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哪些政策

龙小东 2019-12-21 2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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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股市、房地产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政策,用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国政府相关利好政策的作用下,国内许多行业出现回暖迹象,其中作为经济增长助推器的汽车业和房地产业回暖迹象明显。相信通过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共同作用,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汽车业房地产业回暖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已经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先,国内股市遭受冲击。中国沪深股市在2019年10月达到最高6100多点后震荡下行,最低点到达1600多点,最后徘徊在2400点左右。尽管央行连续出台降低存贷款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股市依然没有大的好转。第二,美元疲软造成外汇储备的无形损失。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19460亿美元,其中美国债券占一半以上。美元的贬值无疑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蒙受巨大的损失。第三,出口下降。受外部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明显下降,不少结构不良的小企业纷纷倒闭。第四,GDP增速减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出口的受阻严重影响GDP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3%,出口对GDP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然而201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只有9%,出口对GDP增长只贡献了0.8个百分点。第五,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国外需求的减少、企业经济的不景气导致许多岗位流失,失业率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2019年第四季度的用人需求同比下降9.3个百分点,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人员的数量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的比例下降到0.85的低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同比增加了0.2个百分点。第六,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外部需求萎缩,企业效益下滑,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股票市场财富缩水、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也都促使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二、中国政府出台应对政策面对金融危机的来袭,中国政府果断出台相应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下面是出台的几个主要的政策:,中国将被认为是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中国经济的带动。我们且不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就中国国内而言,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发挥出作用。相信在宏观调控这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中国一定会保持稳定的增长。
路计庄2019-12-21 2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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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2019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的举动,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充分体现出来,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降温的政策需要累积一样,反降温的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奕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直到经济运行中已经不再因为信用短缺而出现货币信用流失的时候。当居民和企业对未来预期还不明朗的时候,当大家对货币的需求停留于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时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会表现为流动性下降与货币乘数下降的两重吸纳货币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较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会打折。2019年冬天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说2019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元泛滥的推动的人民币1:6.5倍以上投放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从紧举措,2019年冬天开始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反美元回流而出现的6.5:1通货紧缩威胁,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流出多少,央行积极向市场“注入”多少。因此,在降息的同时,放开信贷限制是理所应当的举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大动作放开信贷额度。从紧政策背景下的信贷额度控制并结合窗口指导,导致了2019年秋天前中国企业流动性紧张。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现急跌,就是实体经济信用萎缩后,经理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因此,为应对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第一部类入手,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基建、有色、钢铁、水泥、能源、交通等行业将形成生产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我们预期,从2019年冬天开始的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种持续的资金需求,必然随着投资规模因为地方的积极响应而扩大,从而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冲动性需求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鉴于对经济危机可能形成对经济下滑的威胁,经济下滑将导致失业率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时,商业银行将乐于积极合作为政策性项目放贷。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这种预期的潜代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即中国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快速地走出危机,但却可能受到内外需求萎缩的反向力量的拖累而再次回归到经济规律的基本面,换过话说,中国经济已经浓度界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时候,我们的积极的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应当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如果说1998年为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中国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如今,当中国外汇储备已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债主的时候,防止美元贬值而保卫国家利益的直接有效办法就是人民与美元比赛贬值。当前,国家政策上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这种政策性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国家居民补贴越多。这种补贴政策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主动地贬值,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中国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外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素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是中国地产业金融创新的升级阶段,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然与地产业相联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个大动作地产业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地产业一手联运上游系列行业的兴衰,一手又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及财富效应相联,中国为金融业相牵连。1998年开始的中国地产业革命是在以按揭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集团消费推动住宅商品化双重力量推动下实现的。2002年后,随着美元的倾销、中国WTO加盟而后形成的急剧的外汇储备推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物价上升,地产业持续了市场主导的五年的繁荣。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开始进入新一轮调整性的循环过程中。当前市场警惕并担忧的是,如果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优惠政策又享受可以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即彻底打破了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现在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式打击。中产阶级的财富如果因为地产业的“经济适用”冲击,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业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地产业的金融创新过度,中国的地产业危机可能因为政策“创新”过度,进而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负面效应。相反,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廉租住房计划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从而对火热的需求逐步降温。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各城市应当有供地计划,使老百姓对未来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因此,货币政策对于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首先在生产领域稳定自己,其次就得在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财富信心,同时还得联合国际上其它货币区如欧元一起限制美元霸权。因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一步是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通过上述过程逐步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化,但又与其它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上述四大政策的前景会如何?这是量与质的平衡与失衡过程,是中华民族能否在危险中把握机遇的问题。
    齐智勇2019-12-21 23:56:51
  • 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形势严峻复杂。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各国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应该共同采取措施稳定国际能源、粮食市场,遏制投机行为,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国际社会尤其应该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根据以上考虑,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各位同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关系日益紧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各位同事!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下大气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底,中国仅这些项目的建设就将投资近4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愿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各位同事!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东亚领导人就加强区域金融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把加强金融合作、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作为加强区域合作的重点,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区域财经合作;充分利用已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稳步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发展,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反对和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亚欧领导人也深入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同意充分利用亚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金融领域信息沟通、政策交流、监督管理等务实合作,有效监测、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各位同事!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关系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大事。让我们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樊拴良2019-12-21 22:02:03
  • 2019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中国在2019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19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19年和2019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19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不过,2019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19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齐晓娜2019-12-21 21:21:32
  •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一揽子措施,着力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增长,保障民生。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明显的就业问题,我国政府正确决策、积极处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缓解就业压力,稳定就业形势。特别是针对高校毕业生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重点人群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帮扶和鼓励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注重引导求职者扩大就业面,通过进行民营企业专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还开展了再就业援助行动,帮助求职者解决困难。此外,还组织开展了“春风行动”等活动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服务。通过实施上述举措,上半年全国的就业局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在社会保障方面,今年上半年,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开、通过了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部上调,并实施了社会保险五项缓缴和四项降低费率的政策帮助企业渡过暂时困难,稳定就业局势。上述措施的背后,是政府稳定经济,扩大就业,带领我国走出金融危机困扰的决心,我们全国上下戮力同心,树立起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相信一定能够早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我国经济新的繁荣。
    黄益惠2019-12-21 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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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政策应对恶化中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下已濒临衰退边缘,引发通缩忧虑,中国外需将持续疲软。中国政府已采取降息销售面积同比平均萎缩近30%,但除此之外的全国其它地区成交量只萎缩11%,明显好于主要城市,表明需求释放取决于购房能力。广州等城市今年以来在价格回调的情况下成交量没有出现大幅萎缩也说明,购房能力提升有助于引导需求的恢复。♦房地产能否提供缓冲?房地产在大幅减息的条件下有可能为经济下滑提供缓冲。美国IT泡沫破灭后以及日本“广场协议”后,政府大幅下调利率刺激了房地产市场而都使得整体经济避免大幅衰退。另外,分析显示除房地产外其它居民部门支出对降息并不敏感,政府支出对提振内需则有较大扩展空间。♦房地产股票可能先行见到企稳信号。如果大幅降息和房价的下调使得房地产市场企稳,房地产股票可能先行走出低谷。对于大市,历史经验表明,随经济周期的股市调整一般持续5-8个季度,美国、日本以及香港中资股走势与利率趋势的关系表明,经济下行初期,降息频率较快,而股市下跌速度和幅度最大,至减息后期,减息幅度和频率下降,股市下跌幅度也减小甚至见底复苏。目前中国从九月份以来已经开始大幅减息,股市已经大幅下跌,估值水平,特别是香港中资股的估值也逐步低于或者接近历史低点。虽然估值水平和盈利依然存在下调的风险,但总体市场将随着降息周期的深入而逐步进入长期投资价值区域。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三、政策建议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国研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陈道富:从危机的结果来看,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带有全球性的。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美国本土,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美国本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元又是全球最主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金融资产被全世界持有,不仅金融机构卷入其中,各国央行也深陷其中。在经济、金融联系如此密切的世界中,这么大的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不可能不波及美国以外,世界各国受到牵连在所难免。目前,危机还在扩散,已从单纯的次贷危机向其他消费贷款蔓延。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压力,股票、债券市场也面临危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资本金受到侵蚀,贷款会更加谨慎,也会有所收缩,加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下降,金融危机有进一步向实体经济传递的危险,进而再加剧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当前的情景看,危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危机的影响,既取决于危机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危机的处理方法,包括世界其它国家的应对策略。从目前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此次危机是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损失肯定不低于其八十年代发生的储贷危机,是否会达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谈到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如果控制不好,危机进一步恶化是有可能的。美国的这一次金融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中国。从金融的角度看,危机初期,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相对保守和封闭,中国的金融机构直接的对外金融交往并不多,没有大量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包括次级债、“两房”担保和发行的债券,以及破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等。但是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部分金融机构入股了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在账面上蒙受了损失。从总体上看,量还不是特别大,还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但亏损在金融机构的分布并不均匀,部分金融机构的压力较大,需关注。此外,中国政府持有大量“两房债券”和美国国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汇储备会有一定影响。但美国政府介入“两房”,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仍需要做好各种充分准备,毕竟美国政府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使得全球资金的移动出现变化,中国可能面临跨国资金的大进大出,这需要重点关注。从实体经济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给我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不完全都是负面影响。在危机恶化之前,世界面临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下行的滞胀风险。与此相一致,中国经济也面临较大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通货膨胀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居高不下。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调整,缓解世界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更重要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严重打击了国际投机势力,石油、大宗商品中的投机因素大大降低,价格快速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通胀的压力,舒缓了中国宏观政策方面面临的困境,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向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上。国研网:您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策略?陈道富:首先应该看到,美国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还能够把危机的影响控制在目前的水平,确实让各国见识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及美国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出的务实,既体现出原则性,也体现了艺术性,更不同于美国开给其他国家的治理危机处方。危机若发生在其它国家,肯定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也有不完善、不安全的地方,存在一定的漏洞,否则不会发生此次危机。国研网:中国央行于9月15日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是否是针对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救市措施?陈道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救市。这些国家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在处理危机方面比较有经验。此次救市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危机带来的过于剧烈的伤害。尽管央行此次发布调低“双率”的政策,时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给市场造成中国参与救市计划的联想。但从目前来看,政策更多的是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救市计划。调低“双率”的政策,是经过研究并在事前提出的,绝对不是随便出台的偶然政策。央行调低“双率”的政策,在保持对国内通胀可能反弹的控制的基础上,更重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当然,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消除了原有的某些不确定性,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助于中国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同时,这个政策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前瞻性的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影响。国研网: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从此次危机得到哪些启示?陈道富:危机远没有结束,现在谈启示有些为时过早。而且不同的人,视角不同,得出的启示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我相信,这次危机过后,不仅仅美国,世界各国都会从各方面进行深刻的反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等方面,都会有所突破。一是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政府信用介入等引起市场激励机制的扭曲,容易引起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最终都是要破的。或者说,金融的根在经济,过分脱离经济发展金融,最终是要发生危机的。但金融发展具有自我膨胀倾向。二是过于复杂的衍生工具,在带来流动性等好处的同时,也引起市场风险的承担主体和风险控制主体严重分离,不利于对风险的评估、控制。更重要的是,衍生工具大量表现为表外业务,现有的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措施还无法有效应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手段相当脆弱,尤其在高杠杆的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时更是如此。进一步研究并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三是金融机构的损失与实体经济的损失,其宏观影响差距极大。金融机构发生损失,将引起金融机构不得不多倍收缩资产,进而引起资产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进一步恶化金融机构的损失。尽快将损失剥离出金融机构,有利于控制损失的传递和多倍收缩效应。四是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受现有规则限制,该改规则的时候就要改规则,该注入流动性的时候就应该注入。在处理这次危机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解决问题,行政力量也很强大,该出手时毫不手软。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存在大量正反馈机制,或者说市场高度相关,并且恶化速度很快。保持市场必要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否则大量干预措施都会失去效果。因此,把握干预的时机,果断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危机时期,对部分金融机构的保护是必要的,必须保证有金融机构来实现必要的金融功能。国研网:反思美国的此次危机,中国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哪些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那些应对措施?陈道富:我们除了可以就事论事的从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策略等方面,反思美国的这次危机,还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如重新思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思考金融的内在不稳定等理论问题。谈到应对措施,我想危机已经发生了,我国也已经受到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做的,一是尽可能减少现有损失,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在减少损失方面,中国要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加强与美国各界的沟通,特别是政府沟通,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同时,我国应认真研究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形势,避免错误的投资。二是应充分评估金融机构的损失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尤其要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防止损失在国内的传递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国研网: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对于中国构建金融安全体系有哪些借鉴意义?陈道富: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的表现,确实让我们见识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中国在构建自己的金融安全体系时,最核心的是如何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对风险和危机的防范,使金融体系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抵抗力。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需要加快金融的对内自由化,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其次,金融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加强有效监管是很重要的。监管部门需要与市场主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陷于“主管部门”,同时应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更多的从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户和储户的角度加强监管。再次,需要尽快建立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我国已经有了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避免将其简单的作为救助金融机构的工具。最后,还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危机处理预案和协调机制。美国在这方面的协调响应机制值得中国借鉴。虽然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之间也存在争议,但在一些基本原则方面能达成共识。当前,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应严格资本账户管制,密切关注各类资本的跨国流动,防止由于国际资金的大进大出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同时,协调好汇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长。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金融安全的根本。
东南亚金融危机未直接冲击中国经济,但间接冲击很大。中国不会发生东南亚类型的金融危机是基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外部经济因素和体制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内部经济和金融制度不同。从第一个方面看,首先,中国没有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此这里不存在借入本国货币投机的问题,同时也不存在外币的自由兑换,因而间接资本流动的渠道是不畅通的。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和严格的行政管理使投机商愿意选择其他国家。如果投机并且成功,尚需要等待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得到的好处之一是,我们有了推迟开放金融市场的很好的理由,并且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从第二个方面看,我们与东南亚国家一样,有不良的债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决定了我们尚不会发生类似东南亚的金融危机。1995年中央银行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贷款总规模,类似于西方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的作用对主要的贷款人来说还是有限的。中国官方宣布的不良贷款为5-6%,不良贷款主要分为三类:即逾期贷款增长了6.6%,这仅相当于去年的一半,零售物价指数为2.1%,消费物价指数仅增0.03%。回您:许多资料汇总,不是一家网站的,用搜吧.http://www.baidu.com。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9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19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9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