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样?我国实行的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

黄爱爱 2019-12-21 20:08:00

推荐回答

结合2019年宏观经济情况适应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从我国2019年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尽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保增长压力加大时,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改革.着力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这些稳中有为的配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市场信心,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
黄石安2019-12-21 20:55:42

提示您:回答为网友贡献,仅供参考。

其他回答

  • 宏观财政政策1、含义:宏观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2、分类: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财政政策可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执行,它影响货币供给。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理想的均衡的一系列措施。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流通中的现金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外资政策等关系十分密切,必须实施综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币值稳定。根据央行定义,货币政策工具库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或贴现以及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从学术角度,它大体可以分为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价格工具集中体现在利率或汇率水平的调整上。数量工具则更加丰富,如公开市场业务的央行票据、准备金率调整等,它聚焦于货币供应量的调整。
    辛培尧2019-12-21 23:55:14
  • 现在我国的整体经济状况是向下的,准确的说,是全球的经济状况都普遍不好。我国目前主要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导。具体措施:央行降准降息,加入市场的资金投入。
    龙岚珺2019-12-21 21:19:01
  •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9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总结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今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使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会议强调,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科学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住基本民生、兜住底线。要健全督查激励问责机制,促进各方面奋发有为、干事创业。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会议号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齐方洲2019-12-21 20:38:26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19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19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19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19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19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19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1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19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19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19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19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具体调整建议: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龙庆亮2019-12-21 20:20:53

相关问答

1、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政府稳健的宏观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了要素市场化,支持了私有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水平

3、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央行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了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慢于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出现了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19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201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