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2019年经济增长减慢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既有2019年下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不够、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动调整原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影响社会预期。一是投资面临一定的资金约束。2019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控制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2019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14万亿元，比上半年减少3.01万亿元；2019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为5.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700亿元。货币供给增速也有所降低，广义货币M2由2019年4月的16.1%回落到2019年年底的13.6%，2019年3月进一步回落到12.1%。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力度弱于往年水平，2019年财政收入增长达到10.1%，超出预算目标2.1个百分点，而财政支出与预算数基本持平，仅增长10.9%，而2019年财政支出得以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目标主要靠年终“突击花钱”，1-11月财政支出持续低于10%的预算增长目标，12月份当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20.3%。2019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1%,财政支出增长6%,均低于预算8%和9.5%的水平。考虑到资金投放滞后半年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019年上半年融资总量扩大和下半年减少是2019年下半年经济稳中有升的原因，也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二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现阶段，不管是人民币贷款、中期票据还是房地产信托的融资成本，均处于历史高位，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动辄10%以上，加上各种中间费用甚至高达17%。首先，近年来，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和利润水平较高的房地产资金需求旺盛，在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以及银监会加强平台贷款管控后，上述部门大量通过发行债券、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进行融资，造成相关部门债务和杠杆水平过快上升，社会资金“借短投长”的期限错配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挤出”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存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快速发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导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上升。再次，受存贷比约束和银行季末考核因素影响，在季末、年末及春节前后等时点，银行高息揽储，货币市场利率往往大幅飙升。最后，在中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均衡，跨境资金由大举流入转为“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后，以往外汇占款过快增长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三是人民币升值，其滞后影响中国出口。自2019年4月到201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3%左右，汇率升值对出口影响的滞后期一般在1-2年。四是多因素交织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影响市场预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和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破产倒闭、地方性债务迎来还债高峰、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牵一发动全局，既关系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也是影响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安全，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对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引起相关产业衰退，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加大。近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中诚信托、超日债等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国际流动资本外流，可能引发国内资金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