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

米应凯 2019-12-21 2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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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我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收入有较大的一部分来源于国有企业和相关控股企业,而且由于土地的公有制,还有不少财政收入来源于土地的70年使用出让金所得,相对西方国家来说,财政收入的来源更广泛,有了较大的财力,政府就能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比如大力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用看得见的手稳定经济,发展经济。虽然不会出现很严重的危机,但实际上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且这个局势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就是由于内需不足,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也只会出现轻微的通胀。就出现的情况来说,有失业率升高,就业难,个人、企业的收入降低,大量企业倒闭,物价下跌就我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预兆来说,一是世界经济低迷,由于我国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不景气,会使我国出口下降,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二是股市走强,其实从经典理论上说,经济危机的预兆应该是股市走弱,比如有句话说的就是“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我国的股市是不健康的,首先,实体经济如果疲软,大量资金会涌入虚拟经济兴风作浪,再者,我国股市受政策面影响很大,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时,会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同时也会造成股市上涨的预期,带动更多资金进入股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股市的走势就是最好的证据;三是社会问题频出,这个道理很简单,由于出现大量的失业,很多低收入群体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得不靠铤而走险谋取不正当的收入。
章观浩2019-12-21 2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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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等金融机构融资、准备金额度等方面的限制。2000亿美元的可能代价,接管了濒临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扩展资料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1.社会动乱;2.国民经济调节和经济恢复;3.政变。经济危机爆发,加剧了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主要表现在:1、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2、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3、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4、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经济危机是矛盾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经济在起伏波动中继续向前发展。在当代,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经济危机-世界性经济危机。
    齐晓彤2019-12-21 21:01:30
  • 原因:1、经济政策错误;2、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3、自然灾害;4、全球化的后果;5、金融政策错误。金融风暴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经济危机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在生产方式危机才变成了现实。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发展,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扩展资料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而且会逐渐波及到周围的城市及国家。随着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商品生产,每个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应受社会调节的。由于生产资料私有,生产从属于企业的利益,生产成果都被他们所占有。而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经济危机-金融风暴。
    龙学颖2019-12-21 20:56:47
  • 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次危机开始之间的这个期间,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周期,或称经济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一个周期都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不同的阶段。战后的周期虽然发生了某些形态变化,但四个阶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础。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是周期长短的原因。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各国于1982年底开始走出危机,危机持续3年左右,是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英国、加拿大于1979年就陷入了危机,所以有人称之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但在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有5个国家: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1980年爆发危机的,并且美国起主导作用。所以一般仍称之为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资本主义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了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战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http://msn.myspace.cn/t/3931184.html?PageIndex=1&sortorder=0。
    齐晓春2019-12-21 20: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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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一、罗斯福是如何实施新政的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1929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000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占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博,“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二、我们应怎样借鉴新政尽管我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发展的势头良好,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经济建设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比较普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金融监管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城乡都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5.8万户国有工业企业追踪监测表明,“1至4月份国企指数再度下滑,达到-109点,比1至3月份下降28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03点……国有亏损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1至4月份亏损额上升31.6%,造成全部国有企业净亏88.7%亿元。又据一九九七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公有经济吸纳就业人数减少,到去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尚有下岗未就业人员634.3万人”,在全国8.46亿劳动力中,每年新增就业人员就有710万,占劳动力总数8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又常常处于间歇性待业状态。应当明确,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在改革深化、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前进中的问题,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期发生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有别于我国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出现的就业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立足现阶段实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现实是历史的重复和延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措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美国的国情和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其对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启动市场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还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1、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金融风险。现代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大的调节作用,而现代经济危机也多由金融界的混乱引起。去年以来,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波及许多国家,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保持了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大量的产品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会使一些企业的经营形势更加严峻,导致下岗、失业的职工人数越来越多。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注意虚拟资本急剧膨胀的负面影响,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保持适度外汇储备,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疏散金融风险,在开放外资和金融市场方面一定要慎重行事。同时,要在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上狠下功夫,尽快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消除投资膨胀、房地产和股市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急剧增加等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隐患,从多方面做好抵御金融危机的准备,防止由于金融政策的失误对国民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应有的损失。2、以工代赈,启动市场。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起到经济学上所说的“乘数效应”。这方面,“新政”通过兴办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促进经济复苏并藉此帮助失业者的做法堪称典范,世人有目共睹。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也使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和国内需求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显得更迫切、更有必要。推行这个战略措施,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近5万亿元,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有外汇储备和外币存款1800多亿元,社会上还有数万亿元手持现金和流动资金;有各类库存、积压物资近千万元,粮食储备丰富;全国转产的国有集体企业有数万亿元资产的厂房、设备、场,有条块分割体制下形成的盲目建设、重复投资项目和半截子工程等等。同时,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亟需在这些领域施展才能,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已经根据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需求,在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提出了三年增加政府投资7500亿美元的计划。现在要紧的是加强投资启动,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向社会发行建设公债,在全国有计划地逐批兴建农田水利、铁路、公路、文化体育设施及其它公共工程项目,开发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有效地刺激合理消费,促进生产,尽快形成“经济增长、财富增加、收入提高、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链。3、注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三资”这些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对增强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产品更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给民族工业的发展以挤压。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制定保持民族工业的政策更是我们国家长久发展的大计。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提供优惠的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促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只有给民族工业创造更加适宜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给民族工业减轻税负,重视科技改造、科学管理,才能逐步增强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资源流向工业,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4、重视农业,强本固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罗斯福“新政”把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振兴联在一起考虑,强调“如果农村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购买鞋子、衣服、汽车,那么工业中心也要受苦”。在政策上则重视对农业的救济、植树造林,由政府开发电力资源等等。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近年来,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片“加强”声中实际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农村市场远没有开发起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但对农业不合时宜、不分章法地乱干预,农副产品的卖难和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又在不时地抵销着这种实惠。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却又有大量的草场、荒漠、荒山、滩涂等资源无力开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的萎缩是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社会稳定、城乡协调发展,还是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文明水平的角度来看,都必须重视并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在政策上给予农业、农村、农民进一步的扶持、引导和帮助,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前,在启动农村市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开发利用农村闲置资源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除了政策、科技、投入以外,积极引导、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下岗分流人员投身这些领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5、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际是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解放运动。劳动力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特而巨大的投入要素。一个穷困潦倒的天才,如果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考虑如何才能不再挨饿,那么纵然他是盖世英雄,也难有用武之地。在我国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大量的被精减干部和下岗职工中,绝大部分是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起码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熟练劳动力。在原有体制下,这些巨大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有些被长期闲置,甚至有些在逆向运动,产生负面经济效益,这是最大的浪费。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分流下岗的劳动力群体,从总体上看,与农村劳动力相比,无论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内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旦这些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股巨大力量。用好、用活这些人才资源,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此为目标,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逐步建立完善系统的再就业机制,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为下岗职工提供求职、招聘信息,加强就业指导和培训,引导下岗职工自主择业、自强创业、依靠市场找职业,从多方面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为实施再就业工程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力争使全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6、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我国的下岗分流人员中,国有企业职工占绝大多数。几十年来,他们为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造成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隐入困境、富余人员过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在就业模式、就业制度上,对劳动力实行由国家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包下来的办法,还有如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导致产品没有市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有的由于企业用人不当,管理不善造成企业停产停工,职工不得不下岗待业;有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的是由于企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职工调整和转移就业岗位,等等。现有政府机关也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数次改革都没能走出“膨胀-精减-再膨胀-再精减”的怪圈,导致人员越来越多,而职能没有大的转变,甚至有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到了一些负面作用。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这些富余人员必然要在改革进程中首当其冲,率先加入下岗待业的行列,这是大势所趋。但这部分人决不是社会的包袱,他们用自身下岗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各项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用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政府和全社会要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困难。罗斯福“新政”的最初措施就是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由政府拨出专款用来给失业者提供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则作为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并正在付诸于各种实际行动。最近召开的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已作出相应的部署,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在我国,由于下岗、失业现象出现的时间短,而政府的再就业机制、措施还不完善、不配套,在下岗失业职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以前,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显得尤为重要,事关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抓好。7、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是分不开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在推行过程中颁布实施了一整套法律法规,把新政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先后颁布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法案》、《工资工时法》等。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我国的就业政策已由“统包统配”变为指导就业,由政府安置变为市场调节。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失业和再就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现象,亟需政府部门全方位建立社会保障,为下岗失业职工进行失业、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尤其需要以法律手段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样有助于广大职工在失业下岗后既可不过分依靠救济,又能维持基本的购买力,缓解经济困难对他们的冲击。要努力保持各项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同时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执行不一,出现互相撞车的现象。如我们既然鼓励下岗失业职工积极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就要同时保证堵住向他们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口子,真正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8、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公民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正常干预和宏观调控。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人们会发现,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便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政府的制度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我国现行政府机构的基本框架,是在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自身改革已逐步纳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机构改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裁撤机构、削减冗员,而在于彻底转变传统的治理国家的方式,采用先进科学的方法,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本着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着重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上下功夫,对政府部门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并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合理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督部门,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决不能允许几个部门办同一件事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一方面是影响不大论:李翀2019认为危机将会波及我国,但是它对我国经济的启示大于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刘克崮2019认为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有限;一方面是影响很大论:徐慧2019强调了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外贸对中国的影响,认为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带来大量的外汇储备,也成为我们抵御外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冲击的坚强后盾,然而昔日顺差的优势,成为这次危机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软肋。具体影响有:1、次贷危机使得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发的市场无序可能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冲击。次贷危机的出现,使得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美元的贬值压力使全球金融市场将面临资产的重新配置,这种调整可能导致资金在特定市场的迅速流入和流出,可能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冲击。2、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起全球的经济衰退,并且互相影响,不断加强。由于我国实行资本管制,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国内金融机构对海外金融市场的投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货物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首当其冲的受到负面影响。实际上,首先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减少,GDP降低;这样影响到对他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降低他国的GDP。所有其他国家的GDP下降必然影响到我国,造成我国对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出口下降。同样,进口也是出现大幅下降。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下降3.8%,日本同比下降12.7%,中国同比增长6.8%,增幅大幅回落。
当前一些出口企业遇到相当大困难,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企业,他们的出口不得不收缩,产品结构必须调整;还有一种是本来靠低廉价格竞争的出口企业,由于成本升高,他们的产品可能失去竞争力,被挤出市场。但是,总体上看,我国主要出口产业因为集聚度高,配套能力强,产业链已经形成,在国际上仍然具有较强优势,不可能轻易被替代,不可能大规模转移出去。许多企业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优化贸易渠道,延伸价值链,把那些退出企业的订单抓到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重新洗牌,优胜劣汰的过程。所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我国长期以来具有优势的出口产业既是相当大的考验,也是新一轮发展的机遇,会推动我国出口企业和商品改变过去单纯以低廉价格取胜的形象,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研发设计、节能减排、品牌质量和综合服务占领市场,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出口放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些人担心出口增长速度放缓,净出口减少,会造成GDP增长大幅度下滑。这只是按支出法计算GDP得出的一种推断。按照这种理论推断,净出口只能升,不能降,降了就会对国民经济造成负的拉动。这种理论推断与实践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实践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都不可能只升不降,有些国家还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难道在顺差下降或者出现了逆差时,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就只能起负的拉动作用吗?从我国以往几次经验看,出口增长速度下滑对GDP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都是在出口出现了负增长或者是非常低的增长时才发生的。尽管今年1至6月我国外贸顺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但是同期出口增长却达到21.8%,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GDP增长并没有损失几个百分点,而只是略有回落,仍然实现了10.4%的较快增长。这说明,上半年外贸增长仍然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正的拉动作用。按照近两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出口从年均28%左右的增长逐步回落,可以降低偏热的需求,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外贸顺差,使内外部经济更加协调。当前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部分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增速比去年同期还有所加快。外贸出口增长适度放缓,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的。从长远看,进出口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有利于改变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过分依赖,同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进出口质量和效益。在中速增长情况下,即使净出口对GDP拉动作用降低一些,对国民经济增长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当然,如果出口增长下滑过快,例如比GDP增长速度还要低许多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一部分地区的就业、税收和社会稳定。外需过度收缩带来的负的乘数效应还将抑制内需,不利于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稳定增长。同时,出口增长大幅下滑还将严重影响经营者信心,甚至使较多出口企业和商品失去应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所以,努力防止我国出口增长出现过快回落,尤其不要低于GDP增长速度,防止由于外需偏冷导致国内消费和投资由偏热转向偏冷,应当是今年外贸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
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机遇金融危机中的机遇是不易把握的,也不是针对每一个企业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成本扩张的机遇。金融危机使一部分中小型企业或破产倒闭,或生存维艰,急需寻找并购重组的机会以渡过难关。对另一部分受危机冲击较小、手上还有足够资源可供利用的大企业、大集团来说,如果过去因为目标对象要价太高或者附加条件太多而未能达成共识的话,危机无疑创造了难得的压价良机。大企业既可开展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横向购并,实现资本在同一生产领域或销售领域的集中,达到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最佳规模效应;也可开展以产、供、销为联系的纵向购并,把与本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企业或产品销售企业购并过来,形成纵向上的营销一体化,密切经营过程各环节的配合,提高协作化程度,把关键性的投入产出要素纳入企业自身的控制范围,增强企业的独立性和对市场的影响力;还可开展不同行业、不同生产领域的混合购并,选择新兴行业中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廉价购入,再按照企业总体目标予以整合、重构,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以达到多元化经营的目的,减少长期局限于单一行业、单一产品所带来的风险。二是经营费用降低的机遇。一方面,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多个国家经济增长放慢,能源需求下降。据国际能源机构2019年10月8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可能降至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日需求增长量将下降40%。需求减少为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创造了条件,机票价格下浮空间加大,这对于实行总部策略、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大企业大集团来说,存在着因差旅费用下降而减少经营成本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应对经济下滑的常用手段之一也是不断地降低利率。2019年9至10月,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三次宣布下调利率,从贷款利率看,1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由6.93%下调至6.66%,5年期以上贷款的基准利率由7.47%下调至7.2%。在财务处理上,贷款利息是计入生产成本的。贷款利率的下降,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企业留利的增加。这不但减轻了已在银行有大量贷款企业的利息负担,也会刺激有条件的企业新增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三是国内政策环境宽松的机遇。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都有一个共识,即把增加扩大政府投资,特别是加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作为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关键之举,我国也不例外。2019年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紧抓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如果政府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定价,将住房价格降至消费者能够认可和接受的范围内,相关企业的经营情况也将更具活力。可以预料,不远的将来,国家还将在财政、税收、金融领域出台进一步优惠的政策以力保经济增长。而企业也可望在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我国经济深度下行2019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放缓至6.8%,真正的进入到了问题深水区。外贸、投资、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一直以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率都各占三分之一,但今天却显得特别乏力。外资利用在十八年高速增长后连续出现五个月负增长,今年年1月同比下降达32.67%;进出口一直占我国GDP的70%,但现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零;消费从多年来20%以上的增速滑落到15%左右;股市创历史最大跌幅,大幅缩水;车市连续九年两位数增长的趋势突然终止;房地产行业资金链十分紧张,在寒冬的风雪中死扛着不降价,能否扛到温暖春天的来临,谁也说不清楚!全球经济的衰退正吞噬着我国多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我国出了什么问题我国的问题与美国金融危机完全不同,而是我国多年积累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生产过剩的问题,倒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出奇的相似。在我们大多数的记忆里,美帝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象征是每个毛孔占满群众血汗的资本家拼命的朝江河里倒牛奶,那是一种误导。倒牛奶的是勤劳善良农民,牛奶价格低的还不够运输的路费。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的是美国资本家生产的电视、电话、电风扇、洗衣机、房子、汽车等。而今天中国问题的实质与美国如出一辙。所谓的外部金融危机,外贸骤减只是个这个问题发生的导火索罢了!问题迟早会都发生上世纪末,生产过剩问题已显现,政府强力推动住房货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刺激消费,其中不乏消费信贷介入,但却让国人喘不过气来,未能刺激消费,却加重了储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那就不是和谐社会,群众不敢花那些救命钱、生存钱。另外,我国加入了WTO,国内过剩的中小商品开始狂奔国际市场,一时繁荣掩盖了问题实质。贫富差距急剧分化,社会分配迅速向政府、向垄断部门、向资方倾斜。当整个社会只由一小撮富人和普遍穷人组成,生产能力无休止扩张所制造动辄数十亿产量的产品卖给谁?因而迟早都会来!另外,如果拆东墙补西墙,不从根本上刮骨疗伤,彻底解决问题,类似这种危机依然会出现,而且危机程度会更强、冲击力会更大!问题发生深度原因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生产过剩是问题的表象。而深度原因是我国社会从简易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阵痛。家电、汽车、电脑、房子等耐用品我国生产能力一路狂奔,但一小撮富人和普遍穷人组成的十三亿人却消费不起。我国2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90%储蓄是由10%的人拥有的,我国8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的人均储蓄水平,应当仍然远达不到2000元。谁又来消费那些耐用消费品?社会转型必备条件如5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消费信贷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不可太大等,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现在通过4万亿投资极力扶持无限扩张的生产项目,而不是切实地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现在问题来龙去脉这次问题的发生,首先是2019年春美国次贷危机,接着是2019年春美国金融危机,去年秋天美国实体经济危机,美国国会通过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三大汽车巨头全部危难,这才真正冲击到我国经济运行,企业破产、裁员、倒闭等实体经济危机现象大量出现,接下来,针对可能引发以大规模失业和经济预期降低为主要表现的社会危机,我国政府开始出台保增长、保就业等强力措施。两千万农民工失业将影响上亿农民的收入,应届历届合计上千万大学生就业将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整个世界对经济预期都不是很乐观,都在忙着捂住钱袋!消费不乐观,生产又如何推动?四万亿元拉动内需全国人民都在喊“保八”,因为养活十三亿人至少需要四个增点、养活四千八百万新增人口至少需要两个增点、应对老龄化社会至少需要一个增点、环境保护至少需要一个增点。保八”只意味着保温饱。我国以四万亿建高速路、机场、救企业、上各种项目来拉动内需,再加上我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紧急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办大事的能力,“保八”的目标肯定能实现,但“保八”只是短期止痛,而不是永远去病。高速路、机场只能短期拉动内需,给企业输血只能继续扩张企业的生产能力,而穷人依旧是穷人,老百姓依然没钱消费。美国如何走出困境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工业产值下降一半,近十万家大小企业倒闭,1200万人失业,占全部劳动力的40%,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大量赤贫人口无家可归,只能在公园和其他场所露宿,社会内部暗流汹涌。十年繁华之后一夜之间经济一泻千里,社会动荡。危难之际,罗斯福于1933年从胡佛总统手中接过政权,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让美国人为之振奋。他还推出以工代赈救济最底层穷人的社会救济政策,以通过《社会保险法》首次在全世界开创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一页,以《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等首次赋予工会与企业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规范了劳资关系,最终,美国血汗工厂不见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绝对的穷人和富人成了少数,巨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经济危机也很快消逝了。我们如何应对危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是我们应对当前问题的策略。以政府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力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之困境那是小菜一碟,但更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让四万亿投资落到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上来。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重建,改变当前一小撮富人和普遍穷人的人群构成,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保障群众有钱可消费、有钱敢消费。一个和谐的社会,消费应该走在生产的前面,消费应该引导生产。我们要做的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要拯救的不是企业主,要主抓的不是形形色色的生产项目,不是为少数人带来利益的机场、高速路等大项目,而是要切实地维护好、保障好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没有庞大的有购买力,且敢于购买的消费群体,企业就永远没有前途!即使经济回暖,疼痛减轻,但顽疾仍然在,而且反复下去,真有可能导致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让我们最后再回忆一下教科书里的概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其阶级表现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教材还告诉我们,西方搞福利制度是为了缓和这一基本矛盾,但终究解决不了矛盾。我一直在想,我们当前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矛盾,同样需要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