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有谁知道目前中国确切的货币发行制度？问题补充：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二级及以上用户登录后可以上传图片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不解决货币发行机制这个最紧要的问题，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我们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思路，我相信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前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防患于未然。这样的想法如果真能落实，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惜，货币政策并非总如那么如教科书中的图形那样有效。当学者们所建议的货币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总是提出货币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加大力度，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实在没有办法交代了，学者们又会说这是由于市场非理性因素造成的。暂且把我与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我想起祖父周谷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的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让你听不懂，那只能说明他自己对讲课的内容没有理解透彻。我觉得祖父说得对，我听那些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们上课时，觉得金融学无比清晰，甚至是无比快乐的。他们讲着新奇好玩的故事，渐渐引导着学生进入新的思维方式，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自由王国。据此，我揣测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可能自己并不真的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凭着书本造就的感觉在预测未来。但货币政策既不是占星术，也不是某些学者的读后感，应该是围绕着本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操作。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倒是认为美联储其实并不是货币发行机构，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在资本市场。如果有公司股价大幅上升，美国就相应地投放了虚拟的美元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价值。因此，美国资本市场越发达，其货币发行规模也越大。他们的理念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比如：埃克森美孚公司新发现了个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1000亿桶，公司股价立马上升，市值相应增加了500亿美元，相当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500亿美元，如果有人要兑现利润，只要市场上的投资人普遍认同美孚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使其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更多的美元。所以，如果美国资本市场对某项资产的定价出了错，那么，经济就会遭重挫。2001年，纳斯达克对科技股定价错误就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如今的次级债也是相同的问题，市场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房地产价值的错误估值，导致市场原先发行的货币都错误地表现了不存在的价值。再有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用汇率来发行货币的机制。日本基本上实施的是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每收到一个美元，就发行一百日元。这个政策的效果短期很稳定，而长期则导致国内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的货币发行机制有些类似。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符合自身历史情况、现实需要的货币政策，其实都是正确的。我的观点是：先要有个货币发行机制，然后才有货币政策，这才有机会谈汇率水平。当然，对于日本和中国香港这样的货币机制，其货币发行机制就是汇率机制，两者是统一的。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和美国现在采纳的货币发行机制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过去，这些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制度，作为货币发行机制，这个制度在没有技术进步，只有靠掠夺发展海外贸易的年代里，或许是正确的。而工业化之后，财富大量创造，黄金储量却不能相应增加，最终货币发行制度和实体经济脱节，各项产品的价格都要暴跌，来重新使得货币发行符合黄金储备的要求。因此，废黜金本位也是正确的选择。现在，欧盟按照经济发展的增量来直接投放货币，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对企业新增价值的认同来间接投放货币，其实都是以实际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来确定自身的货币发行量，因此，这些制度从客观价值变动出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日本或者我国香港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或多或少地抛开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更多地体现了唯美元主义的思想。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时，尤其应该考虑货币唯物主义的观点。货币发行机制不解决，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2004年10月，央行第一次加息，我当时就提出加息将推高房价。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2019年7月汇改前水平的话，我准备再写一篇《减息压低房价》的文章交给《上海证券报》发表。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和当年预言加息推高房价时拥有同样的自信。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金本位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用抽象的教条的黄金作为货币，因此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欧盟的货币发行机制虽然使“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套机制仍然依赖于欧洲央行对经济运行的主观判断，只不过这种判断以三个客观指标为依据。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发行货币，看似完全符合实际，其实资本市场的估值不仅有客观价值基础，还有赖于投资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美国货币发行机制也有主观主义成分。这两种制度都有缺陷，肯定都还需要改进和发展。探讨各国货币政策的优劣，其实就是看哪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符合该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状，更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抛开唯物主义基础去讨论什么利率和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