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赢不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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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赢不了

连利军 2019-12-21 1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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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打赢的话首先肯定是没有《马关条约》这个东西了，然后国际地位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不过这些也没什么用。后面的话该挨打还是挨打，因为落后呗。

赵颖莹2019-12-21 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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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这话不是废话？如果甲午战争中，中国赢了的话，还是一样会软弱向别国求和，那时的中国是软弱而又自私的。

黄相方2019-12-21 18:10:35
在国际上站稳得住脚，相反！失败让西方和、俄、美看来远在东方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强盛大国现在连一个小国都打不赢，朝代腐败被起义军推翻腐败的朝代改朝换代还好，让外国人战胜那就在国际上站不住脚经济倒退百姓们生活不得安宁啊，你懂的得寸进尺的意思不？那时候日本没能力占领全中国他们虽然一时得不到最大的野心，胜利得到银两回国发展军事能力，你说的那么简单，失败面临什么？让西方认为清政府软弱可以趁机侵略捞到好处，要灭亡就内战而改朝换代，要是让外国战败在国际上就站不住脚跟懂不懂，我去还说战胜又如何！当时打败法国，英国以为清政府会让法国赔款战争损失，作为战胜国却给法国好处签条约，当时法国已经经济短缺资源短缺才投降，这样对待战败国让对方看透弱点再次入侵，其他国家也希望捞到好处，不强大就要挨打，腐败就会内战让新一代推翻改朝换代还好，都是炎黄子孙，面对外国侵略者而失败在国际上就让列强看不起，那么大的国家竟然会被小国打败，对方才得寸进尺，清政府却只会忍忍到无能为力的反抗，你说甲午战争胜利又怎么样！那么告诉你，要是甲午战争胜利也不会出现八国联军，台湾也不会闹独立钓鱼岛和琉球也是中国的。

黄盈瑞2019-12-21 1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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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喜欢发动战争

因为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形成，以及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的直接对抗和中国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美国更加意识到这些所构成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印度支那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而且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中极具影响的胡志明还与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美国完全不希望看到殖民帝国政权被由苏联操控的政治机构所取代。而且美国想要阻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肯尼迪把越南看作“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柱石、拱顶石和提防要塞。声称如果“赤色浪潮”淹没了越南，东南亚国家乃至印度、日本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扩展资料：战后影响：1、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越南战争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和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2、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表明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战极大地改变了冷战的态势。3、中国是北越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援助者。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也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国给予了越南超过200亿美元的援助，客观上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负担。越南战争。

为什么中国不要日本的战争赔款

1、1945年，美、英、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保留维持期经济运转的必须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他的都可用来赔偿。开始，美国想把日本改造为农业国，重点扶持蒋介石执政的中华民国来和苏联对抗，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讨好美国，就已宣布放弃战争赔款。2、内战全面开战后美国在战争赔偿的态度上急转直下，开始从支持赔偿到反对赔偿。本来，根据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随着局势变化，美国人改变了主意，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得到美国支持和帮助，在对日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立场，开始完全听从于美国，对美和对日和约的其原则和备忘录采取了绥靖政策，即“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3、中日建交前夕，日本田中内阁成立后，很快表明外交上尽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和中华民国断交，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对日战争赔款让日本为此做出了补偿，即为中国提供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

中国为什么不要日本战争赔款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像样的战争片？

他们当然知道。90年代末，日本很多媒体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下一代进行反日宣传和洗脑教育，是灌输仇恨的不友好行为。但是现在他们好像也见怪不怪了，更本没有反应了。其实日本也拍了很多战争片，除了60,7年代，也就是日本战后发展最好最迅速，日本民族自信心恢复的时候，他们拍了一些缅怀自己当年在日俄，日清战争中煌煌武威战功的影片，涉及到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也基本是怀念无数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个体。进入90年代后，日本再拍摄战争片，开始更多地探讨战争中个人命运，直面战争的愚蠢和血腥。主题基本以反战为主。像《没有出口的海》，谴责日军泯灭人性，白白牺牲士兵的做法。如《我是贝壳》，揭露了日军屠杀平民，虐待战俘的问题，还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日本民族不可理喻的盲从性。男人的大和》在中国被批判为复活军国主义的片子，可是在片中，也多次批评了日军中体罚士兵，压抑人性的黑暗面。在描述大和舰最后进行自杀性的“菊水特攻”时，伊藤整一中将在面对大本营代表气愤地质疑任务时，大本营代表说：“天皇问海军是不是已经没有军舰了？”从而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裕仁天皇：仅仅为了效忠天皇的虚无空洞的口号，就要牺牲无数生命。仅仅是害怕天皇的诘难，海军就罔顾上万条人命毫无理智地进行特攻。要说第一次在反思战争时把矛头指向日本天皇，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后影片中，质疑天皇和天皇制的倾向也越来越普遍。所以说，现在中俄在拍摄战争片时依然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还总是纠缠于如何刻画敌人的凶残野蛮，如何吹捧构建领袖的睿智和伟大，想方设法地追求战争场面的恢弘和特效。而日本基本已经和欧美一个路数了：更多地表现人性，人文主义情怀，关注在战争中痛苦无奈彷徨的个人，早已超越了敌我的界限，把所有人都当成人来刻画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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