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黄琴美 2019-12-21 1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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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于英国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型,带动的是殖民第三世界以外所有欧洲列强的工业革命的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原本对世界的认知程度收到工业革命的冲击后,开始变得脆弱,于是关于社会大改革的大讨论便有了芽头。加之地理大发现后一个世纪内,英国等列强向各地疯狂扩张,贸易往来时,诸列强对于财务以及供货源的可怕需求,形成了帝国主义的初苗,于是生存空间与强大的工业支撑成为了当时所有人的关注。
齐晓海2019-12-21 18: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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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近代中国,曾经有不少人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并为此而奋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由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经天王洪秀全批准的《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这个纲领没有付诸实践,只是作为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第二次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百日维新”。19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愿望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他们提出设议会、立宪法;办铁路、开矿山、奖励农工商;创建新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精练陆军、扩建海军。这些变法维新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将变法理论付诸实践。但是,新法只推行了103天,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戊戌六君子血染刑场,遭到惨败。第三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一次有理论、有纲领、有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使命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革命团体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其间经历多次武装斗争,历时17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理应成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保障。事实上,孙中山制订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包括了一些废除封建制度,推行民主制度,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的条款。但是,这个新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举措,帝国主义就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发动反扑。政治扼杀、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同时并举,终于迫使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给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中的新代理人袁世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付之东流。历史一再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很薄弱,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成熟程度,远不如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担当不起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肩头。
    赵飞翔2019-12-21 19:56:49
  •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相继兴起,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企业。其中,民族资本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经济成分。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侵略,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和巩固各种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更无异于“国中之国”。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操纵和控制,各大国驻华公使馆事实上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国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方针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中国农村存在着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封建剥削制度的根.....。
    符腾丹2019-12-21 19:12:31
  • 原因:1、在1840年之前,中国处于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国家生产总值占世界百分七十以上,占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财富,而西方各国眼红中国的财富。2、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模式能够自给自足,并没有迫切的从外国购买商品的需求,而欧洲各国此时却对中国的茶叶,瓷器等商品需求旺盛,导致在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导致黄金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所以西方只能向中国输入鸦片寻求经济利益。3、中国在当时拥有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消费人口,西方为了打开庞大的中国市场,就谋求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来谋取利益,鸦片只是他们的敲门砖。4、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与外界交流不便,导致西方国家迫切需要打破这样的政策来赚取更多的利益。扩展资料第一次鸦片战争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政治上,满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2、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3、思想文化上,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
    龚尚福2019-12-21 18:55:13
  • 标准答案,复制过来的,呵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过程和历史地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2.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及付偿定息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3.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民族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赵颖莺2019-12-21 18: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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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他们当然知道。90年代末,日本很多媒体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下一代进行反日宣传和洗脑教育,是灌输仇恨的不友好行为。但是现在他们好像也见怪不怪了,更本没有反应了。其实日本也拍了很多战争片,除了60,7年代,也就是日本战后发展最好最迅速,日本民族自信心恢复的时候,他们拍了一些缅怀自己当年在日俄,日清战争中煌煌武威战功的影片,涉及到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也基本是怀念无数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个体。进入90年代后,日本再拍摄战争片,开始更多地探讨战争中个人命运,直面战争的愚蠢和血腥。主题基本以反战为主。像《没有出口的海》,谴责日军泯灭人性,白白牺牲士兵的做法。如《我是贝壳》,揭露了日军屠杀平民,虐待战俘的问题,还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日本民族不可理喻的盲从性。男人的大和》在中国被批判为复活军国主义的片子,可是在片中,也多次批评了日军中体罚士兵,压抑人性的黑暗面。在描述大和舰最后进行自杀性的“菊水特攻”时,伊藤整一中将在面对大本营代表气愤地质疑任务时,大本营代表说:“天皇问海军是不是已经没有军舰了?”从而一下子把矛头指向了裕仁天皇:仅仅为了效忠天皇的虚无空洞的口号,就要牺牲无数生命。仅仅是害怕天皇的诘难,海军就罔顾上万条人命毫无理智地进行特攻。要说第一次在反思战争时把矛头指向日本天皇,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后影片中,质疑天皇和天皇制的倾向也越来越普遍。所以说,现在中俄在拍摄战争片时依然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还总是纠缠于如何刻画敌人的凶残野蛮,如何吹捧构建领袖的睿智和伟大,想方设法地追求战争场面的恢弘和特效。而日本基本已经和欧美一个路数了:更多地表现人性,人文主义情怀,关注在战争中痛苦无奈彷徨的个人,早已超越了敌我的界限,把所有人都当成人来刻画和剖析。
我们可以从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道路来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弱点和缺陷的必然性,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上资产阶级道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充满艰辛的,是曲折和辛酸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它的产生,一方面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扩大了商品市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从而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民族资本企业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多数为一些地主、官僚、士绅、商人、买办投资创办;②这些企业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及采矿业,而且投资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较早解体的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邻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认识:近代前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点有: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小工厂多,大工厂少,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较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压迫的空隙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畸形的。工业产品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主要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和国内官办工业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1.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的启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19世纪肋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应对时代的挑战,开始了一场包括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内的洋务运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识: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引进了大机器生产,为中国创建了近代的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它的产生,一方面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扩大了商品市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从而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既有封建生产方式,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开始融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半封建社会形成。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民族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治上看,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开始领导中国人民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中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民族资本企业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多数为一些地主、官僚、士绅、商人、买办投资创办;②这些企业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及采矿业,而且投资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较早解体的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邻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2.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曲折发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之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1912—1919年出现了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行。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工业经济。认识:近代前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点有: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小工厂多,大工厂少,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较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压迫的空隙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畸形的。有的工业产品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兴旺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同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②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期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主要是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④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3.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57~1978年工业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为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使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这一切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地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认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根据总路线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正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重工业极为薄弱的客观现实,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K"和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实施,对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在我国建立起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十分薄弱的基础工业,“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改变生产布局,积累建设经验,培养建设人才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着巨大作用,并从物质技术基础上为以后的经济发展乃至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共“八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片面追求高速度,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从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导致三年经济困难。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正确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并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①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③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超越生产力水平,不盲目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