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我国国内国际金融形式分析我国2019年货币政策走向

樊慧敏 2019-12-21 2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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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也被称为货币政策,是指各种主权国家,以实现其经济目标和使用方针,政策和措施,货币供应量或控制信贷规模的具体法规的总称,是一个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很多方面,货币政策的最关键的目标。在货币的许多目标的政策,中介目标特别显著。目前,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所谓的货币供应量是指组织的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补充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有时会使用一些额外的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的直接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工具,包括信贷和间接控制的工具。直接信用控制工具:信贷分配,直接干预,流动性比率,利率和专用存款上限。信贷间接控制工具: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点击看详细“中国法学中国人民银行”第23条规定,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使用六货币政策工具:准备金制度,以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再贴现政策再贷款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这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
赵骆伟2019-12-21 21: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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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币政策目标是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包括: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利率稳定、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尽管央行不能直接带来这些目的,却能针对它可以影响的变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货币政策的诸多目标之间常常有冲突,政策可以达到一个目标,但却也使另一个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在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际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单一目标,以稳定币值作为首要的基本目标;另一种是双重目标,即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兼顾。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中来看,无论是单一目标、双重目标或多重目标,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货币政策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目标不能偏颇和多变。此条答案由有钱花提供,有钱花是度小满金融旗下的信贷服务品牌,靠谱利率低,手机端点击下方马上测额,最高可借额度20万。官方电话官方网站向TA提问。
    黄电锋2019-12-21 21:07:45
  •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9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19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9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车序南2019-12-21 20:58:21

相关问答

结合2019年宏观经济情况适应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从我国2019年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尽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保增长压力加大时,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改革.着力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这些稳中有为的配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市场信心,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

1、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政府稳健的宏观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央政府稳步推进经济体系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打破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管制和垄断,促进了要素市场化,支持了私有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与研究改革、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水平

3、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央行审视“新常态”的阶段性含义与特征,长远且动态的看待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在加快结构转型和缓解增长过快下行之间取得了平衡。总体来看,受货币政策宽松推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慢于之前预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产下行和传统的采矿、制造业去产能周期中,国内银行体系出现了自主性信用收缩。因而,依然维持之前的经济预测,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股市、房地产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用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国政府相关利好政策的作用下,国内许多行业出现回暖迹象,其中作为经济增长助推器的汽车业和房地产业回暖迹象明显。相信通过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作用,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汽车业房地产业回暖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已经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先,国内股市遭受冲击。中国沪深股市在2019年10月达到最高6100多点后震荡下行,最低点到达1600多点,最后徘徊在2400点左右。尽管央行连续出台降低存贷款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股市依然没有大的好转。第二,美元疲软造成外汇储备的无形损失。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19460亿美元,其中美国债券占一半以上。美元的贬值无疑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蒙受巨大的损失。第三,出口下降。受外部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明显下降,不少结构不良的小企业纷纷倒闭。第四,GDP增速减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出口的受阻严重影响GDP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3%,出口对GDP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然而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9%,出口对GDP增长只贡献了0.8个百分点。第五,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减少、企业经济的不景气导致许多岗位流失,失业率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2019年第四季度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9.3个百分点,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人员的数量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的比例下降到0.85的低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同比增加了0.2个百分点。第六,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外部需求萎缩,企业效益下滑,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股票市场财富缩水、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也都促使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二、中国政府出台应对政策面对金融危机的来袭,中国政府果断出台相应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下面是出台的几个主要的政策:,中国将被认为是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中国经济的带动。我们且不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就中国国内而言,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发挥出作用。相信在宏观调控这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中国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
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有谁知道目前中国确切的货币发行制度?问题补充: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二级及以上用户登录后可以上传图片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不解决货币发行机制这个最紧要的问题,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我们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思路,我相信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前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防患于未然。这样的想法如果真能落实,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惜,货币政策并非总如那么如教科书中的图形那样有效。当学者们所建议的货币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总是提出货币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加大力度,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实在没有办法交代了,学者们又会说这是由于市场非理性因素造成的。暂且把我与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我想起祖父周谷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的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让你听不懂,那只能说明他自己对讲课的内容没有理解透彻。我觉得祖父说得对,我听那些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们上课时,觉得金融学无比清晰,甚至是无比快乐的。他们讲着新奇好玩的故事,渐渐引导着学生进入新的思维方式,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自由王国。据此,我揣测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可能自己并不真的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凭着书本造就的感觉在预测未来。但货币政策既不是占星术,也不是某些学者的读后感,应该是围绕着本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操作。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倒是认为美联储其实并不是货币发行机构,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在资本市场。如果有公司股价大幅上升,美国就相应地投放了虚拟的美元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价值。因此,美国资本市场越发达,其货币发行规模也越大。他们的理念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比如:埃克森美孚公司新发现了个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1000亿桶,公司股价立马上升,市值相应增加了500亿美元,相当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500亿美元,如果有人要兑现利润,只要市场上的投资人普遍认同美孚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使其兑现。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更多的美元。所以,如果美国资本市场对某项资产的定价出了错,那么,经济就会遭重挫。2001年,纳斯达克对科技股定价错误就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如今的次级债也是相同的问题,市场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房地产价值的错误估值,导致市场原先发行的货币都错误地表现了不存在的价值。再有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用汇率来发行货币的机制。日本基本上实施的是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每收到一个美元,就发行一百日元。这个政策的效果短期很稳定,而长期则导致国内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的货币发行机制有些类似。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符合自身历史情况、现实需要的货币政策,其实都是正确的。我的观点是:先要有个货币发行机制,然后才有货币政策,这才有机会谈汇率水平。当然,对于日本和中国香港这样的货币机制,其货币发行机制就是汇率机制,两者是统一的。我国从2019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在2019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难题。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和美国现在采纳的货币发行机制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过去,这些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制度,作为货币发行机制,这个制度在没有技术进步,只有靠掠夺发展海外贸易的年代里,或许是正确的。而工业化之后,财富大量创造,黄金储量却不能相应增加,最终货币发行制度和实体经济脱节,各项产品的价格都要暴跌,来重新使得货币发行符合黄金储备的要求。因此,废黜金本位也是正确的选择。现在,欧盟按照经济发展的增量来直接投放货币,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对企业新增价值的认同来间接投放货币,其实都是以实际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来确定自身的货币发行量,因此,这些制度从客观价值变动出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日本或者我国香港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或多或少地抛开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更多地体现了唯美元主义的思想。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时,尤其应该考虑货币唯物主义的观点。货币发行机制不解决,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2004年10月,央行第一次加息,我当时就提出加息将推高房价。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2019年7月汇改前水平的话,我准备再写一篇《减息压低房价》的文章交给《上海证券报》发表。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和当年预言加息推高房价时拥有同样的自信。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金本位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用抽象的教条的黄金作为货币,因此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欧盟的货币发行机制虽然使“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套机制仍然依赖于欧洲央行对经济运行的主观判断,只不过这种判断以三个客观指标为依据。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发行货币,看似完全符合实际,其实资本市场的估值不仅有客观价值基础,还有赖于投资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美国货币发行机制也有主观主义成分。这两种制度都有缺陷,肯定都还需要改进和发展。探讨各国货币政策的优劣,其实就是看哪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符合该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状,更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抛开唯物主义基础去讨论什么利率和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