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手段的使用及其原因

窦长江 2019-12-21 2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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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但周小川说过,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再独立,也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所以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但审批权应该是在国务院的。你查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看看,一把手是央行行长周小川,二把手就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我个人认为,这种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且适当的。国外标榜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于政府,也是胡扯的比较多。
麻益良2019-12-21 2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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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币政策目标是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包括: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利率稳定、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央行不能直接带来这些目的,却能针对它可以影响的变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货币政策的诸多目标之间常常有冲突,政策可以达到一个目标,但却也使另一个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际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单一目标,以稳定币值作为首要的基本目标;另一种是双重目标,即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兼顾。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中来看,无论是单一目标、双重目标或多重目标,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货币政策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目标不能偏颇和多变。此条答案由有钱花提供,有钱花是度小满金融旗下的信贷服务品牌,靠谱利率低,手机端点击下方马上测额,最高可借额度20万。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
    赵颜莉2019-12-21 21:20:02
  • 自1984年到1995年,我国一直奉行的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把银行信货作为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情况下,货币总量控制与信贷投向分配都由计划安排,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两个目标比较容易协调。但是改革开入以后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政策的双重目标并没有能够同时实现。1953年3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对“双重目标”进行了修正,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体现了两个要求:第一,不能把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放在等同的位置上。从主次看,稳定币值始终是主要的。从顺序来看,稳定货币为先。中央银行应该以保持币值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即使在短期内兼顾经济增长的要求,仍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基本立足点。二、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与操作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沿用了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即以贷款规模与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把贷款规模作为中介指标的理论依据是:货币都是通过贷款渠道供应的,“贷款=存款+现金”,只要控制住贷款,就能控制住货币供应。随着市场化金融运行体制的确立,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逐渐失去了两个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是资金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二是国家银行的存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迅速提高。因此,中央银行指令性的贷款规模不宜再作为中介指标,而应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变量。中国人民银行按月对其进行统计监测,以利于调控货币供应量。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主要有四个: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超额储备金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是基础货币、银行的超额储备金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利率;中介指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三、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步由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化。过渡时期共存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贷款规模、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与再贴现等数种,其中间接调控工具的作用逐步强化,直接调控工具的影响日趋淡化,如1998年我国已经放弃了贷款规模管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手段的运用也更加市场化。自1998年我国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不断调整,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运用频繁的政策工具之一。四、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第二,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第三,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第四,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综上所述,只有采用适用我国的货币政策,才能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龚学进2019-12-21 20:56:53
  • 我国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困难与对策王峨峰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从根本上要求对经济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为主要依靠货币政策。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任何现实的社会总需求都体现为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正是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来实现的。然而,近十年我国GDP增长1.6倍,速度较快,而同期的货币发行却增长了10.7倍。就1995年上半年而言,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依然很高,截止六月末,M增长32.8%,大大高于计划调控目标的23%~25%。这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好转态势过程中出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过热抑或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就是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倒逼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引发的货币需求,社会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引发的货币需求,企业效益不佳需要大量周转资金垫付的货币需求,等等,都迫使中央银行连年超经济发行,形成目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近年来全社会积累的货币购买力并没完全消化,到1994年末,全国市场流通中现金有7288亿元之多。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可以最大限度地折射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新颁布的中央银行法把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无疑是理性选择。然而,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难题,尚需创造条件,实施有效对策,净化环境,以使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二、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主要困难1.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表现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的积累。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是本身没有价值的商品流通的筹码,它的超量发行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性增长。但经济高速增长与货币超量发行有直接相关性。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有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以使其充当名符其实的“第一推动力”。在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时,尚可消化因需要而发行的货币;反之,将有一部分货币滞留在流通领域,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有专家指出,抑制通货膨胀一要管住货币发行,二要管住物价。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是现实的,所以,必须控制货币供给量,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决不可以牺牲币值稳定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2.固定资产投资膨胀。8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过热都是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不无相关的,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波动,各地通过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致使投资规模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比上年增长37.%,1993年比上年再增50.6%,1994年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年份,本应大幅度压缩投资规模,从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货币供应量。然而,实际投资大大超过13000亿元的计划额度,达到15900多亿元。现在,几乎没有不超预算的投资项目,而且普遍超预算40%到50%。有鉴于此,可以说投资规模膨胀已成为货币超常发行的驱动力。由于近三年我国的投资率均在40%以上,而且相当部分低效投资形成了不小的浪费,增加了社会货币存量,有些投资还进入了开发区和被炒得火爆的房地产领域,扩大了“缺口”,加剧了“瓶颈”状态,成为经济发展的硬伤,使以稳定币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运作起来困难重重。3.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造成消费基金增长过快,1994年消费基金支出的现金及对农村净支出的现金为1117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0.5%,全年的行政事业管理经费支出4701亿元,比上年增长36.4%,对农村净支出4757亿元,比上年增长15%。对消费基金的管理一直是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过快增长,不论是个人部分或是社会集团部分,都是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现金渠道出来的,最终会引发和推动市场物价的大幅度攀升,对通货膨胀的升级和蔓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基金过快增长象诱饵一样带来了货币过量发行,这对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非常不利的。4.企业效益不佳挤占信贷资金。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致导资金需求和使用上的无约束。在利益竞争的驱动下,以追加投资来扩大生产规模。然而,企业的不良债务和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数量型扩张冲动牵动的高投入必然给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带来困难。由于企业普遍缺乏市场观念,边贷款、边生产、边积压,盲目上项目挤占流动资金以及社会负担过重等原因,使之生产经营步履维艰,90%以上的流动资金靠银行贷款,而在经济效益不佳的状态下,非但不能如期归还,还要不断增加新的贷款来维持生计。结果降低了资金周转速度,扩大了信贷投放规模,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摩擦,表现为资金供给有限性和资金需求无约束性,1994年各项货款增加5148亿元,比上年多增加近310亿元,与GDP相比,这样的资金环境可谓宽松,但企业仍感资金紧张。据统计,目前国有企业根本无法归还的贷款约有12000亿元左右,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40%,占全社会资金总量的25%。这不单是新形势下银企关系问题,更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大问题。5.银行自身管理不善。目前,我国银行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形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法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目标难以运作的关键因素。首先,中央银行缺乏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没有形成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制,不能自主地调节货币存量;其次,各专业银行盲目竞争,在贷款管理上缺乏完整科学和行之有效的办法,重贷轻收,放贷容易收贷难。全国1994年度企业呆帐、呆滞贷款有7078亿元,是流通中货币5781亿元的120%。这是银行行为行政特色的结果。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国家势必以扩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势必推动通货膨胀,影响币值的稳定。再次,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长期以来,各专业银行被扭曲的体制和滞后的管理所困忧,不但信贷资产质量低下,而且贷款包袱沉重。每年投入大量的贷款又大部分被“三项资金”占压,造成贷款沉淀。一些企业借金融法规不健全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母体裂变、公款转储。目前,国有企业3000多亿元的亏损额绝大多数是银行的信贷资金,它直接影响了货币币值的稳定。最后,信贷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贷款的决策质量和管理质量影响着信贷资产的质量。然而,从信贷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上看,在腐败之风已染成信用腐败的环境下,在公开、严肃的借贷关系中,隐蔽着借贷双方的私利交易,当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合法渠道满足资金需求时,便会通过非公开不正当渠道及手段,甚至以利益打动信贷人员;从业务素质上看,现有信贷人员构成复杂,相当部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难以满足实施贷款管理和监督的需要,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执行货币政策也不会得心应手。
    齐晓敏2019-12-21 20:39:43

相关问答

1、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政府稳健的宏观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了要素市场化,支持了私有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水平

3、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央行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了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慢于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出现了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

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有谁知道目前中国确切的货币发行制度?问题补充: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二级及以上用户登录后可以上传图片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不解决货币发行机制这个最紧要的问题,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我们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思路,我相信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前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防患于未然。这样的想法如果真能落实,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惜,货币政策并非总如那么如教科书中的图形那样有效。当学者们所建议的货币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总是提出货币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加大力度,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实在没有办法交代了,学者们又会说这是由于市场非理性因素造成的。暂且把我与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我想起祖父周谷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的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让你听不懂,那只能说明他自己对讲课的内容没有理解透彻。我觉得祖父说得对,我听那些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们上课时,觉得金融学无比清晰,甚至是无比快乐的。他们讲着新奇好玩的故事,渐渐引导着学生进入新的思维方式,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自由王国。据此,我揣测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可能自己并不真的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凭着书本造就的感觉在预测未来。但货币政策既不是占星术,也不是某些学者的读后感,应该是围绕着本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操作。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倒是认为美联储其实并不是货币发行机构,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在资本市场。如果有公司股价大幅上升,美国就相应地投放了虚拟的美元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价值。因此,美国资本市场越发达,其货币发行规模也越大。他们的理念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比如:埃克森美孚公司新发现了个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1000亿桶,公司股价立马上升,市值相应增加了500亿美元,相当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500亿美元,如果有人要兑现利润,只要市场上的投资人普遍认同美孚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使其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更多的美元。所以,如果美国资本市场对某项资产的定价出了错,那么,经济就会遭重挫。2001年,纳斯达克对科技股定价错误就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如今的次级债也是相同的问题,市场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房地产价值的错误估值,导致市场原先发行的货币都错误地表现了不存在的价值。再有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用汇率来发行货币的机制。日本基本上实施的是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每收到一个美元,就发行一百日元。这个政策的效果短期很稳定,而长期则导致国内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的货币发行机制有些类似。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符合自身历史情况、现实需要的货币政策,其实都是正确的。我的观点是:先要有个货币发行机制,然后才有货币政策,这才有机会谈汇率水平。当然,对于日本和中国香港这样的货币机制,其货币发行机制就是汇率机制,两者是统一的。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和美国现在采纳的货币发行机制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过去,这些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制度,作为货币发行机制,这个制度在没有技术进步,只有靠掠夺发展海外贸易的年代里,或许是正确的。而工业化之后,财富大量创造,黄金储量却不能相应增加,最终货币发行制度和实体经济脱节,各项产品的价格都要暴跌,来重新使得货币发行符合黄金储备的要求。因此,废黜金本位也是正确的选择。现在,欧盟按照经济发展的增量来直接投放货币,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对企业新增价值的认同来间接投放货币,其实都是以实际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来确定自身的货币发行量,因此,这些制度从客观价值变动出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日本或者我国香港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或多或少地抛开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更多地体现了唯美元主义的思想。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时,尤其应该考虑货币唯物主义的观点。货币发行机制不解决,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2004年10月,央行第一次加息,我当时就提出加息将推高房价。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2019年7月汇改前水平的话,我准备再写一篇《减息压低房价》的文章交给《上海证券报》发表。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和当年预言加息推高房价时拥有同样的自信。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金本位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用抽象的教条的黄金作为货币,因此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欧盟的货币发行机制虽然使“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套机制仍然依赖于欧洲央行对经济运行的主观判断,只不过这种判断以三个客观指标为依据。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发行货币,看似完全符合实际,其实资本市场的估值不仅有客观价值基础,还有赖于投资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美国货币发行机制也有主观主义成分。这两种制度都有缺陷,肯定都还需要改进和发展。探讨各国货币政策的优劣,其实就是看哪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符合该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状,更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抛开唯物主义基础去讨论什么利率和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