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中国“乌邦托”改革的王莽,后来为什么不被万民拥戴?

黄煊怀 2019-12-21 1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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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改制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不仅触动了地主富豪们的既得利益,也对广大平民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使他成为了各个阶层一直反抗的对象。公元17年全国发生了蝗灾、旱灾,到处饥荒一片,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造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王莽朝代的灭亡。
连东英2019-12-21 18: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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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能力的杨三角》读后感人力资源管理最新研究前沿,就是如何使得人力资源和公司战略统合起来,使得人力资源为战略做贡献。我经常想到一个比喻,企业就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轿车,如果我们按照12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轿车能够平稳行驶;但如果我们按照24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则只有20%的轿车能够承载如此快的速度而不出问题。作为企业经营者,每个人都希望按照240公里/小时、甚至更快的速度行驶。最终轿车能以多快的速度行驶:一是取决于企业家自己所确定的目标,二是取决于轿车本身的能力。企业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人、财、物。财、物是死的,需要由人来运筹。所以,企业能力的核心是人的能力,以及对人的组织和管理。这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核心,也是本书所阐述的重点。本书的中心论点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根据公司战略的要求,如何分阶段地去建设公司的人才储备、能力结构、以及找到忠心、合用的人;第二,如何根据公司战略的变化,调整公司人力资源的构成。难度在于,公司战略可以根据公司内外部经营的情况随时调整,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公司内部能力的建设却没有战略调整的速度快。谁能快速调整自己的组织能力跟随战略的变化,谁就能赢得竞争的胜利。杨国安教授给出了经营业绩的公式:经营业绩=战略*组织能力这个公式深刻揭示了经营管理的难度和内涵。为什么是乘的关系,不是加的关系?如果组织能力等于零,战略即使再强,经营结果也是零。这个公式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必须平衡发展公司的战略能力和组织能力,让这两方面都强。其实这个公式还略显粗糙和简单,战略和组织能力并非独立的两个事物,而是彼此关联。按基于能力的战略的观点,组织能力的建设本身就是战略的一部分。按战略内生性的观点,组织能力建设的过程也有助于公司发现新的战略机会。比如,比亚迪擅长的电池生产能力,让王传福发现自己可以进入电动汽车行业。因为比亚迪的组织能力是他有一大批进行生产线、生产工艺开发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为比亚迪设计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电池生产线,使得比亚迪的生产过程成本只有日本公司的1/10。而电池的成本,50%是原材料成本,50%是生产线折旧的资金成本,而比亚迪依靠低廉的生产线折旧,就可以迅速打败日本企业,在短短的5年内成为全球电池大王。而今天电动汽车生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比亚迪能进入电动汽车领域,战略实施、战略选择的关键是比亚迪已经具备的组织能力:即拥有大量的能低成本建造生产线的工程师。除了上述对组织能力引人入胜的阐述之外,本文还提出了“核心员工能力”这个概念。核心员工能力是指针对公司全体员工,围绕公司的战略和文化,影响到组织能力的相关行为和素质。例如:客户导向、团队合作、速度、灵活性等。这个提法很新颖,虽然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如何把价值观转变成员工行为,却是在实践当中很难的一件事情。杨国安在这里提出的观点重要之处不是“核心员工能力”这个概念,而是他清晰地指出核心员工能力的识别、培训、培养是建设组织能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组织能力培养难,但难在哪里?如何突破这个难点?杨教授一语帮我们点破这个薄薄的迷障,让我们一下子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个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是“群体动力学”。我们知道,“群体心理一致”时会产生非常强大的爆发力,会把群体中的个体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在那种集体催眠的状态下,即使最柔弱的人都会变成“暴民”。人类历史上无数大革命的经验一次一次验证了这个基本理论。群体心理学也是管理学最新的研究前沿。实际上,这是一本长者所写的书:内容浅显易懂,又满了谆谆教诲。比如,作者特别提到规划人才培养时,要注意平衡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速度:如果企业发展速度持续超过人才发展速度,员工的能力始终跟不上,就会造成管理混乱或者丧失商机;反之,如果超前培养人才,人才有更高的眼界和能力,却在目前的企业找不到用武之地,他就有可能流向更能让他发挥能力的企业,这样,企业就等于是为别人做嫁衣。这本书其实要讲的内容很简单,作者并没有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图书来写作,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中国的企业家提供一种工具。所以,书中举了大量的实例,给出了很多实用性的经验建议。从字里行间也能够看出作者不时迸发出的“实业救国”的呐喊和热情。这些呐喊既是作者的心声,也是正在苦苦探求崛起之路的中国企业家的心声,让双方彼此产生心的共鸣。这大约也是这本书广受企业家和EMBA学员欢迎的一个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也正在经历转型,从关注市场营销、到关注经营战略、再到对人才、企业文化和组织能力的关注,杨教授这本书的出现适逢其时。对人充满深切关怀的企业家才是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对人充满深切关怀的企业才能成就基业长青的事业。东方传统文化一直注重对“人”的关怀,这和西方文化重于“理性”、对“器”的关怀是完全不同的。相信21世纪管理学对“人”的回归,东方应该能孕育出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组织能力的杨三角》这本书是杨国安教授的一种尝试,日本稻盛和夫的《活法》也是另一个成功的尝试。21世纪管理学上,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突破,必然来自于东方文化的孕育,对此,我深信不疑。
希望戴森的电动车电池不要像吸尘器那样……充电4小时吸尘10分钟。品牌力确实是很魔幻的东西,比如当年我因为买了一个AppleNano暴露年龄的产品)而入了苹果的坑,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在某个夏天入了一台戴森风扇,从此告别噪音犹如拖拉机的美的电风扇。在那之后的某个情人节收到了戴森吹风机,然后又把戴森吸尘器加入了购物车。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总有一种买什么都要集齐全套的执念。照着这个思路,如果苹果和戴森哪天推出电动汽车了,我也真的会认真考虑一下,只要它们的电池不像手机和吸尘器那样不禁用。虽然苹果至今对造车还是遮遮掩掩不愿明说,但是戴森却已经昭告天下了。只不过让我有些诧异的是,最近它竟然宣布把第一家工厂放在了新加坡,而不是中国。寸土寸金的新加坡,适合造电动车么?戴森原本考虑过将电动汽车的生产地方在英国,毕竟它是英国企业,不过后来放弃了,而是选择在新加坡建厂,这座工厂今年就能开工,2020年完工,2021年投产。戴森的CEOJimRowan对于选择新加坡建厂的解释是,我们11年前就进入新加坡了,我们最核心的高效数码电机就在这里开发和生产的,在这里有积淀呀。除了这些积淀,戴森还认为新加坡本身是个拥有众多技术人才的地方,就适合生产纯电动汽车这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可是新加坡的劣势也相当明显,首先就是地方小,整个国家也就比帝都朝阳区大一些,地价hin贵。再者人才是多,但是工资也高啊,这里的平均工资全球第一。造车不光是需要高级工程师,也需要生产线上的工人啊,在这里建厂的用人成本可想而知。虽然戴森自己在这有研发生产中心,可是整个新加坡并没有其他的汽车制造配套了,40年前福特关闭了这里的一座工厂之后,新加坡就结束了汽车生产史。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并不是纯电动汽车的乐土,特斯拉在这都没市场。不能说新加坡人不环保,实在是这里买车用车成本忒高。不光新加坡,整个东南亚的电动车销量都不高,一年加起来没有帝都一个礼拜的销量高。再反观咱这里,今年全国产销就能突破100万辆了。中国还有希望列举了这么多优劣对比,是不是对于戴森不在中国造车更难理解了?其实戴森也没有把话说死,他们强调未来工厂肯定不止一家,新加坡属于第一阶段的选址。因为这家野心勃勃的英国公司已经规划出了三款车型。所以在未来的生产版图上,极有可能出现中国,不知道哪个省正在暗中使劲呢。另一方面,特斯拉上海工厂已经顺利拿地准备开工了,从最新流出的环评公示来看,这家工厂将投产Model3和ModelY,目标年产能25万辆。从签约到拿地,特斯拉在上海才花了三个月时间,这效率估计也就在中国能有。到时候国产特斯拉顺利下线,销量和业绩蹭蹭涨,戴森就该看到中国的魅力了吧。当然眼下戴森可能也不眼红特斯拉,毕竟它已经从小众豪华电动车往大众化的产品上转型了,追求的就是量大价格实惠。而人家一个吹风机卖好几千的戴森,造的车估计也是法拉利level的,不在乎量。
二戏曲改良运动二十世纪进入下半叶,中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戏曲的改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戏曲改良,也才真正成为一种运动。1950年岁尾,二百一十九位京剧和各地方戏剧种的戏曲艺人相聚北京,参加了新中国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同每一个代表握手,并向七十七岁高龄的京剧艺人尚和玉,川剧艺人张德成,受旧社会迫害、“哑”了三十年的梆子艺人刘喜奎敬酒,三人均落下热泪。会议闭幕,大会郑重宣告:从此废除“旧艺人”的称谓时,全体代表顿时爆发雷鸣般的、时间长达十五分钟的掌声。掌声中,与会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频临死亡的戏曲,以及赖以为生计的广大戏曲艺人,从此获得了新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先后成立了戏曲领导机构“戏曲改进局”和由43位专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顾问性质的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由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与首要任务相符的,应予以鼓励、推广,反之,应加以反对。当前的戏改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要“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要加强艺人的教育并从艺人中培养戏剧改革的干部。要“改革旧戏班中某些不合理制度”,并“在企业化原则下,采取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示范性剧团、剧场,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⑾这一《指示》的基本内容,被概括成为“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基本方针。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1600多名演员为大会演出了82个剧目。这是一个空前的聚会,是一次盛大的检阅。这次盛会第一次集中地展示了中国戏曲文化的优秀遗产,振奋了人心,交流了技艺,从而开创了戏曲走向新的繁荣的好局面。从《指示》发布之日至1956年底,全国挖掘出传统戏曲剧目51867个,记录下14632个,整理改编四千余个,上演剧目达一万余个。据统计,全国有专业戏曲作者819人,业余作者587人,以及从事剧目工作的专职人员3061人。昆剧《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果。在这一时期,戏曲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在此以前,戏曲的改良只是少数团体、少数人的自觉行动。到了这一时期,由于有执政党的领导,戏曲的改良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的整体行动。在这种整体行动中,改革的规模大,行动的速度快,变革的成效也就显著。如全国性的观摩会演,加强了剧种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对促进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戏剧艺术质量大有裨益。第二,将艺术归还给了大众。旧的戏曲,精华与糟粕并存。戏曲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成为“毒害人民的鸦片”;而一旦成为精品,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让人民群众“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之后,戏曲的改革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作为剧目取舍的首要标准。同时,由于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扶持,戏曲这一旧的戏剧范型经过改良,成为了当时人民大众宣泄自己情感的艺术形式。第三,戏曲的改革在这一时期注意了“先内容后形式”的精神,使戏剧的主体回归,从而带动了戏曲外在形式的“移步换形”。在改革运动的初期,由于有一部分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到戏曲队伍,他们一方面有着用文艺创作去表现生活的激情,一方面又少有旧范型规则的束缚。为了表现新的生活,对戏曲旧的范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如湖南花鼓小戏《双送粮》,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参与之下,戏曲音乐体制出现了专剧专曲的新变化,剧中一曲《浏阳河》传遍大江南北、流播半个世纪,成为了一首流行歌曲。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前,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闭关自锁的封闭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短缺,日用生活品严重匮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向改革开放的号角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先行,从农村起步,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结构改革到分配制度改革,再到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前进的改革。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改革与开放两个轮子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空前劳动积极性。僵化的经济体制被冲破了,国有企业从主要依靠政府和政策,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和法律,现代企业制度陆续建立。这些大大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机制的引进,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逐步繁荣、人民群众不断受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合了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使科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经济特区的创建开始,到加入WTO,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新奇迹,刷新了世界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各类商品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时代取代了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变成现实,实现了由贫困——温饱——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大批外逃的现象早已销声匿迹,并出现回流的现象。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如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神州飞船、嫦娥一号卫星等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都频频传来捷报。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二、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更具优势:从政治上看,一方面,我国曾经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加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职能错位缺位越位,等等,这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较晚;长期形成的阶级斗争的定性思维,以及人们通常将“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看成“水火不相容”的,给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给政治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再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确实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国内极少数人企图呼应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这一切说明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表明政治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推进。面对上述形势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立足本国国情,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同时,健全法律体系和法制制度,开展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依法治国。同时,积极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把促进政治权力有效运行与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了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能够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和谐;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人治”时代正在被“法治”时代所取代,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得到保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政权垮台和社会动乱、社会秩序瘫痪、经济危机不断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而使我国实现社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三、改革开放使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焕发了生机活力: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建设底子薄,又遭到“文革”的严重摧残,人们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简单地以“政治”画线,排斥外来文化、鄙视传统文化的观念,知识和文化处于贬值状态。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被冲破,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精神被激发,人类创造的先进思想文化、思维方式被我们所接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推崇优秀文化蔚然成风。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开始,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取得巨大进步,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正在被激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有力地推动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到来。总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的发展进步。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频遭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向振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