分及本节中对跨国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四阶段划分，从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考虑，我们将整体引进外资的“起步阶段”与“逐步发展阶段”合并在一起；将500强企业投资的“大规模发展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性增长阶段”合并，即以1992年为界限，将1992年之前与之后引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分析这种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2.两阶段影响的实证分析11980-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形成出口，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要将外国投资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整体移植到这些企业中，更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及我国的总出口额并不只受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还受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因此，这里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将FDI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截止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1上一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1截止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2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2截止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可能影响出口额EX的变量，运用EViews软件，分别测算了这些变量与出口额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见表1：表1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额间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其中，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而且，当年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小于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于前两年的；在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中，前一年的存量与出口的相关性最高，前两年次之，当年的最低。这些比较都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明显的滞后性。综合以上各变量与出口相关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在整体上比当年及前两年的更显著。FDI-1与FDIC-1的相关系数经测算达到了0.978530，说明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保留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为：该估计方程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比调整前略有提高，达到了0.9953，F统计值为2331.963，整体方程显著，且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DIC-1的系数为2.7463，说明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21993-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与出口EX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与表1类似，表2也显示出，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但表2与表1的不同却更加明显，1993-2004年各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对应值中，最小的都达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达到了0.997863。可见，1993年后的这一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要明显地小于1992年之前的时期。而且在当年、前一年、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系数比较中，不论是流量值，还是存量值，都是当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两年的最低，但前一年与当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与FDIC-1。为便于与1980-1992年间的回归模型比较，将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为估计结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8382亿美元，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9570亿美元3两阶段的对比。根据以上两个阶段建立的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980-1992年的这段时间内，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而在1993-2004年间，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亿美元，出口额的增加只有0.9570亿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从两阶段相关系数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相关程度下降了。三、日、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中关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1.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向日本的商品出口还受到日本的“购买力”，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进口国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作为中国对日本出口额的解释变量，依然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日本直接投资FDI。截止当时的日本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其国内生产总值GJ与中国对日本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3：表3中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且当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两年最低。由于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经计算得相关系数为0.893817，比较高。舍去当年的直接投资，将FDI、FDIC及GJ作为中国对日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778，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日本直接投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亿美元。2.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美国直接投资F01，截止当时的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U与中国向美国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4：相关系数的比较表明，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另外，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间的相关系数，经计算也达到了0.914071，说明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当年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稍大于前一年及前两年的值。舍去直接投资以及t检验值无法通过的GU以及常数项，保留FDIC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603，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1.8262亿美元。3.比较分析比较日本与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两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两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促进程度要大于美国1.8712比1.8262。这说明，与美国依靠巨大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寡头垄断和企业内部统一化进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当地市场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对东道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利用东道国在该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且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对外销售。所以，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两国的出口贸易。只是由于两国直接投资特点的不同，使得促进程度存在差异，以成本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日本式直接投资”要大于以市场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美国式直接投资”。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程度减弱的原因1.“内销限制”的取消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程度在1992年之后比之前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却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表5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该表将我国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按产品内销比率高低，分成6组，将内销率超过50%的企业认定为以内销为主，则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为93家57+15+17+4，占120家总数的77.5%。外商投资企业这种较高的内销比率与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变化紧密相关。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履行人世承诺，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产品内销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品销售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2.外商主要投资动机的变化美国学者帕特瑞根据动机不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其中市场导向型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替代效应，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影响则主要是促进效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见表6，虽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即生产导向型为主，但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于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随着我国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3.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演变下面进一步分析被称为中小企业主导的“日本式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22.6%，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17.0%，此外还包括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等因素。李国平、田边裕2003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增刊《海外进出企业总览会社别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对2000年与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动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可见表7。2000年与1993年相比，“劳动力保证与利用”的动机所占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与“开拓东道国市场”则分别上升了6.8%和3.0%。据此，两位学者认为，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正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转变过程中。原口俊道1994认为，“日本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大多着眼于运用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很多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通过对80年代日资企业最主要投资动机的调查，原口俊道发现，与在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相同，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动机也是“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排在第二位的动机才是“运用廉价劳动力”。只是由于以“市场”为投资动机的企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资看起来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并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而“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的投资动机却仍然为日资企业所看重。原口俊道还认为，随着9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渐具规模，投资额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分布地区也将会扩大，而且“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作为日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最主要的动机，也会真正显现出来。可见，即便是日本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直接投资，在投资的规模与动机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特点：跨国公司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资”正逐渐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美国式直接投资”转变。上海国际海事信息与文献网。
  齐方良2019-12-22 00:00:51
• 《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撰文对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提出一个新视角：重估将使中国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2019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新口径之下的201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并通过口径调整，对2019年~201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意义重大，但还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外汇局这一修正的核心，是参考国际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市场产生的留存利润，考虑进国际收支平衡表。这让长期未进入主流讨论的FDI留存利润问题，浮出水面。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1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并没有汇出中国，而是留存国内。由于在中国市场运营，FDI利润是人民币形式，并日渐成为游离于主流讨论的“人民币热钱”。关于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而随着外汇局对2019年至201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调整，这一“暗物质”开始浮出水面。暗物质”的能量之大，以至于刚一浮出水面，就要改变我们的很多定性认识。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为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规则，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按照外汇局此次修订原则，这一修正是“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而由于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币，将归属于FDI的人民币利润，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外汇局数据，2019年我国FDI流入规模高达2068亿美元比2019年高出42%，流出规模为217亿美元，净流入规模1851亿美元比2019年高出62%。在流入的2068亿美元之中，金融部门流入120亿美元，非金融部门流入1948亿美元其中房地产业是271亿美元，增幅78%。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的FDI流入，大幅高出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入。根据商务部数据，201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可以发现，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流入的2068亿美元FDI，已经是商务部口径流入1057亿美元的接近一倍196%。需要强调的是，外汇局此次只是开了一个揭开“暗物质”的好头。目前国际收支平衡表对FDI留存利润规模仍然存在低估。这一逆转性影响实际上已经到来。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暗物质”对国际收支安全是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答案很显然，是的。由于目前庞大的FDI余额，其年度利润规模的庞大，已经足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产生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将很快看到，所谓“FDI自身净逆差效应”的出现，即年度FDI新增流入少于年度未汇出利润。这将是FDI对国际收支产生逆转性影响的开始。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FDI利润的汇出已经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到位之后，必然将迎来FDI留存利润大幅汇出的时候，而这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不受约束的属性，将给我国国际收支安全带来冲击。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实际上，如果“FDI留存利润低估”成立的话，即便中国目前有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投资，整体的对外投资收益，或许也依然为负。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上的FDI余额，是“历史成本法”计算考量。而在美国等国家，对FDI的统计均是“市场价值法”。在几乎所有的会计统计体系里，“历史成本法”早已因与时代发展脱节而被替代，但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的FDI项目上依然使用这种方法。这里有很多统计问题，综合考虑，虽然不排除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失败，但从外商投资企业总体在国内的成功经营可以得见，目前国内FDI的市值肯定大于其历史成本。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非常重要，将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定性判断，即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么？中国还是一个净债权国么？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1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实际上，为了考量中国国际收支的安全性，评估FDI的市值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齐文芳2019-12-21 23: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