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战争3中描述到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

米士刚 2019-11-05 1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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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ˬ制定法律。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器。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
龚小章2019-11-05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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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首先会提高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并通过贸易商品与非贸易商品的替代作用,使非贸易商品的价格也会提高,物价水平的提高将意味着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导致对名义货币余额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通过出售商品和金融资产来满足增加的名义货币需求,从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效应只有在货币供应缩减或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否则,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冲抵了由本币贬值引起的名义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国际收支将得不到改善甚至会更加恶化。货币贬值要起到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必须有闲置资源的存在,只有存在闲置资源时,贬值后闲置资源流入出口,产品生产部门,出口才能扩大。其次,出口扩张引起国民收入增长,贬值才能最终改善国际收支,并且,边际吸收倾向应小于100%,贬值时增加的国民收入才会大于总吸收,国际收支才能改善。吸收分析法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搭配方案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如存在闲置资源,采用货币贬值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如不存在闲置资源,则采用货币贬值政策与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改善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的原理告诉我们,闲置资源的存在是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条件,但分析近几年汇率贬值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实际状况,资本短缺的“瓶颈”效应是导致货币贬值国际收支效应失灵的重要原因。尽管金融危机中,伴随汇率下跌,导致生产衰退形成工人失业,但与汇率下跌同时出现的是大量资本外流,劳动力资源闲置与资本短缺同时并存,资本的短缺限制了闲置资源的利用,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来增加国民收入,同时,本应紧缩由消费与投资形成的总吸收却难以缩减,很难保证边际吸收倾向小于100%,因此,尽管货币贬值,也改善不了国际收支状况。
数量型手段就是数量型调控方式,同样价格型手段就是价格型调控方式数量型调控为主要手段从目前看,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势必需要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各种政策工具的运用,以抑制总需求。鉴于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价格传导机制尚存在一定的障碍,运用数量型调控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直接的信贷控制等等直接紧缩流动性和控制货币、信贷总量,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更为倚重的政策方式。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会在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定向票据的发行力度。此外,根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会更多地利用特别国债的发行来紧缩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方面,经历今年的9次提高之后,银行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3.5%,为历史最高水平。尽管从理论上讲,向上提高的空间依然存在,但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行。因此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会逐渐变成一个相对辅助性的政策手段,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调高,但其调整频率及幅度都会较2019年有较大的减少。此外,预计央行还会进一步加大“窗口指导”的力度,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行相对直接的控制。在价格性手段方面,利率调整是各方均十分关注的问题。应该说,由于物价上涨所导致的“负利率”问题是许多人支持进一步加息的主要依据。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的物价上涨依然是结构性的,随着局部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会逐步趋稳回落,从中长期来看,其作为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由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并不顺畅,持续加息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可能比较有限,反倒会在美国降息的国际背景下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利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解决。由此来看,预计短期内,利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并不大,其调整幅度会远小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